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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说：生活是有风险的。你在家也可能受到攻击，也可能生病。她觉得他们做出了一个承诺，她想遵守它。她觉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好事，她想完成它。人们对她说，他们绝对做不出她所做的事，去到类似莫桑比克的危险之地当一名传教士。但她想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对他们说，为什么做不了？收拾你的行囊，出去走走，看看我如何帮助别人。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多。去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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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六年，金伯利和理查德被派到塞内加尔。这次真的是一次传教之旅。这国家的人口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穆斯林，不存在卫理公会的教会；这里的据点只是象牙海岸卫理公会大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但是首都达喀尔是移民聚居之地，那里有很多人想到欧洲去，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牧师的卫理公会教徒，于是金伯利和理查德去那里为他们建立教会。教会建了一些卫生所，他们为幼儿分发营养剂，为人们做糖尿病检查，还提供小额贷款。教会在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这件事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即使它成功了，情况也会很复杂。如果一个塞内加尔人变成了基督徒，他会被逐出原本的生活环境。穆斯林通常会拒绝与叛教者做生意，所以叛教者，乃至他的整个家庭，都很可能会活不下去。为了帮助刚刚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摆脱困境，避免这一类的灾难，过去的教会会雇用他们为教会工作。金伯利明白这个原因，但同时这也让她不舒服——这就像是在为改变宗教信仰买单，这种感觉令人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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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让他们住在海边一个村庄的房子里。食物是个问题。面包由政府补助，所以他们总能买到，但要弄到其他食物就困难了。有个男人带着六个土豆经过，她想买下它们，但又担心如果她把这些土豆全买了下来，下一个人就要挨饿了，于是她只买了两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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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的地方对待女性很保守，金伯利并没有多少能做的事。理查德可以到处去布道和施洗礼，但没有人会接受一个女牧师。对凯西而言甚至更难。萨拉和彼得现在已经长大了，可以靠自己生活，但凯西和父母去了塞内加尔，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女孩和年轻女人总是待在屋子里。由于凯西是个年轻的美国女人，也由于她智力上的缺陷，她外出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上来盯着她看。没过多久，她就不再出门了。她从没有和父母之外的人说过话。金伯利觉得，让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一直待在屋里是一件可怕的、有违天性的事，但让她出去却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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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试着在网上完成自己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业。她本来是一个阳光爱笑的孩子，但几个月之后，她变得抑郁起来。金伯利很不愿意看见凯西如此痛苦，但中断教会的委任对她来说似乎也不可接受，她希望他们能够应付过去。事情总会有所好转的，她想，以前也总是这样。但是事情并没有好转，金伯利越来越担心和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开始害怕这段经历会摧毁凯西的生活。她感到她对教会的奉献是绝对的，就像她对凯西的奉献一样绝对，但教会可以让很多人来塞内加尔传教，而凯西却只有一个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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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打电话给主教，询问她是否可以回家。这时，不可思议的好运到来了——“那些属神的事之一”，金伯利想，就像她经常想的那样——就在她决定不能再让凯西留在塞内加尔之前不久，埃塞克斯教会的牧师突然去世，主教把这个职位给了她。这之后不久，同一区域的另一个适合理查德的职位也空了出来。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以至于她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她知道在塞内加尔的艰难岁月自有其原因，她相信这一艰难岁月的结束也自有其原因，至于那些原因是什么她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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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绝不会知道上帝行事的原因，你绝不会知道孩子们会长成什么样或者你对他们说过的话是否会起作用。凯西在埃塞克斯街边的一所小学找到了一份午餐服务的工作，随后她在网上遇到了一个男人。他是个白人，比她年纪要大，住在圣路易斯东部，但和她一样有后天的残疾——他还是小孩时遭遇了一次脑损伤，从很高的楼梯上被推下来——她觉得她发现了一个同类的灵魂。在通信一段时间后，她决定去会会他。