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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列舒曼在1999年的那个情人节去世。没有人为这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举行葬礼，也没人前去哀悼。约翰生前曾对帕特里科亚说他想要一个“安静的告别”。他的遗体随后被火化，骨灰被移交给了他的儿子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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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列舒曼生命中最后的那些年头为我们讲述的是个人自治如何转变成为一场噩梦的真实故事。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如果我们的快乐成为我们的唯一关注，那么当我们的快乐变成疾病和痛苦的时候，那又和别人有什么关系？落到那样地步的时候，继续操心生活中的事又有什么意义？个人主义的逻辑，只为自我完美主义和个人实现而活的思维方式，到头来导致的都是自毁性的效果。这又是一个反合性的例子，不是吗？如果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那么当我们觉得生活已成为难以承受的重担的时候，唯一的出路也就只剩下归于虚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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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种声音却在告诉我们那样想是不对的，简直就是大错特错。诸如自我完美主义、自我导向的生命，以及自我消费式的生命显然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只会引向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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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亚列舒曼的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些什么？约翰在一个认为罪恶并不真实存在的宗教信仰传统中长大，他被教导相信罪恶不过是我们思想里的幻象而已。在那样的信仰系统之下，约翰一直过着一种满足成功的生活，直到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在的邪恶，并需要付出努力认真对付那邪恶的时候为止。然而他的思维模式却使他根本无法做出那样的努力，有谁能够去努力对付一个幻象呢？于是就只剩下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去证明其他人心中所相信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会那样拼命地想要通过写作和电影来为自己辩护的原因。他当然可以做那样的尝试，但他永远也不可能将虚谎的事变为真实。到头来他只是使自己陷于无休止的自我痴迷以及悲剧性的自我毁灭的漩涡之中。约翰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奥古斯丁的祷告：“主啊，求您拯救我脱离自我辩解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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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自我完美主义、自我导向的生命，以及自我消费式的生命显然根本不是什么真理，只会引向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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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亚列舒曼不仅不能原谅自己，他也不能原谅别人，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把其他人的罪也一起带进自己的坟墓。他的信仰系统所强化的恰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的人的骄傲——想要成为自己的上帝的欲望。从约翰在他的生命中所作的最后那次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尝试按着自己的意思营造生活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每个人都知道亚列舒曼的确是陷入了困境，每个人也都知道的确有其他人造成了他那样的困境。但约翰没能从自己的失败中站立起来，他也无法原谅其他人的失败。于是他留给自己的，就仅仅只有自己头脑中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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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价也许听上去有些无情，而且我那样去评价似乎显得我非常的自义。毕竟，经过“水门事件”，我挺过来了，而亚列舒曼却没有。然而我想加以补充的是，我认为自己和约翰没有任何的不同。我心里也一样充满了那些最终使约翰为之耗尽一生的自我辩解的欲望。事实上，在“水门事件”过后的很多年间，我整理收集了大量材料，想要证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计划。由于已经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事情的确是错的，我就不顾一切地想要恢复自己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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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约翰·亚列舒曼和我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并不在于我有什么地方比他好，我以前不比他好，今天依然如此。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上帝的恩典。就这么简单。是上帝的介入使我寻见了饶恕和平安。容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我们曾提到过的悖论：我们必须先认识那在我们里面的邪恶，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生命中真正的美善；我们必须先丧掉我们的生命，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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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我们曾提到过的悖论：我们必须先认识那在我们里面的邪恶，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生命中真正的美善；我们必须先丧掉我们的生命，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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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个人主义——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在公众的聚光灯下，还是在隐私生活的阴暗角落——只会带来孤独、封闭和绝望。个人自治在一开始看起来很吸引人，然而当它闯入我们视线的时候却并没有高举着后果警示牌。揭露现代生活中的那些惊天大谎言，是我们迈向美满人生的第一步。而在今日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自治，实在是所有谎言中占得头筹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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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9 我的快乐，管它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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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著作在上世纪60年代曾风靡于美国大学校园，这位哲学家称自杀为首要的哲学问题。乍一听到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那些法国哲学家们才会谈论的话题罢了。然而它的的确确是关系到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毕竟，约翰·亚列舒曼就问过我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问，那就是：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再也发现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结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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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美满人生的前提是我们首先必须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珍惜生命？