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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礼仪官告诉我说，作为美国公民，我不用向亲王鞠躬，但可以以某种方式表达敬意。然后他告诉我，在亲王说话之前，我不能对殿下说任何话，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主动上前靠近菲利普亲王。他告诉我亲王会和我一同走到房间中间去颁发奖项。那位礼仪官接着又重复了两遍，“我们绝对不能主动靠近皇室成员，只能是他们主动靠近我们。”于是我点头表示自己已经听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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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房间里等了几分钟，突然，所有的交谈戛然而止，从那扇巨大的镀金门后走出了菲利普亲王和他的侍从。正如预料中的那样，亲王径直走到我这里和我握了手，然后继续前行，亲切地招呼后面的每一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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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菲利普亲王走到房间中央，向我点了点头，看样子像是让我走上前去。那位礼仪官站在亲王身后，只见他直挺着腰板，向我摇头表示“不行”。我觉得菲利普亲王的确是想让我走到房间中间去，但礼仪官否决了我那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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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菲利普亲王看着我，又向我点了点头。我又看了看礼仪官，他再次摇了摇他的头。当时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难堪，我感觉实在荒谬，于是径直朝房间正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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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我被告知可以做两分钟的领奖发言，我的发言刚一结束，菲利普亲王立刻开始询问起我们的工作，并且对我们的青少年计划表示了特别大的兴趣。那样的讨论使得那次会见成为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我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个持续不变的念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监狱团契”接触到的那成千上万名犯人给予我信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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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自己在“监狱团契”的办公室以后，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邓普顿奖的奖牌，我开始思考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我把助理南希·尼米尔叫了进来，和她商量该把奖牌放在什么地方。那场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盛大活动结束以后，那奖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用的小摆设似的。我要做什么？难道要每天盯着它看，自言自语说：“我是一位邓普顿奖的获奖者”？我把那奖牌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尽管它极具现代感的设计和工艺都非常精美，但归根结底它也就是一片金属而已。我把它递给南希后说道：“帮我找个合适放它的地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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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希拿着那块奖牌离开以后，我打开抽屉，取出一封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监狱寄来的一封信。很多在前苏联政权倒台之前的最后几年中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被关押在那间监狱。一位传教士将他们的信件偷运出了位于马加丹市的监狱——马加丹是西伯利亚北面一个非常偏僻的城市，那里常年都是酷寒的冬季，是一片缺乏生机、无人理会的荒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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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那间监狱的环境以及那里的人们的境况。1990年，我得到了一个极少有人能有的机会——事实上那是给予西方人的第一次机会——去拜访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臭名昭著的彼尔姆35号营地。彼尔姆35号营地坐落在乌拉尔山脉，在莫斯科东部一千英里处，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那里的囚室是一些阴冷潮湿的水泥洞。要到达那里，我们得开车穿过高高的雪堆，感觉自己就像是呆在一个巨型冰坑里。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车经过的全是满是融雪的坑洞。在抵达监狱前的一路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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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那封由传教士偷运出来的信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着监狱里的那些场景。那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在读了我的那本《爱主你的上帝》以后给我写来的信。那本书被翻译成了俄语，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监狱，经过一番周折，那里的犯人们最终被允许阅读那本书。他们在来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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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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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给我们送来了《爱主你的上帝》这本书，但是整整一个月监狱都没有将它转交给我们。当我们发现那本书已经送到监狱以后，我们向莫斯科方面提出了抗议，最后，我们总算被允许阅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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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营地里有3000名犯人，每个人都已经读了您的这本书。事实上，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读它，旁边总是有15到20个人在那里听着。感谢您在书中写的那位名叫寇尔森的作家的故事。当我们了解到他也曾经进过监狱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他懂得什么是自由的真正含义。我们以前心中充满了仇恨，也认为其他人也和我们一样。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去学习爱上帝，并且去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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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我们向恰克·寇尔森问好。我们希望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能够读到这本书。它会对每个人有所帮助。恰克，请给我们写信，莫谷利斯先生会把你的信翻译成俄语。如果可能的话，来看看我们！我们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够送更多你写的书给我们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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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米扬·戈罗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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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丁·苏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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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3000名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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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看到自己居然能够有机会为那些人的生命贡献些力量，我感到自己里面被一阵强烈的感恩所充满。我似乎可以看到那里的场景：15或20个人聚集在一起，也许房间里只有一盏烛光，他们听着其中的一个人大声朗读《爱主你的上帝》。在那个西伯利亚寒冷而晦暗的世界里，通过这本书，他们感觉到了上帝慈爱的怀抱，获得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饶恕的心被唤醒，获得了去爱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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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作《爱主你的上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上帝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这本书去影响人的生命。这又是一个悖论的例子：在白宫的那些日子，我努力想要影响冷战局势，然而成效甚微。但我写的一本书却进入了俄罗斯的监狱，给那里的3000个生命带去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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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普顿奖，一块金属质地的大奖章，和从塞米扬和瓦伦丁以及那3000名囚犯寄来的信，哪一样会对你更有意义？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现在我甚至都不知道那块邓普顿奖章挂在墙上哪个地方。但我一直把那封来自西伯利亚监狱的信保存在我的公文包里，当我疲乏、沮丧、气馁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拿出来再读一遍。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能够有一段回忆我的生命经历的时间，我想我一定会把那封信放在我的床头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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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付出会带给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满足。你可以写一张捐款的支票，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付出自己，我的意思是，完全的舍己，包括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的生命和我们的文化所带去的更新将超乎我们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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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的故事中，我们将看到同样的真理。我们将看到一群人，他们遭遇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然而，他们却获得了珍视生命中真正可贵的事情的力量。那是一个通过个人牺牲将整个群体从死亡边缘拉回到美善的人生场景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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