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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终极计划是创造一个理想世界，斯蒂芬妮与他争辩过这点。她会说，你可能会达成你计划的一部分——你可能从事疾病、战争、饥荒或人际关系方面的工作——但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即使你非常聪明也不行，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杰夫好辩，他会逐个击破她的观点，即使他从未说服过她，但她也同样不能说服他。她会将很多辩论的环节详细记录下来，而他会写下类似这样的回复：“我不同意你论证中的前提四，请弄清楚你是如何使用‘困难’一词的，这里有五种可能的定义，你用的是哪一种？”她感到无助和挫败，随着时间流逝，她开始回避这些论证。他感觉到她的疏远，并产生了背叛感。当然，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要不就支持他的目标，要不就艰难地劝阻他——不会仅仅扭过头去。她同意这点，并感到内疚。一部分的她希望他的野心会就此打消，然后他们会重新幸福地在一起，而她也不再挣扎——但这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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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热爱她在“善予”的工作，但在心底总被杰夫激起的念头——这是不够的——搅得不得安宁。她应该做些更大的事，但她不知道什么是更大的事。像奥布里·德格雷一样，致力于战胜死亡吗？像机器智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样，防止计算机被恶意侵入吗？这当然比她现在做的事情要多。杰夫觉得“善予”的工作太短程，太有限了。他总结道，它扮演了一个有用的角色，但它对修复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他对她说，如果她工作得更努力些且不再介意采取非常规的观点，她就可以做到不辜负自己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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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想法让她感到悲伤。如果她真的投身于拯救这个世界的行动中去，就像她“应该”做的那样，她就再也不会有乐趣了——她不能去旅行了，也绝不会去漂亮的地方。她将必须像杰夫一样专注地投入。她得一直工作，将自己的生活与自己所爱的东西切断联系，一样一样地，直到一个也不剩。如果她真的要让自己去承担义务，就必然要孤注一掷。但承担这种量级的责任还是让她害怕，当她不得不这样做时，她成天都在担心。她总是感到内疚；然而同时，有效利他主义的一些事情也开始让她感到困扰。她讨厌那种感觉，即她有义务只关注做善事的可能的、最有成效的方式——更个人化但不是很有效的方式，比如去收养中心做一个小女孩的看护人，没有好好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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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蒂芬妮与杰夫分开几个月后，两人开始了夫妻心理治疗。她告诉父母时很担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生气。她开始更频繁地跟他们打电话。那些对话并不容易——她依然感到疏离——但她觉得和他们又慢慢地靠拢了，他们在暗中摸索，试着靠近彼此。她妈妈说，我们每天都在想你。斯蒂芬妮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很小心地没有说出来，她知道妈妈想说的是：我们每天都为你祈祷，希望你找到重返上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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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蒂芬妮确定分手是正确的，但她很痛苦，她感到自己开始分崩离析。有天晚上，她约了妈妈在祖母的公寓一起吃饭，但她晕头转向搭错了地铁，最终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她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她不能过来吃晚饭了，她无法面对她的评判。她妈妈说，来吧。斯蒂芬妮去了，整个晚上她都躺在床上哭泣，她妈妈坐在旁边轻抚着她的头发，斯蒂芬妮感到她不再掩饰自己的某些部分，而她妈妈却依然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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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夫妻治疗师推荐了一本叫《彻底接受》的书给斯蒂芬妮，这本书改变了她的生活。这是一本佛教书籍，她对佛教并不特别感兴趣，但它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你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就像你现在这样。你可以改变，但并不是必须。当她刚开始读的时候，这一观点荒唐得让她吃惊。但随后她想，如果你看见了一棵树，你不会想，这棵树不如另一棵树那样花枝招展，这是不够的。如果你看见一只小狗，你不会想，你应该长得更大点呀，你怎么回事？也许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就是那样子，这就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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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相信，在她这一生中，总归有些在根本上不好的东西，但现在她认为或许她错了。这本书里讲到很多人在一种“无价值的恍惚状态”中度过了人生。这让她回想起很久前读到过的一句话，讲的是上帝怎样用他的斗篷盖在你身上，掩藏了你的罪。这让她吃惊，也让她觉得可怕，即上帝是如此讨厌人，以至于他宁愿遮住人而不愿直视人。这是让她感到自己开始远离教堂的那些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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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她开始接受自己，她也开始拒绝自从抛弃基督教后构成她道德生活基础的东西：功利主义。她拒绝彼得·辛格关于我们要承担多少义务的池塘论证，她已经意识到，接受了这个论证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她并没有一个哲学的反对论证，但她不再相信她非得有一个不可。