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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迪亚人来说营养不良是比疾病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普拉卡什决定教他们耕种。耕种与很多马迪亚人所持的信念有所抵触，挖地就像是切割母亲的身体，但是普拉卡什在自己土地上高产量的示范确实让马迪亚人印象深刻，最终他们接受了他的技术。对普拉卡什来说，这一介入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当地人的健康。他认为，如果马迪亚人能够种出庄稼，他们就不需要那样频繁地狩猎，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青春期的巴巴在这片森林中狩猎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到处可见鸟类、猴子以及许多小型动物。普拉卡什是玩着蝎子长大的，他喜爱所有的动物，不管它们有多丑或者多危险。若存在任何可以让马迪亚人减少猎杀动物的方法，他都会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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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开办后不久，有一天，一些马迪亚人抬着一只被杀死的母猴子经过，活着的小猴子还紧紧地抓着母猴子的毛。他们打算把两只猴子都吃掉，但普拉卡什用一袋大米将小猴子换了下来。他用瓶子喂猴宝宝牛奶，让它在房子里生活。当他出去散步时，它就坐在他的肩膀上；它也喜欢骑在普拉卡什家小狗的背上。这一交易不胫而走，更多的动物宝宝被送了过来。普拉卡什和他的妹夫维拉斯·马诺哈尔照看它们。随后，他们收养了一只叫拉尼的小熊，它陪伴他们去河边散步，如果有人靠近，它就朝那些人咆哮。他们养了鹿、羚羊、狐狸、土狼、孔雀、蛇和松鼠。学校运营起来后，他们让部落的学生承担喂养动物的责任，希望孩子们会将它们看成宠物而不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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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们喂动物素食，但自从有两只小豹死于这一饮食计划后，第二次小豹再被送来时，他们就喂它吃肉了。他们并不为了吃肉而杀生——他们放出话给村民，说如果有动物死了他们愿意收购。豹的幼崽和熊的幼崽一样，在诊所周围的领地上自由地漫步。另一只小豹陪伴阿尔蒂（普拉卡什收养的女儿）去上学，直到它长大到会吓到其他孩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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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对自己与动物相处的方式充满信心，哪怕是不认识他的新动物。他继承了一只愤怒的成年豹，它之前一直被森林部门用链子拴着。它以前的负责人请他一定要小心，别让它挣脱了铁链。然而，普拉卡什立即就解开了它的锁链，将自己关进了笼中。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似乎可以让哪怕最凶猛的动物解除武装：他无所畏惧，有天然的权威感，同时有种慈母般的魅力——一种亲切的、滋养的、耐心的和有吸引力的品质。他甚至与蛇交朋友，哪怕是几分钟内就能让人毙命的金环蛇。他的信心并不总是值得辩护的。有一次，他差点死于一条毒蛇之口，当时他正抚摸着它；熊也曾向他冲过来。他的二儿子阿尼克特继承了他对动物的无畏。阿尼克特才十岁时，就试着接近一头豹——这只豹小的时候和他一起玩耍过——受到了攻击。那只豹没能认出他，普拉卡什只得将阿尼克特从豹子嘴中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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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莫卡萨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得到了改善。巴巴带来几个瑞士志愿者，他们帮忙建造合适的房屋、救助站和钻井。有一次，他们得到了一台以煤油为动力的冰箱，那是从不列颠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古董。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一个侧面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了：丛林周围的叛乱分子帮派变得越来越暴力。他们破坏交通工具，引爆炸弹，杀人强奸，冲进村子索要食物。在一九九〇年左右，电力最终进入了贺莫卡萨。几年以后，贺莫卡萨有了第一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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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各种各样的人听说了这个项目并帮助筹款，但是普拉卡什从没有在筹集资金上做过什么努力，他不觉得有那个必要。他会利用已有的资源来推进工作，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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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巴巴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声明：他将永远离开阿南德万，搬到西面六百公里处的纳尔默达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去，以此来表示对需要迁移几十万人的大坝工程的抗议。事实上，社会上已经有了反大坝运动，而他并不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几乎无法出行，他只是要住在纳尔默达河边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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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震惊了，很多人非常生气。他怎么能不打招呼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怎么能这样轻易地抛弃所有那些将自己的人生奉献出来与他一道工作的人呢？他究竟为什么要对阿南德万做这样的事情？