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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到埃塞克斯教会一两年后的某天，金伯利看见一则新闻报道，说当地某个年轻女人需要肾脏移植。她先前所在教会的助手做过肾移植，所以她知道肾病有多可怕以及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是多么幸运。看到这个报道时她想，愿上帝保佑她吧，她还年轻，移植对她意义太大了。那上面留了电话号码，打那个号码就可以安排测试，看看自己是不是匹配者，她想，为什么不呢？于是她直接拨了那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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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她和这个女人不匹配，但护士问她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肾捐给别的什么人。因为她并不认识那个女人，就想，为什么不能把它捐给另一个陌生人呢？所以她回答说同意。他们询问她是否需要知道接受者是谁，她回答不用。她觉得见见那个人是挺好的，但只有当对方也愿意时才行。随后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由于三个小孩中有两个是收养的，她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概率与他们配型成功。她对丈夫说，如果其中一个孩子需要肾的话，那就只有指望他了。她想：只有两三天的不适而已，为什么不做呢？我是说，如果你空有一颗好肾不用，为什么不把它让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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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肾对她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它的具象性：她知道她在帮助某个人，也知道究竟是怎样帮助的。她自认为自己的事业是帮助别人，但是她整天做的只是不停地说——她在礼拜天布道，在葬礼上布道，在婚礼上布道，去医院探望教区居民时布道——她常常怀疑她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义。等她到家时，总有很多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讨要食物或车旅费或一间过夜的屋子。她喜欢人们想着到教会去寻求帮助，但如果她不认识这个人，她担心给他的钱会被拿去买酒精或毒品，或者会让受助者对她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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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事情也会出错。比如有一次，她和一群教区居民为家庭庇护所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但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来吃，因为庇护所忘记把这个活动放进日程安排了。还有一次，他们问庇护所里的七十个孩子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之后教区居民花了很多钱为他们买了那些东西，然而礼物却被偷走了。帮助别人是艰难而复杂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她免除了继续帮助别人的义务——她有这个义务，但这做起来很难。捐肾不一样，她知道这一定会帮到某个人，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和罕见的机会。另外，她总是那么狂热和勤奋，就连睡觉也想着要完成某件事，那么遵循多日来一再被强化的激情似乎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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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手术后顺利地康复了。她不使用医院里的吗啡点滴（她声称自己老是找不到呼叫按钮，虽然它就安装在她床上），所以护士给她开了泰勒诺，将她送回了家，她也没有服用。医院送给她一盆盆栽作为谢礼，她将它称为“她的移植”。她在一周内回到了工作岗位。“天哪，”她说，“得个流感都比这个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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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章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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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必定是不正常的，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觉得把一个器官捐给陌生人不仅不值得赞赏，甚至是堕落的、违背良心的，这违反了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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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允许捐出一个肾之前，金伯利·布朗-威尔被要求做了一个心理测试，以便医院彻底弄清楚她不是受到强迫来捐肾，也不是疯了。这一测试对她来说并不难，负责检查的心理学家似乎发现一个牧师这样慷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她的体验不同寻常。医生常常受到这一念头的干扰，为一个不能从中受益只能承受伤害的健康人做手术，似乎违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有的移植项目根本就拒绝利他主义的捐献者。一旦允许将肾捐献给非亲属，很多人，尤其是医生，便会发现，给陌生人捐献器官成了行善者的一种新手段，那些被称为利他主义者的捐献者都很奇怪，甚至令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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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肾通常是通过腹腔镜手术取出，只会留下很小的伤疤。捐献者常常在两到四周内就感觉恢复了正常，剩下的那颗肾也会运转起来弥补不足，并发症的风险很低。但是，如果捐献者得了肾病，就会影响到两颗肾。所以，只要捐献者还病着，就不能捐掉他多余的那颗肾（如果另一颗在事故中受到损伤，或者他得了肾癌，多余的那颗肾还是有用的）。