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很多年的内疚与自我撕裂——但最终她不再相信她有责任将每一个醒着的时刻都用来拯救世界，或必须从睡眠时间中争取更多醒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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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希望成为与她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团体的一部分，但她能找到一个她会一直认可的团体吗？她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书，讲的是人类群体是如何产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半正式的宗教仪式与信念的。或许在努力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的过程中，她误解了他们的目的，以及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或许你仅仅是被认为应该接受这些东西，或至少对此不太质疑。她想要属于某个地方，相信某些东西。她不希望她的整个人生都由拒绝的链条、一个又一个永无止境的离开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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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了基督教，拒绝了哲学，拒绝了无条件的利他主义。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让她觉得幸福，但这也令人恐惧。她没有过去那么内疚，但却更加焦虑。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为没有过上实现这套或那套既定规则的生活来苛责自己，现在她必须要靠自己来解决一切。这种思维方式对她而言并不容易，但她承认这种令人目眩的不确定性正是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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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合法吗？”她怀疑，“这样对吗？”对她来说，这听起来太主观了——如此浅薄，如此没有根基。这样想让人非常不安。她花了一生去寻找一个基础，当她不再信任一个神圣计划时，她曾去寻找一个客观的道德真理，但她没有找到，而现在她怀疑是否存在那样的东西。但是还剩下些什么呢？你能将人生建立在你发明的观念上吗？没有比那更大、更多的东西？她已经拒绝了建立在数个世纪的思考与信仰之上、被百万人所遵守的道德体系，而现在她的基础将是她自己？这听起来太荒谬了。但这就是她所拥有的一切。“这样说对吗——这世界上有我看重的东西，而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她很怀疑。或者，她不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这样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地活着，可能吗？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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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十五章 远离生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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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正直的人处于最大的不幸中——倘若他无视责任，其实本可以避免——他难道不是通过以下意识才活下去的吗？即在他眼中他没有理由为自己感到羞愧，或担心自我审查的内在凝视。这里安慰人心的并不是幸福，幸福甚至都算不上其中最小的部分，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遭遇此种处境，甚至欲求一个陷入此种处境的人生。但是他活着，他不能忍受过一种自己眼里无价值的生活。这是敬重某种远离生活之物的效果，与这种东西相比，生活的全部快乐都显得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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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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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道德与生活之间存在竞争的话，生活会胜利。生活自身会胜利，所以，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也会。虽然并非每次都是如此，但生活最终会胜利。有时人会为了事业而献身，为了责任而放弃那些对她而言最珍贵的东西。但多数时候，活下去、供养家庭、追求美丽、为自己而工作、自发地行动、没有任何目的地行动，或者做很多不同于帮助别人的事，这样的欲望强烈到难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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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否会受到道德的威胁取决于你认为生活是什么。在最古老的传统中，好的生活是道德的生活（虽然多数传统也在日常的道德生活与圣人的道德生活之间做出区分）。生活受到了太多道德威胁是一种较新的、浪漫主义的概念——与理性相比会更看重情感的价值，与有意的行为相比更看重自发的行为，追寻原初的、本真的自我而不是小心翼翼地塑造一个道德自我。对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欲望更少受到限制，而行善者则会限制它。“那些抑制欲望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太弱了，可以被抑制住，”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威廉·布莱克轻蔑地写道，“被抑制，逐渐驯服，直到它变成欲望的影子。”对某种浪漫主义而言，行善者的自我纠结可能看上去误入了自戕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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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在这里反对的是诗歌《失乐园》，在这部作品里，弥尔顿描述了撒旦对上帝权威的反叛。撒旦想要权力与自由，但天使亚必迭对他说，即使他现在逃离天堂，他也依然是不自由的：他被一个新的主人所奴役——他自己。