金伯利很不愿意让她去，担心那个男人不怀好意，会占凯西便宜，她不认识一个能够在圣路易斯看着凯西的人，但她知道不能限制凯西的自由，让她变成一名囚犯，不管她有多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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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最终搬去和这个男人住在一起。他住在很穷的街区，在那里白人和黑人住在一起是不正常的，会遭到抵制。他有残疾，他的整个家庭都要依靠政府的各种救济维持生活，但凯西出去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有福利的全职工作，在一个超市的烘焙部门。他们没有结婚，这让金伯利有些伤心，但总的说来情况比她害怕的要好很多，她觉得应该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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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莫桑比克时就开始骑马，长大以后，他成了一名国家级障碍赛选手。他个子太高了，做不了平地赛马师，于是就成了障碍赛骑手，有一阵子在一个猎狐家族的畜棚干活。最后，他在巴尔的摩东南面的月桂苑赛马场做练习骑手和驯马师。他不骑马的时候，总是在骑他的轻型摩托车。金伯利担心他对肾上腺素上瘾，所有这些他正在做的非常危险的事情都会导致灾难。确实，他出过几次很严重的事故，但骨头一痊愈他就会立刻回到自己的轨道上。他从不去教堂，那让他感到痛苦，但他总是愿意到食物储藏室来帮忙。在醉酒、嗑药、赌博和腐败这些道路中间，他保持着干净和体面，即使他不去教堂，她还是觉得教理已经感染了他，让他成了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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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从大学毕业后在“世界面包”找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关注饥饿问题的基督教游说组织，她在那里谋划筹款项目。对金伯利而言，募集资金来筹备一顿盛大的宴会以减轻饥饿似乎有些怪异，但萨拉说这就是事情运作的方式，她接受这个。后来，萨拉去了烹饪学校，并和一名律师结了婚。他们定居在丹佛，萨拉成了一名项目规划师。他们搬进了城里的高层建筑，有代客泊车和门卫服务。她和她丈夫都是美食家，他们花了很多钱去饭店吃饭。对金伯利来说，所有这一切都非常陌生。她无法想象花十五或二十美元以上去吃一顿饭，那最多只是一顿饭，四五个小时以后你就需要吃另外一顿。但萨拉和她的独生子依然按时来教堂，她对此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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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埃塞克斯教会一两年后的某天，金伯利看见一则新闻报道，说当地某个年轻女人需要肾脏移植。她先前所在教会的助手做过肾移植，所以她知道肾病有多可怕以及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是多么幸运。看到这个报道时她想，愿上帝保佑她吧，她还年轻，移植对她意义太大了。那上面留了电话号码，打那个号码就可以安排测试，看看自己是不是匹配者，她想，为什么不呢？于是她直接拨了那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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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她和这个女人不匹配，但护士问她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肾捐给别的什么人。因为她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就想，为什么不能把它捐给另一个陌生人呢？所以她回答说同意。他们询问她是否需要知道接受者是谁，她回答不用。她觉得见见那个人是挺好的，但只有当对方也愿意时才行。随后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由于三个小孩中有两个是收养的，她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概率与他们配型成功。她对丈夫说，如果其中一个孩子需要肾的话，那就只有指望他了。她想：只有两三天的不适而已，为什么不做呢？我是说，如果你空有一颗好肾不用，为什么不把它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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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肾对她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它的具象性：她知道她在帮助某个人，也知道究竟是怎样帮助的。她自认为自己的事业是帮助别人，但是她整天做的只是不停地说——她在礼拜天布道，在葬礼上布道，在婚礼上布道，去医院探望教区居民时布道——她常常怀疑她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义。等她到家时，总有很多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讨要食物或车旅费或一间过夜的屋子。她喜欢人们想着到教会去寻求帮助，但如果她不认识这个人，她担心给他的钱会被拿去买酒精或毒品，或者会让受助者对她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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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事情也会出错。比如有一次，她和一群教区居民为家庭庇护所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但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吃，因为庇护所忘记把这个活动放进日程安排了。还有一次，他们问庇护所里的七十个孩子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之后教区居民花了很多钱为他们买了那些东西，然而礼物却被偷走了。帮助别人是艰难而复杂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她免除了继续帮助别人的义务——她有这个义务，但这做起来很难。捐肾不一样，她知道这一定会帮到某个人，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和罕见的机会。