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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为各种事情操心。要是那些流浪汉一把火把教堂给烧了呢？要是其中一个受伤并被起诉了呢？要是某个流浪汉攻击别人，或是骚扰女童子军或男童子军呢？事情变得很尴尬。那些不想建庇护所的人开始了一个以摆脱她为目的的运动。她对她的会众说，这是你的教堂，你终生都拥有这个教堂，你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如果有人必须要走，那走的应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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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她建议，不把教堂当作庇护所，而是把她的家即牧师公馆给那些人用——她和她的家人搬到另外的地方住。人们同样不喜欢这个想法，他们希望牧师就住在牧师公馆里，而不是一大群流浪汉住在那里，但这听起来比让他们住在教堂里要好点，最终会众投票同意了。很多人都威胁着要离开，但最终没有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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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搬了出去，第二天流浪汉就搬了进来。搬出去是容易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每次他们去国外传教就要抛弃所有东西，等再回来时，他们就借东西来用，或者人们会将自己不想要的老物件捐给他们。通常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金伯利会对理查德说，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二十年了或二十五年了，但还从没有拥有过一个沙发。某天她对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沙发，但这也就是说说而已。如果到现在上帝都没有为他们安排一个属于自己的沙发，那么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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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伯利成长的过程中，倒是有沙发而没上帝。她父母告诉她，他们是在教堂茶话会上认识的，但那其实是个酒吧。她爸爸来自俄克拉荷马，在战时服完了兵役，来芝加哥继续大学学业，完成工程学方向的毕业作品。她妈妈是一个捷克移民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当时在酒吧上班。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五个小孩，金伯利是其中最小的，出生于一九五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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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的父亲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选择这份职业部分是出于专业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出于热爱。他们在全国不断搬家，一年一次、两次、三次，以便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他总是在看其他州的不动产广告——密歇根州、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考虑下次搬家会去哪里。在那些日子里，他是个醉鬼。他喝酒最厉害的时候金伯利还很小，她说她不记得了，但在她长大一些后，有很多次他从车上摔下来后会消失数日，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家里总是会发生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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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父亲最终停止了酗酒，开始去匿名戒酒者协会，不过到那个时候金伯利的两个最大的哥哥却开始酗酒了。那时她正在上高中，她最大的哥哥戴维是个瘾君子，总是被逮捕，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在死寂的黑夜里，总有警察重重地敲响她家的大门。他将一些令人害怕的朋友带回家，那些朋友勒索、偷窃，戴维也跟着勒索、偷窃。她父母为这些事情而争吵，但也无济于事。等金伯利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戴维差点被人打死，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他非常讨厌，完全不顾及他人，也从不为任何人做任何事。他的生活是如此混乱，一件坏事接着一件坏事，他的死讯似乎只是其中一件坏事而已。多年以来金伯利目睹了这一切，对戴维而言，事情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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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她二哥蒂姆。他也是个酒鬼，但对他的小妹妹很好。他是个嬉皮士，总爱到处转悠，遇到人就带他们回家吃饭或待着。后来，他变得无家可归。他告诉金伯利他想要成立一个袜子会：人们总是给那些流浪汉捐大衣，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要给他们捐袜子，而他们很需要袜子。他最后生活在拉斯维加斯，那里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与大量酗酒者。最终，他结了婚并设法重新开始工作，但那个时候酒精已经毁了他的肾脏、肝脏和心脏，最后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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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她哥哥们身上发生了那些事情，金伯利发展出了一种被她父亲称为盲目乐观的人格特征。她总是认为人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善的，事情总会有好结果。她父亲告诉她，她并不理解这个世界，她长大一些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也并不想改变什么。在她去国外传教之前，她担心见到太多的贫困与绝望会令她心肠坚硬——她不得不避开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因为那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事实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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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幸福的孩子，但也注意到了痛苦。她总是将迷路的动物带回家，这让喜欢保持房子清洁的妈妈感到很厌烦；她看到杰里·刘易斯为肌肉萎缩症拍的电视节目时哭得一塌糊涂；为了步行募捐，她会走好几公里；她将自己兼职当保姆挣来的钱捐给大街上看到的人。她父母认为这很怪异，她对他们说，她喜欢捐东西。