尽管如此，肾带来的性活力和手术对身体的伤害仍然阻止人们这样做。对某些人而言，捐献的道德逻辑似乎是非人道的自杀式理性。毕竟，如果我们将身体看作是为别人而存在的多余器官的储存处，那为什么只限于肾呢？为什么不捐出我们所有的器官来挽救更多生命呢？当你开始将身体及其拥有者当作实现公益的手段，最终不就会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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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出院以后，她的生活依然如常。她没有联系那个接受了她的肾的男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虽然医院告诉她移植进行得很顺利，他也很好。她的经历在其单纯性与简洁性上都非比寻常。几乎同一时间，在不远的地方，保罗·瓦格纳也打算将自己的肾捐给一个陌生人，他的经验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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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位于费城的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的采购经理，那是家提供采暖产品与空调的批发商。他四十岁，和配偶亚伦住在一套小公寓里。他妈妈在六个月前快满六十岁的时候死于肉状瘤病。他们过去关系并不好——在他成长期间，她有吸食海洛因的问题。他曾是个问题少年，他将自己如今的明智和价值归因于学校教育——她的死并没有对他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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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认为自己是个干巴巴的人——简单粗暴、郁郁寡欢，有时候还显得粗鲁无礼。他相信对不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表现得像是个不懂感情的人，可能还有一点小气。而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养了两只猫和两条从庇护所救回来的上了年纪的可卡犬。他运营筹款活动联合会已有三年，也会开车为当地的流动厨房送食材。他把这些行为看作义务而非美德。他相信，只要他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且他发现自己还有盈余，不管是钱、时间还是必要的资金，他都应该与人分享。分享，而不是全都捐出去。他喜欢好东西，不想变成阿米什人10。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他见到他的创造者时（他不认为自己信仰宗教，但他确实相信上帝），他能够说自己给的比拿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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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皮尔斯-菲尔普斯公司工作之前，他在银行工作。短短两年之内就从呼叫中心的职员升为分部管理者，但他认为银行的激励机制是不道德的——通过引导客户购买并非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财产品而获得奖励——于是他辞职了。青年时期，他在一个看护中心工作过，有一天，他听到上级很猥琐地谈论另一个员工，他自觉有义务向后者转述前者的话。这一处理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于是他被解雇了。从此之后，他得出结论，有时候最好是关心自己的事而不要试图帮上帝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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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恩节前一天的午休时间，保罗正在看报纸。其中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叫作“配对捐献者”的网站，需要肾移植的人可以在上面发布信息来描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情况，还可以附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们希望陌生人看见这些信息后会被感动，进而捐出自己的肾。他在电脑上输入了网站的名字，点进了“搜索病人”栏，输入了“费城”。他看到的第一个病人是盖尔·托马斯。他在屏幕上放大了她的照片，好看到全部细节。她坐在楼梯上，后面似乎是她的客厅。她是一个快七十岁的混血女人。他注视着她，试图在发式与妆容上寻找关于她个性的线索。他仔细地检查她身后的楼梯，想看出有多干净。他几乎立刻感到她就是那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血能和她的配型成功，他会捐一个肾给她。不存在反悔的问题：看着她的照片，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牵涉其中。这就好像看着一场车祸——如果不帮忙的话，他就会看不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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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以后，他和他的配偶谈了这件事：“亚伦，这是我在报上看到的一位女士，如果没有一颗新肾，她就会死去。我决定把我的肾给她。”亚伦不同意。保罗说，抱歉，但我无论如何都会做这件事。他告诉他妹妹，她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有一天我需要一个肾怎么办？”他觉得那太自私了。他回答说，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可以指望，但这位女士现在快要死了。和他父亲谈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几年前，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得了肾病。保罗提出要把肾捐给她，但她和他父亲觉得向一个人索要这么多违背了他们的原则，坚持要等来自死者的肾源，结果她死了。他父亲沉默了一阵，然后对保罗说，希望他不要去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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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罗一旦决定捐献，就仿佛感受到了召唤。平常他对医疗程序有些畏惧，这次却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所有测试。