这是关于欲望的古老观点，即内部的奴隶主；但是布莱克和追随他的浪漫主义者们拒绝接受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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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反叛的善是天使之善，其中包含着对上帝的服从。但行善者的善并不总是服从，相反，它常常是对他成长过程中遵循的规则与习俗的反叛。行善者看起来如此奇怪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凭自己的意志行动。他们服从的是自己制定的规则，驱动他们的是他们从还不知道责任是什么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一种责任感，而非其他人对责任的看法。他们来自的人群会认为他们古怪而极端。他们不是来自那样的共同体，即在其中他们的牺牲是正常的，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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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环境中，行善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奇怪。对行善者而言，他们总是处于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行善者看起来没有那么热心，他们的承诺也没有那么庄重。但战争自身也已经改变了，这可能是行善者现在看起来比过去更古怪的一个原因。战争不再要求人人都做出牺牲。对某些富裕国家而言，战争往往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其他地方的事。对大部分人类历史来说，为了某种更大的东西牺牲自我、孩子或工作是正常的，因为征兵制度很平常。但很多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摆脱了这一处境，在这些国家，不久之前还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为了国家而冒险，牺牲自己及家庭成员的性命。也许，没有了这种更古老的责任形式，对家庭的责任感就会扩展并取而代之，以至于现在看起来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变得不自然并且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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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〇六年，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做了一个题为“战争的道德等价物”的演讲。詹姆斯说他渐渐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和平主义分子过去沉湎于对战争造成的流血、暴力与浪费的谴责之中，却没有看到这些论证根本没有触及对手的论点。“军事政党既不否认兽行、恐惧，也不否认花费，”他说，“它只是说战争自有价值，将人类本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战争是懦弱的自我的最好保护。”和平主义者们不能理解的是，促使国家进行战争的并不仅是卑鄙的征服与掠夺欲。生活在危急状态中的士兵是一个努力、奋发、勇敢的生命，随时准备着牺牲一切。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和平时期看起来可能是懒惰、软弱而堕落的存在，没有高于追求享乐的目标，在那样的时期，对人的要求就只剩下不要侵扰自己的邻居。“锐利和险峻哪里去了？对生活的蔑视哪里去了，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詹姆斯想象着这个士兵这样问：“野蛮的‘是’与‘否’、无条件的责任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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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觉得，在这一军事化的蔑视中有某种深刻而正确的东西。如果战争永远地结束了，必定会有其他同样可敬而困难的东西取而代之。这样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只有在战争期间人们才会为了某种更大的东西而甘冒生命危险呢？詹姆斯建议在和平时期征用苦工——“去挖煤矿与铁矿，开货运车，随十二月的渔船队出海，洗碗，洗衣服，擦窗户，修路，修隧道，去铸造厂，当司炉工人”——这样既绑住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也以某种方式对不平等（有人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人深受贫穷的困扰）进行了纠正。既然人们会因祖国面临被征服的威胁而奋起抗争，那为什么不能被国家的不公正刺激从而奋起行动呢？他很纳闷。为什么战争年代的奉献精神、友谊和迫切不能嫁接在日常生活的道德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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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在写作有关行善者的内容，有人对我说，难道他们不是精神上有病吗？过度的责任感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疾病——一种自我惩罚的自虐需要，也或许是一种令人感到快乐毫无价值的抑郁。当然，那些遭受这类疾病的人必定过着阴暗、狭隘的生活，被责任所笼罩着，强迫自己总是想到他人的不幸并忍受自己的不幸。当然，他们必定终生都蜷缩在某个阴湿的办公室，在奔向下一个紧急任务之前吞咽一碗重新加热的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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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些行善者是快乐的，有些则不是。快乐的行善者之所以是快乐的，其原因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爱、工作、目的。不同的是行善者的不快乐——不仅是由于爱或者其他日常东西的匮乏与羞耻感，还是由于知道了世界是充满不幸的，而多数人并没有真的注意到或关心，以及不管怎么努力他们都不能对以上两种情况做些什么。行善者缺少的不是幸福而是无辜。他们缺少那种对幸福的盲目，而这可以让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对不可忍受之事关闭心扉。行善者迫使自己知道，并一直让自己知道，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影响了他人，以及有时（虽然不总是）他们的快乐是通过别人的快乐得来的。记住了这一点，他们就将自己奉献给了一种无限的责任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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