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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竟被视为沮丧的生活，乃是因为普通人的生活实在还是太过吃力的生活。要扭转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很吃力的，绝非一日之功可毕。要扭转这一点，大学是有责任和使命的。然江河蒸发，尔后云始布雨，间接而已。若仰仗大学提高GDP，肯定是错误的理念。大学若不能正面地、正确地解惑大学学子之尴尬，大学本身必亦面临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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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学一向是能够解惑人类许多尴尬的地方，大学精神于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人类之登月渴望一向停留在梦想时期，是谓尴尬。梦想变为现实，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大学精神于是树立焉，曰“科学探索精神”。人类一向祈求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历经挫折也是尴尬。后在某些国家以某种体制稳定了下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们的功劳，也是大学的功劳，曰“政治思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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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访日，主人们请我们去一小餐馆用餐，只五十几平米的营业面积而已，主食面条而已。然四十岁左右的店主夫妇，气质良好，彬彬有礼且不卑不亢。经介绍，丈夫是早稻田大学历史学博士，妻子是东京大学文学硕士。他们跨出大学校门那一年，是日本高学历者就业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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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们开餐馆的感想，答曰：“感激大学母校，使我们与日本许多开小餐馆的人们不同。”问何以不同？笑未答。临辞，夫妇二人赠我等中国人他们所著的书，并言那只是他们出版的几种书中的一种。其书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变的，可谓具有“高深学问”的价值。一所大学出了胡适，自然是大学之荣光。胡适有傅斯年那样的学生，自然是教师的荣光。但若运拙时艰，从大学跨出的学子竟能像那对日本夫妇一样的话，窃以为亦可欣慰了。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中文学子。比之于其他学科，中文能力最应是一种难以限制的能力。中文与大学精神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大学精神，说到底，文化精神耳。最后，我借雨果的三句话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当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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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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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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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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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识上的不普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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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贵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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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一向需要法的禁束，权的治理。既有权的现象存在，便有权贵者族存在，古今中外，一向如此。权大于法，权贵者便超越惩处，既不但因权而在地位上贵，亦因权而在人权上贵，是为人上人。或者，只能由权大者监察权小者，权小者监察权微者。凌驾于权贵者之上的，曰帝、曰皇、曰王。中国古代，将他们比做“真龙天子”。既是“龙”，下代则属“龙子龙孙”。“龙子龙孙”们，受庇于帝者王者的福荫，也是超越社会惩处的人上人。既曰“天子”，出言即法、即律、即令，无敢违者，无敢抗者。违乃罪，抗乃逆，逆乃大罪，曰逆臣、曰逆民。不仅中国古代如此，外国亦如此。法在人类社会渐渐形成以后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如此，中国古代的法曾明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说法不惩处他们，而仅仅是强调不必用刑拷之。毕竟，这是中国的古法对知识分子最开恩的一面。外国的古法中明文规定贵族可以不缴一切税，贵族可以合理、合法地掳了穷人的妻女去抵穷人欠他们的债，占有之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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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的近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越来越式微了。法高于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权贵者之贵不复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总统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法律的权威性，使“权贵”一词与从前比有了变化。人可因权而殊，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拥有专机、卫队，但却不能因权而贵。要求多多，比一般人更需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触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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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权者殊，限制权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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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做一句话，那就是——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而为国效劳，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日本的前首相铃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记者道：“我的感觉仿佛是应征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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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权而贵，在当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里已经不太可能，这将被视为文明倒退的现象。因权而殊，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其中一项就是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权而殊，不仅殊在权力待遇方面，也殊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一点上。其实，向权力代理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待遇，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所信托的某一权力本身的重视程度，并体现着人民对某一权力本身的评估意识。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确定着。其确定往往证明这样的意义——某一权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获得那一相应的待遇，只要它的代理人同时确乎是值得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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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坚决反对因权而贵。在他任总统后，也时常生气地拒绝因权而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讲演时，甚至不愿带警卫，结果他不幸被他的政敌们所雇的杀手暗杀。甘地在被拥戴为印度人民的领袖以后，仍居草屋，并在草屋里办公，接待外宾。他是人类现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权力圣洁主义者，一位心甘情愿的权力殉道主义者。像他那么意识高尚的人也难免有敌人，他同样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他死后被泰戈尔称颂为“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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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因权而殊者，还是受权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将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殊及家人及亲属的。因为后者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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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贫而“贱”是人类最无奈的现象，人类的某一部分是断不该因贫而被视为“贱”类的。但在从前，他们确曾被权贵者、富贵者们蔑称为“贱民”过。我们现在所论的，非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缺衣少食，如果他们居住环境肮脏，如果他们的子女因穷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了病而不能得到医疗，如果他们想有一份工作却差不多是妄想，那么，他们的生存状况，确乎便是“贱”的了。我们这样说，是仅取“贱”字中“低等”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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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便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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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们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是黑暗的、丑陋的、不公正的人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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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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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权贵而比照贫“贱”，一以富贵而比照贫“贱”。萧伯纳说：“不幸的是，穷困给穷人带来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它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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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权贵是比较容易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穷困却要难很多，中国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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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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