但是她从未将任何事与上帝联系到一起，直到她十三岁。那时她住在阿肯色州，她的一个朋友带她去了镇上的南方浸礼会教堂。在那之前，她连进教堂都有点害怕，但那一次她进去后却感到自己像是回到了家。她想，我要找到一种能留在这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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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那种由几个家族控制的、女孩独自前来都会引人注目的小教堂。这是一间大教堂，组织良好，有青年唱诗班、青年团契和很多小孩子的项目，很快她就一天去两次了。她父母都不信教，他们担心她会变成一个怪人，担心这间教堂宣扬某种狂热崇拜。她妈妈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正变得狂热。金伯利回答，她觉得这正是上帝想要她做的。她从没有试着让家里人和她一起去教堂，也没有人这样做。在大学里，她主修社会学和宗教研究，并在附近的几所教堂里参与几个儿童项目。有一天，一个教堂的牧师问她，是否考虑过成为一名被任命的牧师。她吃了一惊，她以前并不知道女人也可以成为牧师。但当这个念头呈现在她面前的瞬间，她意识到这正是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种在教堂里度过余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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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她遇见了理查德。理查德和金伯利来自同样困难的家庭，只不过造成困难的原因不同。他在巴尔的摩西南部长大，那是相当艰苦的地区。他父亲在米德堡的部队工作，在一所老学校做纪律督查。他期望别人对他绝对顺从，如果不是这样，他会很生气。当他下班回来时，家里的晚餐必须已经准备好了。等他吃完饭，他会起身去看电视直至上床睡觉。孩子们在饭桌上不许说话，在他离开餐桌后不能再吃东西。理查德还小的时候，他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去过几次教堂，但有一年复活节前夜有人偷走了他们家汽车的电池，理查德的父亲将这件事看作一个征兆，再也不去教堂了。理查德关于父亲最好的记忆是他们两人在一九七二年艾格尼斯飓风来临期间冲进雨中，在山底下救助被洪水淹没的家庭，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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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认为他的父母对孩子没什么感情。上了大学之后，他搬到了离校园只有八公里的地方居住，对他母亲而言，他就此离开了，她从没联系过他。后来，等他学会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判定母亲缺少人类的同理心。或许是由于他父母与他相处的方式，或许是他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像他父母，理查德很冷淡，几乎总是沉默不语。他看起来似乎很严厉，对人爱理不理，迟钝到了粗鲁的程度。他看待一切事情都是非对即错，没有任何中间的灰色地带。金伯利的妈妈很不喜欢他，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就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了帮理查德获得足以应对牧师职责的社交能力，金伯利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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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从马里兰的寄养所领养了最大的孩子，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女孩，那时她才六个月大。领养了萨拉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彼得。不久以后，当他们被分派到格林纳达做传教士时，他们又收养了凯西，当时她无家可归。凯西最后到了看护中心。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叔叔朝她头部摔了一个酒瓶，损害了她的大脑。她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最终留下了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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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并没有事先仔细考虑过这些事情，她没有计划要收养小孩，事情就那样发生了。很多人认为他们收养一个混血小孩是错的，而收养一个外国黑人小孩并将她带离自己的出生地更是错上加错，不过这一切对金伯利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她并不在乎孩子是什么肤色，只要他们需要一个家。在她和理查德去国外传教的过程中，很多人看见他们已经收养了一个黑人小孩，也请求他们收养自己的孩子，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但金伯利拒绝了，她并不想让孩子离开他们的父母。另外，她感到三个孩子已经足够了。他们不是孤儿院，而是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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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他们结婚前不久，金伯利和理查德申请了一个传教任务并被分派到了安圭拉岛9。这次派遣和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原本期待看见上帝的教会的另一个部分，看见更大的世界，然而安圭拉岛长二十六公里，宽五公里， ；共有六千名居民，他们的世界非但没有扩大反而显著地缩小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喜欢上了那里的地域亲切感：他们了解每个人，每个人也了解他们，要走出去或者谈生意没有长期的交际是不可能的。周日他们会开着车在岛上转悠，在几个不同的教堂里布道。这里和美国非常不同，在美国教堂是很边缘的，而在安圭拉岛，教堂是一切的中心。那个地方是那样小，她发现自己无须任何努力就已经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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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搬到了岛上，而困难也开始呈现出来。彼得总是生病，不生病的时候又总是受伤，这使生活在一个没什么医疗救助的地方变得很艰难。彼得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会吃东西，必须被强行喂养；他在婴儿期得过败血症，随后到他们上任的时候，他又被葡萄球菌感染并迅速发展为全身病变。金伯利把水烧开了再用，把他的尿布放水里煮，用含氯的消毒液浸泡绿叶菜，但他还是会生病。离开安圭拉岛之后，他们被分派到了另外一个岛，格林纳达。在那里彼得掉进了一个排水沟，一根污水管刺穿了他的腹部。他还被蜜蜂叮咬，有过一次过敏性休克。后来理查德也生了病——他中风了，还得了登革热。不过他们都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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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格林纳达后，他们回到了美国，这样理查德才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有了这个学位他才有在海外神学院任教的资格。