他几乎每天早晨上班都会迟到，但医院的每次预约他都按时过去。他并不担心疼痛或并发症。在他人生中仅此一次，他感到上帝对他的指引是绝对清晰的。除了测试，还有其他障碍需要克服。做移植手术的外科医生很困惑，他不确定保罗是否愿意做这个手术，于是他们和他见了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近谈话结尾，保罗吃惊地看到外科医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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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假定他和盖尔在手术后不会成为朋友，他已经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了。他们怎么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呢？他推测：对她来说，受惠于他感觉会很糟糕；而对他来说，让她觉得他是个圣人也很糟糕。整件事情会令人毛骨悚然，最好能够避免。但是盖尔却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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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托马斯是一位退休的歌剧演唱家，在被著名女高音利西亚·阿尔巴纳斯在其大师课堂上发现以后，曾去整个欧洲演出。如果说保罗是个干巴巴的人，她则相反——活泼、健谈、率真而感性。她寻找捐献者大约有一年了。她的家庭成员都与她的血型不一致，而她又不想求助朋友，所以她的女儿就在“配对捐献者”网站上为她注册了。起初发生了几件明显不靠谱的事：一个印度男人写信过来，说他能在当地做所有检查，不过她得先寄给他五千美元；后来有个得克萨斯的女人，看起来挺可靠，很想帮她，他们通信了数月，结果她两米高的儿子由于肝脏肥大需要做移植，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把你带到了圣坛，突然，新的布景下来了，你说‘我以为我要结婚了’。”盖尔说，“我想我们不会再找到另一个人了，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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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手术前不久，保罗和盖尔第一次见了面。他们都在医院做检查。保罗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瘦子，所以盖尔就在候诊室到处寻找，锁定里面最瘦的人后就穿过人群，向对方介绍了自己。对她而言，这次见面棒极了，似乎他们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保罗努力保持着友好，但其实他整个人都晕乎乎的。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个就要接受他的肾的生气勃勃的女人，也不清楚应该体会到怎样的感情。他妈妈去世不到一年，而他现在很可能要与另一个生病的老女人纠缠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呢？捐出一个肾，为自己找到一个新妈妈——还有什么比这更扭曲呢？他也担心去见盖尔是一件糟糕的事，这让他感到内疚。接受她的谢意会降低他行为的价值吗？如果他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接受这些感谢，他是否会是一个更好的人？他的捐献现在变成一件仅仅是取悦自我的事了吗？他到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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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本身已经把他弄垮了，他非常疲惫。后来，当他坐在医院病床上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的女人在新闻里听说了他的事，对他说，希望他剩下的那颗肾赶快衰竭，好让他死掉。因为她的丈夫就在下一行受赠者中，而保罗却把肾捐给了别人。那之后，保罗让医院将他的电话关掉，但随后有人在费城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质疑让他来选择受赠者（选择谁活谁死）是否公正。他不能理解——他只是听说附近某个女人病了，然后帮助了她。这怎么就让那些人愤怒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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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回家后，他始终感到非常伤心。他承认，从英雄的神坛上下来是困难的。在做手术之前，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医院里也有很多喧嚣的声音，来自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喜欢告诉人们，他就要把一颗肾捐给一个陌生人了，只是为了看一下他们的反应。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更糟的是，盖尔突然不再回他的电话了。她生他的气了吗？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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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求建议，他开始在一个叫作“在世捐献者在线”的网站上发帖，他发现很多捐献者都需要处理手术后独特的感情。他读到一个女人将自己的肾捐给她妹妹的案例，捐献后肾脏出现了排异反应，她妹妹去世了。那之后，剩下的家人不再和她说话。还有一个人将器官捐给了自己的配偶，然而接受者后来却离开了捐献者，大概是因为感激的重负让婚姻无可挽回地变形了。类似的情形似乎发生过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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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因为担心，保罗打电话到医院找到了盖尔。她之前病得很重，不想惊扰到他，但现在好些了，她希望保罗留在她的生活中。他依然感到难受，不能确定。她邀请他去参加她儿子的婚礼，他拒绝了很多次，直到最后她非常生气地朝他大吼起来。不知怎的，对保罗来说，一切似乎好了起来。如果她能够对他吼叫，那意味着在她眼里他并不总是完美的，他们可以有一段正常的友谊。她不是他妈妈，他知道这一点，这很好。事实上，盖尔确实或多或少把自己当作是他妈妈。她想要他节假日在家里；她不让他抽烟，追着他去量血压。但无论如何，这个程度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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