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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孩子最堪怜。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更是教育背后凸现的人口众多、就业危机问题。无论家长还是学校，有义务经常开导他们，使他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着。这发展过程中，国家捕捉到的一切机遇，其实都在有益的方面决定着他们将来的人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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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数不少的孩子，确乎过早地“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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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中小学生而言，他们与学校亦即教育事业的关系，应该相对单纯一些才好。“识字，成为有文化的人。”——就是单纯。在这样一种儿童和少年与教育事业的相对单纯的关系中，教育体现着事业的诗性，孩子体验着求知的诗性，学校成为有诗性的地方。学校和教室的简陋不能彻底抵消诗性。教师和家长对学生之学业要求，也不至于彻底抵消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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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倘学校对于孩子成了这样的地方——当他们才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教师和家长就双方面联合起来使他们接受如此意识：如果你不名列前茅，那么你肯定考不上一所好中学，自然也考不上一所好高中，更考不上名牌大学，于是毕业后绝无择业的资本，于是平庸的人生在等着你；而你若连大学都考不上，那么你几乎完蛋了。等着瞧吧，你连甘愿过普通人生的前提都谈不上了。街头那个摆摊的人或扛着四十斤的桶上数层楼给邻家送纯净水的人，就是以后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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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差不多是符合逻辑的，差不多是现实，同时，也差不多是某些敏感的孩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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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比他们的书包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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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一旦被他们过早地承认了，“减负”不能减去他们心中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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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育事业对于孩子们所具有的诗性，便几乎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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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如果某一天，教师和家长都可以这样对中小学生讲——你们中谁考不上大学也没什么。瞧瞧你们周围，没考上大学的人不少啊！没考上大学就过普通的人生吧，普通的人生也是不错的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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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这也差不多是一种逻辑、一种现实，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根本不谈什么“减负”不“减负”的话题了。中小学教育的诗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复归于学校了。当然，这样一天的到来，是比“减负”难上百倍的事。我却极愿为我们中国的中小学生祈祷这样一天的尽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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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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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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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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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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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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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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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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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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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诵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几句我至今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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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朋友们，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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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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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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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展翅高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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