国家的第一任首相尼赫鲁将大坝称为“现代印度的殿堂”：大坝不仅仅是一个基建工程，还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很多捐赠者都不再捐钱给巴巴的项目。那些本来就不喜欢巴巴的人则趁机提出最坏的揣测：他太无聊了，想要得到关注。巴巴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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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在纳尔默达河边住了十年，但后来还是回来了。他对那里倒是挺满意的，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河水，身处纳尔默达运动的情感中心。但是泰很悲惨，她想念家人，想念那些孤儿、盲孩和她以前每天都要去拜访的老人们。在阿南德万，她总是很忙，总感到被需要，可是现在她无事可做，觉得自己一无用处。这渐渐影响了她的精神状态。她一天中会花很多时间睡觉，而且总是在哭泣。最终，巴巴同意搬回阿南德万。他讨厌违背自己死在纳尔默达河边的誓言，但是泰为他奉献了一生，他知道现在他必须为她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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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已经快要九十岁了。他病得越来越厉害，需要更多时间待在医院。他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浑身动弹不得。人们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于是说得越来越少。他在九十三岁时离开了人世。对维卡斯来说，巴巴的死改变了一切。“我被父亲牵制了三十五年，”他说，“我从没有过家庭生活。我在思想上、行为上和精神上全天二十四小时受到父亲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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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去世那段时间，普拉卡什的项目开始为外面的世界所知。十七年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离开过贺莫卡萨，也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当时这很适合他——他喜欢将自己埋在工作中，不需要出去和人们交谈。但现在他获了一个又一个奖，被请到海外的马拉地会议上发表演讲。普拉卡什不喜欢说话，即使在私底下也是这样。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批判巴巴。让他们说去吧，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从不谈论巴巴，而维卡斯会。但是他听说讲演可以换来工程所需要的经费，于是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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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目光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工作，而这时，普拉卡什和曼达基本上已经退休了。狄冈和他的妻子阿娜哈运营着医院。阿尼克特认定，为了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有一定的公开性，于是他致力于通过社交媒体和巡回展览散播消息。他的妻子萨米沙在学校工作。游客过来参观时，普拉卡什会带他们到动物孤儿院去转转，向他们展示：他和豹一起玩耍，把自己的手放到它们的嘴里；喂熊吃东西；把一动不动的蛇捡起来，绕到自己孙子的脖子上。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坐在屋外院子里那把塑料椅子上，烤着他在寒冷的早晨点燃的一小堆篝火，和顺便来访的某个人聊天。有时全家人会在黄昏的时候去河边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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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依然很健壮，能够继续工作，但在印度，六十岁退休是个惯例，而且他也希望狄冈能够不受他干涉地将医院运营下去。他并没有感受到驱动着巴巴和维卡斯的那种总是想修正这个世界的激情。他在丛林里开办了一家医院，并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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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八章 醉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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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如果一个人有点小钱，他可能去买醉。生活中艰难的部分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温暖。然后不再有孤独，因为他可以在脑海中想象朋友的存在，也能够发现自己的敌人并消灭他们……他喜欢一直这样醉着。谁说这样不好呢？谁敢说这样不好呢？牧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沉醉类型。瘦弱无趣的女人？她们太不幸了，不会理解这些东西的。改革者？他们生活得不够深入，也无法体会。不，星星是那样近，那样亲切，我与世界结成了兄弟。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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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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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的近代史，至少在西方，是与酒精史分不开的。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圣者与性断绝了关系：性是人们常会沉溺其间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这种断绝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贞洁是一条更高的、神圣的路，为侍奉圣者而保持着力量和纯洁。