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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厂去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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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正在大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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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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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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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方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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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目前没什么所谓良方。教委的官员们的头脑，并不比我辈愚笨。如果有好办法，他们早想出来了，早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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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也只能是——做家长的增强心理承受力。做儿女的也增强心理承受力。毕竟的，初考也罢，高考也罢，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目前，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比试卷面前人人平等更平等的方式。只不过中国的初考高考试卷是全世界最难的罢了。落榜的倒霉。被淘汰了得认命，有钱的你就以钱抵分，没钱的能借到钱的，你若愿为儿女负债累累你就借。连借都借不着的，求爷爷告奶奶，赶紧替儿女找到份儿他们好歹能挣钱好歹糊自己口的工作。儿女此时最需当父母的帮一把，这就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为了尽到这个责任，哪怕将自尊剁碎了包装在礼品盒儿里去送人情，也是你完全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也别有什么委屈，谁叫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呢？早没听说过“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吗？这也叫父慈母爱啊！此时为父不慈，为母不爱，枉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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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要让儿女明白，“马失前蹄不算倒”。何况小小年纪，不过是马驹子。从赛马场上遭淘汰了，未见得就难成为一匹将来能驮、能载、能吃苦能耐劳的壮马好马。这世界上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人不乏其数，这世界也非是只为有高等学历的人才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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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女言语呕呕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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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问题分而化之，均摊到具体的家庭，由具体的个人们，靠了增强的心理承受力承受，靠了坚忍的意志力背负，恐怕是目前，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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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看似解决了，而实际上危机与日俱增的方式。因而，不可由国家认为是长久的方式。倘国家真的这么认为，国家和民族，终将会遭报应的。国家对此窘况，难道真的就一点作为也没有了吗？答曰：否！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创办“职高”，这国家已在做着了。开拓就业市场——这是前提的前提、根本的根本。否则，“职高”毕业了又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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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制定“累积税收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义务向国家多纳税。否则，这国家曾给予他们那么多优惠政策和先富起来的优先机会，为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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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赦的犯罪。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友人告诉我，至今为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总数，可兴建近百所高等院校！再有，就是少开些会吧！尤其少开那些隆隆重重地走巨大过场的会！一次会就是一所重点中学！少开几次会中国亡不了的。中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你这并不富有的国家，该节省的地方，节省一点吧！国家经济实力，也体现在拥有高等院校的总数的多少。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体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一般性常识。我们的儿女这一代，其实是命运注定，在劫难逃了。我们只能祈祷还我们的孙儿孙女辈以美好的青少年岁月！而不要他们在终于挤入了大学校门后，去读他们本该是孩子们时才读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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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论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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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两篇文章，《论教育是诗性的事业》在先，《论大学》在后，两篇文章都是我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之后写的。关于大学精神的一点点思索，不管是多么的浅薄，其实已经由两篇文章载毕。那么，今天听汇报的一点点看法，也就只能算是浅薄者的补充发言。浅薄者总是经常有补充发言的，这一种冲动使浅薄者或有摆脱浅薄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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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决定调入大学之前，恰有几位朋友从大学里调出，他们善意地劝我要“三思而行”，并言——“晓声，万不可对大学持太过理想的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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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回答是——我早已告别理想主义。《告别理想主义》是我50岁以后发表的一篇小文，曾以为，告别了理想主义，我一定会活得潇洒起来，可事实却并没有。于是每想到雨果，想到托尔斯泰。雨果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位特别理想的人道主义者。《九三年》证明，晚年的雨果，尤其是一位理想的人道主义者。而托尔斯泰，也一生都是一位特别理想的平等主义者。现在我郑重地说——六十多岁的我，要重新拥抱理想主义。我认为，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对于全人类社会，泯灭了甚而完全丧失了理想，那么一种活法其实是并无什么快意的。我这么认为是有切身体会的，故我接着要说——我愿大学是使人对自己、对国家，对人类的社会形成理想的所在。无此前提，所谓“大学精神”无以附着。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先生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现若重读其演说，他对大学的理想主义情怀依然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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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在演说中对那时的北大学子寄以厚望，既希望北大学子砥砺德行，又希望北大学子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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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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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与1917年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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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蔡先生对大学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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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本科生而论，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学子在内，似乎应是——大学者，通过颁发毕业文凭，诚实地证明从业能力的所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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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对“大学精神”的第二种看法是——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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