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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人来说——比如伦理学家吉尔伯特·梅兰德——这一前景十分可怕，它是一种渐渐渗透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对梅兰德而言，很多人对捐献器官的迟疑（即使在死后）并不是自私或者迷信，而是一种信号，即我们将身体视作某种整体的、人类的、神圣的东西。一个人人都在愉悦的理性的支配下毫不迟疑地在捐献卡片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社会，对他来说是可怕的。器官的捐献，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不应该没有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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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肾脏捐献至少在亲人中已经是平常事了，不再有理由质疑。二十五年前，哲学家彼得·辛格被一篇文章感动，那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人捐出了一颗肾，用于拯救自己的儿子。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凡的牺牲，并在他的一本书里引用这个故事作为极端无私的例子。现在，一个母亲捐肾来救自己儿子是很平常的，如果一个母亲拒绝这么做反而更加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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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捐献器官给陌生人也变得更加正常。有些捐赠者想要挑选自己的受赠者，其他人则觉得匿名捐献更加公平，也是更加高尚的道德行为，所以让移植中心的人将他们的器官分派给名单上的下一个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挑选受赠者似乎是一种自我中心论——通过选择让谁活着来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安排一种与受赠者的关系来激起对方的感恩。但在某种字面意义上，一个无对象的捐赠并非和挑选受赠者一样“利他”，因为并没有一个“他者”。那里没有某个人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原则，捐献者唯一可见的就是他自己光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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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改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移植技术的改进，现在捐献肾脏比起过去要更加安全，更少痛苦，肾脏会给予受赠者多年生命的可能性更大。但也许这个改变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道德预期上的改变。现在，一个人自愿捐献自己的肾脏来挽救陌生人的性命，不再显得那么奇怪。他甚至可能愉快地期待这个行为，将它看作一个道德成就，而不再是那么不可理解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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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一章 请尽快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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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想，这应该和吃饭差不多——只是他在生命过程中做的某件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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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一彻会不时召集一群自杀者参观受欢迎的自杀地点，它们中有很多是在日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位于富士山脚下的青木原森林，即树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松本清张写的两部小说出版之后，这片森林便与自杀联系了起来，一九九三年鹤见涉在他的《自杀完全指南》中将那里描述为完美的死亡之地后，情况更严重了。森林里的树长得很茂密，而且几乎没有动物和鸟，因此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树海很大，大约十四平方公里，尸体可能数月都不会被发现；游客会为尸体拍照，并清理被抛弃的财产。另一个经常被当作目的地的是东寻坊悬崖，那里能俯瞰日本海。去这样一个地方参观与在脑海里想象它是非常不同的，从悬崖顶部看海景可能是很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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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时候，根本这位大和尚会在他的寺庙里为自杀者主持死亡工作坊。他告诉参加者去想象他们已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只有三个月可活。他引导他们写下在那三个月里想要做的事。然后他让他们想象只有一个月可活，然后一周，然后十分钟。多数人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开始哭泣，根本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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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参加工作坊的男人已经有好几年对根本说想要去死。他三十八岁，不时住进精神病院。在写作练习期间，他只是坐着擦眼泪。当根本走过来检查的时候，他的纸上一片空白。这个男人解释道，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没什么要说的，因为他从没考虑过。他唯一思考的事情就是想去死，从没想过用自己的人生去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活过，又怎么会想要死呢？这一洞见最终奇异地令那个男人想通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一个工厂里当机械师。先前，他对人群非常抵触，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能力，但现在他可以与人交流，并得以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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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根本让参与者把白色衣物蒙在脸上，就像日本人对待死尸的常规做法一样，而他会为他们举行葬礼。后来，他让每个人都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走到庙后的小山上，想象进入了死者的世界。出于某些他并不理解的理由，这个练习更多制造的不是眼泪，而是一种奇怪的兴奋，仿佛那些人正在体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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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根本会组织远足，其主要目的是让宅男们——被关在屋里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有数年不曾离开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在日本有几十万宅男，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打游戏、上网，一日三餐由父母装在盘子里送进房间。）他组织露营和卡拉OK之夜，开办煲汤课程，熬通宵聊天。但整体上，这些远足都不能令人满意。宅男们有一种病态的恐惧症，而自杀者则精神紊乱，你不能指望他们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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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信任直面死亡，信任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身体的运行与脆弱，信任受苦，因为受苦会暴露真正的你。