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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6月14日那天的会议，我仍然对当时所面对的那场危机心存余悸。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们大大地低估了它的严重性。当时那场危机完全有可能使美国政府丧失一切信用，而如果那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就不可能会签署，尼克松总统也不可能访问中国，而今天的我们也很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局势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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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会议对于尼克松的总统生涯是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人生而言也是如此。会议的结果是一个名叫“水管工”的白宫特别行动小组的成立，之所以选择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任务是制止政府情报外泄。“水管工”们以及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和戈登·利迪（Gordon Liddy）制造了1972年那个多事之秋的另一起政界动乱：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实施窃听。最终，非法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精神病诊所事件以及被称为“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使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生涯走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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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深处事件中心的我思忖着五角大楼文件见报这件事给越战带来的后果，发现自己越想就愈加烦闷和愤怒。我和那些在大街上示威的人一样急切地盼望越战尽快结束。我的两个儿子温德尔和克里斯很快就要到征兵的年纪了。大学毕业后曾鼓励我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好友比尔·马罗尼（Bill Maloney）正在越南战场担负深入敌后的飞行救援任务，日夜浴血奋战。我的挚友海军上将杰克·麦肯恩（Jack McCain）的儿子约翰·麦肯恩（John McCain）当时正被囚禁在河内的监狱里。和那些关心他们的亲友一样，我也同样希望看到所有这些人平安、健康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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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反战人士看来，那些被公开的国防部文件会使战争更早结束。然而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我担心整个事件会把我们的亲人朋友更多拖入战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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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五角大楼文件公布给媒体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医生很快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夜之间俨然成为一位英勇的反战斗士。在那次危机爆发之前，我对埃尔斯伯格这个名字闻所未闻。当我得知一切时，我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厌恶和蔑视。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可耻的叛徒，竟然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时偷窃绝密文件泄漏给媒体，陷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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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的会议过后，尼克松总统的内阁班子发誓要阻止五角大楼文件的继续外泄，由此而出台的对策即为著名的“事先审查”政策——即由政府官员在可疑文件被出版以前将其查封。但这项政策很快就被证明在法律上根本行不通。埃尔斯伯格已经把五角大楼文件的副本给了多家报社。随着一家又一家报社开始发表相关的报道，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想要从法院获得禁止令的努力变得不过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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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伯格的身份被曝光后，总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一边在通向玫瑰园的门前踱着步，一边对我说：“我要埃尔斯伯格的真实嘴脸大白于天下，恰克，我要公众知道有关他的真相。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看到结果。我们要让整个国家看看，这个埃尔斯伯格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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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官！我会办到的！”我立刻回答。曾经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的我对于这项任务兴奋不已，就差向总统敬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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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我对于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也心里没底，只知道首先要收集有关埃尔斯伯格的各种信息。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能找到什么可以使他名誉扫地的办法，我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干。我深知这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或是平常的政治把戏。面对这桩利害攸关的任务，我不敢盲目行事，小心翼翼地权衡着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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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John Dean），让他给我搞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联邦调查局中的档案。联邦调查局为每一位像埃尔斯伯格那样在政府内部担任要职的人编制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档案。为了编制那样的档案，调查局会找所有与当事人相关的人面谈，朋友、敌人、妻子，甚至前妻统统会包含在内。无论其真实性如何，所有在面谈中提到的事都会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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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斯伯格的档案里发现很多能使他名誉扫地的素材后，我觉得这似乎是实现总统愿望的绝佳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让整个国家都知道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真实的一面跟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距离是何等遥远，那么人们对他泄露国防部文件的做法必会另有一番看法。在人们心目中，他会被改头换面为一名叛徒，而不是倡导自由言论和政府行为透明化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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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位《底特律新闻》的记者请到了办公室，告诉他我有一些“幕后”消息给他，意思是只要他能够不让其他人知道消息的来源，他就可以用那些消息。我给他看了从联邦调查局得到的埃尔斯伯格医生的档案。“你想不想知道那个想把尼克松总统和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毁掉的人是哪路货色？”我问那个记者，“看看这些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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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里，自始至终都确信埃尔斯伯格盗取绝密文件行为的违法性毋庸置疑。然而，我却从未想过我为了阻止他而去做的事是否合法。