但贞洁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它看上去更像一种病态而不是一种美德。随着时间的推移，贞洁的美德被替换为节制。放弃酒精对现代行善者而言是一种禁欲主义，饮酒和性一样，是一种人们常会沉溺其中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断绝酒精与性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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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和喝醉，都是为了好交情而有意降低自己。你一时放任自己沉湎于生活和命运，允许自己变得更愚蠢，没那么独特。你的界限变得模糊，你打开自我，感觉与周围的人连接了起来。你甩开道德上的顾忌，并怀疑就是这些顾忌阻断了这种连接的感觉。你对你的同胞感受到更多的同情，但与此同时，因为你醉了，你也让自己陷于爱莫能助的境地。所以，喝酒就相当于在说，我是有罪的，我选择不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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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禁酒令——短暂而注定失败的禁止酒精生产与销售的尝试——看起来像是关于道德界限的具有象征性的一课。禁酒令失败以后，你能指望的唯有这些美国人自己意识到这点。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快乐，但试图把整个国家朝圣洁的方向推得太远可能会适得其反，将它的公民变成不尊重法律的愤世嫉俗的伪君子。试图把一种过分的美德强加到一个民族身上只会得到更坏的结果，让罪恶在地下秘密滋长。禁酒令是一个里程碑，然而酒精对行善者还有另一个更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与禁酒令大约同时模糊地出现，而后成长，被压抑、扭曲了几十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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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禁酒令在美国产生效果的时候，一个美国路德派传教士在英国创办了一个基督教团体，后来被称为牛津小组。它为成员设置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得努力去达到所谓的“四个绝对”：绝对真理，绝对无私，绝对纯洁，绝对的爱。这个小组信任严格的自我审查，给他人造成伤害要予以赔偿，并相互帮助，在道德的道路上保持前进。他们相信应该将生命交给上帝，并相信醉酒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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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深秋，做过投资顾问如今整日酗酒的比尔·威尔逊被一个曾经酗酒的朋友介绍进了牛津小组的纽约分部，他的朋友相信这个团体能帮他摆脱酒精。威尔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死不悔改的老烟枪，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去参加了一次聚会（醉着）。几天以后，他在一家医院看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幻象，就再也不喝酒了。次年，威尔逊与另一个酗酒者鲍勃博士创办了后来被称为“匿名戒酒者”的协会，在制定新协会的策略时采取了牛津小组的一些思路：自我审查，做出赔偿，把生命交给更高的力量，通过帮助其他酒鬼来保持自己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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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从牛津小组向匿名戒酒者协会转变的过程中，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匿名戒酒者协会的成长与其前身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催生了一个更加不同的针对嗜酒者家庭的姐妹组织——戒酒者家庭互助会。首先，匿名戒酒者协会把本是一种罪恶的醉酒重塑为一种疾病。若干年后，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把本被认为是善行的事情——努力让一个酒鬼停止饮酒——看作是相同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两者都是相当激进的创新，但后者有着更深远的道德上的影响。毕竟，不论酗酒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罪恶，两种定位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把酗酒说成什么，它都是糟糕和有害的，没有它世界会更好。但如果某些类型的帮助——尤其是酗酒者配偶那纠结的、磨人的与投入的帮助——也被认为是疾病的一种表现，是某种应当被治愈的东西，这会让道德行为的领域显示出惊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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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威尔逊的妻子路易斯是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共同创始人。当路易斯第一次遇到比尔时，比尔滴酒不沾——当时他的父亲酗酒，他很害怕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他们结婚后不久，他开始少量地喝点，后来越喝越多，但路易斯并不为此担心。比尔爱她，而她富有魅力，她确信自己可以让他停下来。作为一个年轻女孩，路易斯做着可以将坏人变成好人的白日梦。她曾经有这样的幻想，当她抓住一个正在把她的家当装入布袋的窃贼，她不会生气，而是会温柔地同他讲道理，她闪烁着光辉的道德魅力，最终激发出他想要成为好人的欲望，把她的家当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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