他们本来要去津巴布韦，但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恶化，他们没有拿到签证；后来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改派他们到莫桑比克。因为派遣是最后一刻下达的，他们连一个葡萄牙语单词都不会说就上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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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九三年，十五年内战刚刚结束，这个国家处境困难。搞清楚如何捐献是很难的，捐助需求极大。如果金伯利设法给某个小孩食物或一瓶水，一大群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跟上来。理查德在城外的一所泛基督教神学院教礼拜仪式，她则为农村教会编神学读本，去妇女中心工作，开办研读《圣经》的课程，并教当地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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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传教士曾被撤离或驱逐，因为那些地方在打仗之前是不能逗留的。金伯利不知道当她到达那里时会被如何接待：人们会觉得教会曾经抛弃了他们吗？但她发现在很多地方，人们一直在等待，就好像知道总有一天教会会回来似的。从传教士的角度看，莫桑比克是令人愉快的。成百上千的人涌入教堂，年轻人、老人，每个人。金伯利感受到了她在美国从没有感受过的——你能提供上帝的话语，而人们总是觉得不够。首府的人到教堂里去，乡村的人则聚在树底下举行仪式。好像在几十年的不幸与压抑之后，某种宗教情感一涌而出，他们来寻找上帝。她想：我可能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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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会放弃传统的信念，但理查德和金伯利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传教士一样，开始感到过去的传教士对此太严厉了。比起只接受那些准备拒绝他们所知的一切的皈依者，欢迎人们进入教会并采用一套混合的信念要更好些。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这些信念彼此接纳，比如说，先祖看护着你的信念和圣人的信念就很契合。当然，有些习惯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一夫多妻制就很棘手。但如果这种婚姻已经是既成事实，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只能接受，并抱有乐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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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伯利对教会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人们还是不理解她在那里做的事情。他们想知道她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她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她会从他们那里拿走什么吗？如果真是这样又会怎样呢？他们看到萨拉和凯西都不是她自己亲生的，于是他们假定她一定会让她们当仆人。当她解释说她们并不是仆人而是她家庭的一分子时，他们感到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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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理查德在大街上被袭击了，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袭击者偷了他的钱和衣服，并掐住了他的喉咙直到他倒下去。袭击发生在大白天繁忙的大街上，但没有人上来帮忙。正是这一点让理查德感到愤怒——对他而言，没有人来帮忙比受到袭击还要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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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天，他们全家驾驶着卡车从北面驶离马普托。金伯利曾将一些神学材料编在一起，他们打算去农村地区会见几个非官方的牧师，把文献交给他们，并组织专业的培训。他们的第一站是一家卫理公会医院，他们将卡车留在锁起来的医院院子里，和当地的一个传教士去吃饭，等他们再回来时，卡车车门已经被撬开，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不只是他们的衣服，还包括金伯利准备的宗教文献。警察对他们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邻镇的超市，因为他们的东西很可能在那里被出售，他们能够用不太多的钱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他们开车到镇里，理查德走进了超市，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注意——这是个小镇子，他们引人注目。许多人很快就围着卡车聚集起来，大家看见凯西以后（当时她大约四岁，坐在卡车后面）指着她大声叫嚷起来。金伯利花了些时间才弄明白他们在叫嚷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人越聚越多，威胁也越来越大——一共聚集了几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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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叫嚷说，金伯利是中国人，绑架了莫桑比克的孩子凯西，为了她的器官要把她卖掉。他们叫嚷着要把孩子要回来。人们开始使劲击打卡车，撕扯着车厢上轻薄的铝合金车皮，三个孩子缩成一团，萨拉和彼得用他们的身体护着凯西。在之前的抢劫中车皮已经被撕开了，口子越扯越大。等理查德回来的时候，他对人群挥舞着凯西的护照以证明她是美国籍，不过人们仍然大喊着护照是假的，并不断撞击卡车，试图将凯西抢过来。最后，警察到了，朝天空开枪，他们才得以将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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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们发现彼得的心理有些反常，需要治疗，所以教会准许金伯利休病假，带彼得和凯西回家并评估这一损害。金伯利的父母请求她不要再回莫桑比克，甚至教会中也有人希望他们留在家里，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回去。他们不想放弃已经开始的工作，不想被说成是传教士在莫桑比克遭到攻击，不得不撤出来，那会让接替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当教会正处于令人激动的扩张中，急需帮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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