我后来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而我竟然从未意识到这一点。那个时常阻止我们做出可怕事情的“安静的、微小的良知的声音”，似乎反而在鼓动着我做那些事。我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是正义的，甚至是近乎理想主义的高尚。毕竟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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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澄清的是，我从未在白宫任职期间做过任何自己明知是违法的事。我当然不愿拿自己辛苦挣来的律师执照去开玩笑。我会尽可能利用规则，但如果我知道某件事已超出规则许可的范围（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我会立刻置身事外。我当时并不认为将一个盗窃政府绝密文件的人的背景材料透露给报界属于违法行为。（实际上，它也的确不是，至少在我承认控罪以前是如此。检察官后来也表示我的案子在这个领域开创了一个先例。）问题在于那个记者没有获得要看到那些档案所必需的政府许可，而我则是故意忽略了这一事实。而这就构成了企图影响被告权利的妨碍司法公正罪，也就是后来我所承认的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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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真正毁掉我的是我盲目的自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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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真正毁掉我的是我盲目的自义情绪。这一点稍后我会加以详述。我满心以为已经在自己的行为四周筑起了一道道公义的坚垒，自己在道义既然无可指摘，自然更无可能触犯刑律了。我心里对于道义谴责和法律责任两方面的自我辩护使我甚至在犯下重罪时还以为自己清白无辜。当我认真反省时，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背弃了良心准则。然而在当时的情境中，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并未理会任何发自良知深处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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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底特律新闻》的记者一直没有发表我提供给他的那些消息。而同样的消息却在《科普利报》上被登了出来，后者是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一位知情人那里获得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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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力劝之下，总统批准对埃尔斯伯格进行指控，而司法部也已经提出对他的控状。1971年6月28日，也就是《纽约时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登出后两周，埃尔斯伯格被正式起诉，罪名是非法拥有政府机密文件。由于政府针对他所实施的不法行为（其中包括我的行为在内），该起诉于1973年4月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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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埃尔斯伯格控诉案，以及“水管工”们为获取情报非法闯入他的精神病诊所的事件，就是广为人知的重大政治丑闻“水门事件”的核心事件。1972年6月，当“水管工”们被发现策划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时，“水门事件”彻底爆发。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立即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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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对“水管工”们的非法闯入行为一无所知，调查开始时检察官就把我排除在起诉对象范围以外。然而，真正应该被称为“水门事件”的，其实是在调查过程中为了保护总统和他身边的官员们而故意掩盖事实的一系列行为。最开始还只是一些用来误导调查人员的小伎俩，数月后就演变成为大规模的掩盖事实真相的事件。到1974年春天，在总统身边工作的我们中的几位高级官员也受到了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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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尽管我已于早些时候拒绝了通过作证指控尼克松换取较短刑期的条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埃尔斯伯格一案中的违法行为。在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之后，我决定承认妨碍司法公正这一项罪名，为此我被判入狱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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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我的供认是：我承认参与策划了“一项以获取破坏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先生名誉的信息为目的的阴谋，旨在对埃尔斯伯格先生进行毁谤，破坏他的公众形象及声誉……以此行为对埃尔斯伯格控诉案的审理及其结果施加影响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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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我的结论是这是一项公正的指控，实际上供认状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我亲笔所写。通过试图（如果不能说我已经成功的话）公布那些破坏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先生名誉的信息，我的确是在企图阻止他获得一项公正的判决。作为一名律师，我理应知道，在报上发表诋毁埃尔斯伯格先生名誉的信息，自然会使任何一个陪审团乃至整个国家对他心存偏见。（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在报上看到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诋毁我的文章，因此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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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8日，我的朋友格雷厄姆·珀塞尔（Graham Purcell）开车送我到阴暗邋遢的巴尔的摩酒店，四名荷枪实弹的狱警在那里等着接我，然后把我送到监狱。会面的地点是特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媒体的视线。但记者们仍然从我们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的家一路紧跟着到了巴尔的摩。我吻别了妻子帕蒂，然后上了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轿车，被送到了位于荷拉柏军事基地的一间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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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荷拉柏监狱的路上，我的内心疲惫不堪，对于周遭情境再也无力做任何情绪上的反应。父亲已躺在病床上（他一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帕蒂要独自挑起家里的重担。经历了媒体的狂轰滥炸，那时的我反而经历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那段炼狱般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竟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在去巴尔的摩的路上，我就对自己竟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而感到奇怪，因为高层政府官员受到来自对政府不满的囚犯们的生命威胁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当我抵达荷拉柏监狱时，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一些和平的气氛。我知道我必须得那样，我表现得像是一位完全有能力应付监狱生活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我当然不想和家人分开，心里也的确充满了羞耻感。我无法想像将来会是怎样，只知道要让自己准备好，去面对那即将接踵而至的监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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