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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维尔看来，遵循真理而活的意义就是指按照正直的原则生活：即承认事实，然后在自己的行为中忠于事实。哈维尔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纲领。在他看来，遵循真理而活包含“所有各个层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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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斯匹尔的负面案例和哈维尔的正面案例使我们学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生功课：要使我们的人生具有意义，我们需要去发现真理，需要去发现事实。而且，一旦我们发现了它们，就必须对其绝对忠诚。持守正直与追寻真理总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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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我们的人生具有意义，我们需要去发现真理，需要去发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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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正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任何有违正直的事实际上都是与事实为敌的事，而与事实为敌是一场任何人都无法打赢的战争。你的确可以逃避事实，但事实的车轮不久后就会将谎言碾得粉碎，就像它碾碎纳粹德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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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个巨大的谎言却仍然与我们同床共枕。极其可悲的是，今天的我们在自己的橱窗上写着：“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理存在！”“宽容就是上帝！”“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保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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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今日西方社会的弥天谎言，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理，有的只是彼此争竞的、主观意义的“真理”。这样的观点看上去宽厚仁慈，极具包容性，但它对“生命的真正目标”（或称之为美满人生）同样具有致命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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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7 我们能认识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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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对于认识并活出真理的信念正是活出美满人生的核心所在。这同时也引出了今日文化中一个最紧急也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我们能认识真理吗？今日文化中的各样喧嚣声音都异口同声地给出了一个“不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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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社会非同寻常的“文化革命”中我们可以找到形成如此现状的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二战结束之后，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绝大多数是法国人）完全接受了尼采的观点，他们认为上帝已死，生命并无所谓超验的目的。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是要通过个体的经历克服生命内在的虚空。在这样的哲学思想背景下催生出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方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通过示威抗议、自由恋爱和毒品寻求人生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很快就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解构主义为伴。后者认为每个社会都生活在一个“语言的囚室”当中，这意味着我们永不可能逃离我们文化中的偏见，每种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的观点只可能是某个团体的有失偏颇的思想。你不用是一位哲学家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思潮会使任何一种权威架构受到侵蚀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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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变成了任何一个人所相信的道理。于是，你有你的真理，我也有我的。这就是后现代时期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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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所有观点都是同样的“真”，最后的结果就会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后现代主义已经完全偏离了西方文明的历史性传统，在那样的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理性思考和想像认识真理。而基督教信仰更是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可由上帝的启示加以补足，为生命目的和意义的终极问题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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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不只是一群现代学者和哲学家提出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教导。今天，后现代主义已影响到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意调查显示，如今64％的美国人认为并没有所谓的道德真理存在。而更令人担忧的是，83％的青少年认为所谓道德真理不过是人凭空捏造的道理。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我们可以自己为生活制定规则。所有这些带来的结果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混乱（稍后我们会加以详述）。（今天，我们面对课堂里司空见惯的欺骗和偷窃，以及充斥着丹尼斯·柯斯洛斯基们的商界，我们还会觉得吃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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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只需要想一想那样的观念对“X世代”和“Y世代”产生的影响就足够了。由于相信所谓真理不过只是相对性的道理，大量二三十岁的人们掉入了一种绝望的文化氛围。而对于在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而言，由于遭遇到种种残酷的现实（尤其是在他们子女的生活之中），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也许确有真理存在，不过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寻见那样的真理。如今这一代人的视野更是被局限于去适应现实世界的样子，他们活在一种邪恶的迷幻之中，认为认识真理是一项完全不可能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自己每天就好像是在一部下行的电动扶梯上挣扎着向上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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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朋友，伯克利大学的法律教授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有一次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某位知名教授的故事。那位教授在一所社会活动极其活跃的大学里任教。然而，令他和妻子惊颚不已的是，有一天他们的儿子回到家后竟然说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那个年轻人参与的是一项如今在美国校园里颇为流行的运动：自己选择性别，而不用考虑生理因素。自从参与那项运动以来，他已经阅读了大量有关“性别扭转”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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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美国父母早已习惯看到自己的儿女把各式各样怪异的习惯带回家里：女孩子选择纹身，男孩子则是在眉骨处穿上金属环（我的一个孙子就是其中之一）。但听到自己的儿子称自己为“跨性别者”还是令那对教授夫妇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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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给我复述了教授一家人在餐桌上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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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意思？”男孩的父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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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女孩，”儿子回答，“我要穿女孩子的衣服，化妆，挑战整个中产阶级父权式的性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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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父母惊呆了。就在那个晚上，他们刚好邀请了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费希博士夫妇（Dr. and Mrs. Stanley Fish）到家里来共进晚餐。费希是解构文学学派的一位领军人物，该学派认为艺术和文学并无任何客观意义可言。男孩的父母担心甚至斯坦利·费希本人也会觉得“跨性别者”这件新鲜事听上去令人难以接受。那位父亲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恐惧：“我想像着自己的儿子会像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那样，身着飘逸的薄绸裙，旋转着走下楼梯参加宴会。我该怎样向正在用开胃菜的客人们解释他们眼前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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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男孩的父母要求他在那天晚上还是做一个男孩。儿子最后答应了，强忍着不去揭穿父母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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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结束后，男孩告诉父母，自己是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中读到了有关“跨性别”的思想，而那些著作正是他父亲分配给学生们阅读的教科书。在许多后现代学者的眼里，性别和生理因素根本无关，它只是一种人们可以自主决定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别。事实上，那个男孩并不是在刻意反叛家庭哲学，恰恰相反，他只是在依照自己的家庭哲学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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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今天有那样多的年轻人在性的问题上迷失和绝望，导致这一切的正是年轻人从教授、老师、学术精英，甚至是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习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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