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每一个追寻真理的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而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所持有的态度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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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确信的是，之所以约翰·亚列舒曼会用那样一种绝望的语气问出那个问题，是因为在他的眼里，他的生命从起初到末了都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定义自己的人生并使之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种样式就是他所拥有的一项绝对权力。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而且他的确在很多方面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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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人们致力于让自己变成伟大人物的时候，现实却无情地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有限性。成就伟大的前提是他们要让周围的世界也认同自己的观点。当伟大人物们遭到公众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自负心态就会促使他们为自己辩白。那些义无反顾地为自己辩白的人们最终不仅会疏远自己的对手，甚至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也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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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约翰·亚列舒曼的悲剧。最终他将自己流放到了那座名为“自我决定”的荒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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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很少对“定义自己的人生”或是“选择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样的理念持负面的态度。而后现代思潮更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个人自治——即不受任何的约束，自由地追求我们自己的快乐。于是，快乐和个人满足就成了今日文化的主流。我们的文化宣扬说，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快乐，人生的目标就在于去发现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且不要让任何事情拦阻我们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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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获奖影片《时时刻刻》所表现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这部改编自迈克尔·坎宁安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的多头绪电影表现的是三位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女性的生命的交集。影片中刻画了在1923年撰写小说《黛洛维夫人》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妮科尔·基德曼饰）。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位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洛杉矶的有孕在身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茱莉安·摩尔饰），她一边为丈夫的生日烤着蛋糕，一边读着小说《黛洛维夫人》。在现代时尚的纽约曼哈顿，50岁的克拉丽莎·沃恩（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正在为同性恋诗人理查德·布朗（艾德·哈里斯饰）准备一个晚会。理查德是克拉丽莎在大学时期的情人，两人相恋时理查德给克拉丽莎起了一个绰号：黛洛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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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女性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生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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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吉尼亚·伍尔夫患上了严重的妄想症和抑郁症，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把她送到了伦敦郊外，希望宁静的乡下环境会对她的情绪有好处。当维吉尼亚开始创作《黛洛维夫人》的时候，她觉得郊外安静的环境反而让她难以忍受。在一阵狂乱中她冲出了房子，到火车站搭上火车返回伦敦去寻求娱乐的刺激。丈夫发现她离开后，立刻跑到火车站去找她，担心城市的过度刺激会让她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在那以前，维吉尼亚曾两度尝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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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伦纳德在火车站找到妻子的时候，他恳求她和自己一块儿回家。但维吉尼亚却竭力地反抗，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绝望。“我的生活被偷走了，”她抱怨着自己的病和生活的改变。“我生活在一个我不想待的小镇上，我过着一种我不想过的生活。”她承认自己非常急切地想要搬回伦敦住：“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就算是最可怜的病人，是的，就算是最低贱的人也有权利对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发表意见。这是她作为人的资格……如果要我在里士满和死之间做选择，我宁愿选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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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处于一个相似的困境：每个人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让他或她感到快乐的事，不管那样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克拉丽莎·沃恩试着告诉女儿什么是生活的意义的时候，她告诉女儿当她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候，她才觉得拥有真正的生活。除此之外，生命中其他的一切都是那样琐碎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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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这位母亲就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等于是说自己和女儿以及同性恋恋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她又立刻尝试着纠正自己的失礼。她解释说，自己和理查德在大学里相恋的那段时光是自己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那时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带着一脸幸福的神情，克拉丽莎深情款款地向女儿讲述着几十年前的那一幕：那天清晨，她从科德角的一所老房子里走出来，走到了外面的沙滩上。理查德追上了她，在她的肩头上轻轻地一吻，深情地说了一句：“早安，黛洛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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