当被问到是否相信快乐的人比痛苦的人更浅薄时，他首先说，没有那样的人，随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他妻子算一个。作为宁静度日的结果，她比较不深刻吗？是的，他说，也许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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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自杀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是一种宗教禁忌，不必认为取走自己的性命是对上帝恩典的拒绝，或者夺取了只属于上帝的权力。按照传统经验，自杀能够免除内疚，取消债务，恢复荣誉，证明忠心。在日本，自杀可能是道德完整性和自由的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美的行为。作家江藤淳在一九九九年自杀后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其行为被说成是对“一流美学”的展示。二〇〇七年，内阁大臣由于财政失当而被调查时，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东京政府称他为保护自己荣誉的真正武士。很多日本精神科医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失常，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死，他们无权干涉这一最重大也最私人的人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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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根本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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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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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阵子没付电话费了，手机服务明天就会被切断，所以请尽快回复我。我们是一对夫妻……现在住在我们的车里。我们过去生活在H区……但因为我们在那里找不到工作，所以到了N区……我们试着在捡易拉罐的同时找工作，但总是因为不是当地人而被拒绝……渐渐地，我们开始想，死了算了。我们尝试用一根带子勒死自己，但因为太痛，最终把带子松开了。我们也试过一次性吃很多感冒药，但一会儿之后我们醒来了，没能死成。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真的想死。我们确实无论如何都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就这样，我们真的还没有决定，我们靠自己也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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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生与死的不同取决于两点钟与四点钟的不同——取决于细微的基础性调整与几乎无法觉察的情境转变。一个离桥比较远的自杀者一旦在过桥时遇到障碍，通常不会再去找另一座桥，他会回家。东京有的地铁站为了制止卧轨，在站台上安装了一种亮蓝色的灯，结果异常有效。几年前，一个预防自杀小组对日本的自杀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相信，制定更精确的预防措施是必要的——要弄清楚谁会自杀，在哪条街道，在哪幢建筑，用什么方法，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好像掌握足够的因素，你就会当场抓住某人一样。家是最常见的自杀场所，接下来是高楼和水池。实施自杀的人最可能选择星期一，接下来是星期日和星期四，早晨的四点到六点之间。自杀的女人更可能在中午到下午两点之间结束自己，而不太可能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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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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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的粗鲁，这样贸然给您写信。我叫T……我在网上看到您的博客，现在写这封信是希望您能够就我当前的处境给我一些建议。大学毕业以后，为了成为一名律师，我一直在父母的支持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但是，即便已经尝试了六次，我依然没能通过……我被诊断出因压力过大、负荷太重而患上抑郁症，所以正在休假……结果，我剩下的只有学生贷款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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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到能力方面的限制，决定放弃成为一名律师，开始找工作。但是，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以前只做过兼职，找一份工作对我而言非常困难。我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我开始变成一个宅男……现在除了每周一次去见心理治疗师，其余时间都不出门。我明白处于这样无可挽救的处境是我的错，我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是个柔弱的、不能独立的人，过了三十岁在经济上还依靠父母，我太软弱了，不能靠自己找到出路……最近我开始考虑自杀。目前我对死亡的恐惧还很强烈，没有足够的勇气真正实施自杀。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担心可能会出于某种原因而失控，真的杀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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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处境，很抱歉乱七八糟地说了这么多。我感到走投无路，似乎什么也做不了……我希望您有时间的话能给我一些建议。我很抱歉，您那么忙还找您帮忙，但请帮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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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本还是小孩时，他很亲近的一个叔叔自杀了。他上高中时，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中学时代的朋友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他参加了她的葬礼，看见她的尸体躺在棺材里，嘴巴被缝起来以隐藏往外伸的舌头，因为她是自缢身亡的。很多年以后，他听说另外一个朋友也自杀了，那是高中时代同一个乐队里的女孩。他去了她的葬礼，发现比前者的葬礼更令人不安：这个女孩也是自缢身亡的，但在那之前她已经快把自己饿死了，她的尸体瘦骨嶙峋，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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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年轻时，常常在酒后和其他学校的孩子打架。高中时，他每天读尼采，他喜欢书里谈到的权力。毕业以后，他在一所大学里上了一些跟哲学相关的课程，并在船上工作，对东京湾的污染进行检测。他对污染不感兴趣，他只是喜欢船。有一阵，他在冲绳担任海上导游。他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只做任何看起来有意思的事情。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出了一次可怕的摩托车事故，失去意识长达六个小时，并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他开始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他却一直在浪费它。他不想通过阅读去弄懂生命的意义，他必须通过体验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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