另外，她总是那么狂热和勤奋，就连睡觉也想着要完成某件事，那么遵循多日来一再被强化的激情似乎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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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手术后顺利地康复了。她不使用医院里的吗啡点滴（她声称自己老是找不到呼叫按钮，虽然它就安装在她床上），所以护士给她开了泰勒诺，将她送回了家，她也没有服用。医院送给她一盆盆栽作为谢礼，她将它称为“她的移植”。她在一周内回到了工作岗位。“天哪，”她说，“得个流感都比这个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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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章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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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觉得把一个器官捐给陌生人不仅不值得赞赏，甚至是堕落的、违背良心的，这违反了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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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允许捐出一个肾之前，金伯利·布朗-威尔被要求做了一个心理测试，以便医院彻底弄清楚她不是受到强迫来捐肾，也不是疯了。这一测试对她来说并不难，负责检查的心理学家似乎发现一个牧师这样慷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体验不同寻常。医生常常受到这一念头的干扰，为一个不能从中受益只能承受伤害的健康人做手术，似乎违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有的移植项目根本就拒绝利他主义的捐献者。一旦允许将肾捐献给非亲属，很多人，尤其是医生，便会发现，给陌生人捐献器官成了行善者的一种新手段，那些被称为利他主义者的捐献者都很奇怪，甚至令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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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肾通常是通过腹腔镜手术取出，只会留下很小的伤疤。捐献者常常在两到四周内就感觉恢复了正常，剩下的那颗肾也会运转起来弥补不足，并发症的风险很低。但是，如果捐献者得了肾病，就会影响到两颗肾。所以，只要捐献者还病着，就不能捐掉他多余的那颗肾（如果另一颗在事故中受到损伤，或者他得了肾癌，多余的那颗肾还是有用的）。尽管如此，肾带来的性活力和手术对身体的伤害仍然阻止人们这样做。对某些人而言，捐献的道德逻辑似乎是非人道的自杀式理性。毕竟，如果我们将身体看作是为别人而存在的多余器官的储存处，那为什么只限于肾呢？为什么不捐出我们所有的器官来挽救更多生命呢？当你开始将身体及其拥有者当作实现公益的手段，最终不就会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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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出院以后，她的生活依然如常。她没有联系那个接受了她的肾的男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虽然医院告诉她移植进行得很顺利，他也很好。她的经历在其单纯性与简洁性上都非比寻常。几乎同一时间，在不远的地方，保罗·瓦格纳也打算将自己的肾捐给一个陌生人，他的经验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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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位于费城的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的采购经理，那是家提供采暖产品与空调的批发商。他四十岁，和配偶亚伦住在一套小公寓里。他妈妈在六个月前快满六十岁的时候死于肉状瘤病。他们过去关系并不好——在他成长期间，她有吸食海洛因的问题。他曾是个问题少年，他将自己如今的明智和价值归因于学校教育——她的死并没有对他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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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认为自己是个干巴巴的人——简单粗暴、郁郁寡欢，有时候还显得粗鲁无礼。他相信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表现得像是个不懂感情的人，可能还有一点小气。而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养了两只猫和两条从庇护所救回来的上了年纪的可卡犬。他运营筹款活动联合会已有三年，也会开车为当地的流动厨房送食材。他把这些行为看作义务而非美德。他相信，只要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且他发现自己还有盈余，不管是钱、时间还是必要的资金，他都应该与人分享。分享，而不是全都捐出去。他喜欢好东西，不想变成阿米什人10。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他见到他的创造者时（他不认为自己信仰宗教，但他确实相信上帝），他能够说自己给的比拿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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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工作之前，他在银行工作。短短两年之内就从呼叫中心的职员升为分部管理者，但他认为银行的激励机制是不道德的——通过引导客户购买并非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财产品而获得奖励——于是他辞职了。青年时期，他在一个看护中心工作过，有一天，他听到上级很猥琐地谈论另一个员工，他自觉有义务向后者转述前者的话。这一处理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于是他被解雇了。从此之后，他得出结论，有时候最好是关心自己的事而不要试图帮上帝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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