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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对于出生、死亡和结婚都完全没兴趣。谁会在那个年龄对这些感兴趣？但是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版面。我脑海里甚至有个具体的相关人物形象，我相信不是完全印刻在脑海里，而是由于某些难解的原因，它被嵌入脑海，供我追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戴眼镜的老奶奶，头发灰白，烫着卷儿，看上去很苍老，虽然说她只有64岁我也不会觉得惊奇——现在想想，64岁在那时候也算老了。那时的女性一般活不过70岁。她那张模糊的照片可能是在圣诞节与侄子侄女、兄弟姐妹聚会的时候拍的，其他人都被剪掉了。照片旁边还有一小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我是现编的，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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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我们多么想念您。没有了您，生活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关于您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停留，甜蜜而温柔，深情而真切。我们没有一天不曾怀念您，亲爱的母亲/祖母/葛莱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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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这段记忆让我觉得讨厌，但并不全是悲伤；跟我现在的感觉正好相反。我都忘记了这位奶奶和那些小字印刷的页面，但不久前读到的一些东西又让我想了起来。我读到一篇名为《论生活的意义》的书，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他观察到“藏匿在日报的小字印刷里，藏匿在‘出生’‘结婚’和‘死亡’题目下的，才是人类历史的本质”。杜兰特说，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只是“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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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听起来很不错，不是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出生、繁衍后代，然后死亡。这就是所谓的意义吗？若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你会想，那为什么人类还要想那么多呢？花过多的时间去研究无法解决的哲学谜题，甚至连“存在的根本目的”也要与我们当面对峙。我们出生、结婚、死亡，人生基本上不就是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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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美国作家，幼年身世坎坷，11岁开始文学创作。1958年其成名作《蒂凡尼的早餐》出版，奠定了“战后一代最完美的作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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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利弗夫妇（June and Ward Cleaver），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白情景剧《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中的主人公。该剧通过一个四口之家树立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标准的道德观，夫妻相敬如宾，育儿宽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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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玫瑰花蕊（rosebud），1948年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在这里指人临终回忆里那些美好深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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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平队（Peace Corps），一个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志愿者组织。组织使命包括三个目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美国境外的人了解美国文化、帮助美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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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5 上帝形状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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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科学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人们的人生故事时，他们自有一套固定的流程。若你同意参加，就会被告知这段采访大约需要两小时。“这段采访是关于你的人生故事，”他们会这样解释，“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很想倾听您的故事，包括您记忆中过去的部分和您想象中未来的样子。”然后他们会向你保证，这不是什么心理治疗。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作为研究者是通过采集故事来研究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的方式。他们会让你想象一本书，就像我们在前面做的那样。你会被告知这个采访包括让你在书中选择某些场景和章节。采访者会说，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件事，我们只集中于几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可能包含采访者称为“核心片段”的8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核心片段”，是指它们在你的个人故事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些核心片段包括：一段积极的和一段消极的童年记忆，一次“智慧事件”，一段鲜活的成年记忆， 一个高峰，一个低谷，一段心灵体验和一次转折点。采访者会说，转折点是你经历的自我理解方面的重大转变。我们可能不会在事件发生时立刻发觉它就是转折点，只是在回想时才意识到。他们会告诉你，你判断哪件事是转折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采访中其他问题的回答也没有正误之分。所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请试着放松下来，让好的、坏的记忆都展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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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人生故事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只须分享一个转折性事件，当然我们每个人在个人奋斗史中都有不止一个转折点。在写作中，无论多长的故事都不止一个转折点。你去参加任何写作培训，讲师上来就会讲到，一部好的电影（其实一部烂电影也是）都是由三幕剧和穿插其中的几个转折点组成的，哪怕有五个也不足为奇。它们被战略性地安排在情节中，用以表明：这儿有个机会、计划有变、有去无回、冲突升级、一切尽失；然后有个最终奠定胜利的转折点，皆大欢喜，好莱坞的剧情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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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理解了，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剧本模式上的，虽然生活常常不会有好莱坞电影的喜剧结尾。假如你今晚潜入我的卧室，把我从深深的梦境里推醒，让我飞快说出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我会立刻列举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曲折经历，与琳达结婚，每个孩子的出生，还有在上述这些之前发生的某个转折点，我等会儿就会告诉你了。这下齐了——让生活可以成为电影剧本所需要的至少五个转折点。虽然不是说很快就能拍出李·艾森伯格的个人传记片。如果我在半夜将你叫醒，你一样也能列举出自己的五个转折点。（说真的，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马上来列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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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人列举出五个转折点后，若我们继续这次谈话，肯定可 以想出无数其他有不同意义的转折点：选对或选错了大学专业；医生下了正确或错误的诊断；这件或那件事发生时天气是否合适；与某人在一起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在对的时候说了对的话；我们与某人相遇或失去某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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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后来寻找过去发生的‘转折点’时，我们就会倾向于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转折点。”石黑一雄在小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里这样写道。这书名取得真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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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一下刚才没说的那个转折点，就是发生在其他转折点之前的那个。那是在一个美丽的秋天，具体是在10月26日，周一，就在我成为亚瑟夏令营棒球队年纪最小的队员那年夏天之后的几个月，虽然像前面说的，我没怎么打过比赛。那时我13岁，刚刚放学。我的头皮已经康复了，正在我家前面的街上玩触身橄榄球。道路边铺满了落叶，甚至到今天我还能听到它们“嘎吱嘎吱”的响声，还能闻到那种气味。我还可以看到街边的铺路石，水泥台阶一直延伸到我家前门。研究记忆的科学家认为，将发生的事情与它发生的地点联系起来，可以带来出人意料的清晰效果，就像一个梦境或一场电影。记忆研究者还认为，我们之所以格外详细地记得某个场景，是讲述故事的需要。我这段特定的记忆证实了以上两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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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难以名状地心神错乱着（这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惊恐的人脸出现在我脑海里，记忆并非完全按照实际的印象），她打开纱门大声喊我进去。我跑上台阶，脚跟还没有落稳，母亲就告诉我父亲去世了。我不记得她是否真的用了“去世”这个词， 也可能说的是“走了”。我很确定不是“辞世”，肯定也不是“安息”。当她说了父亲“去世”或“走了”之后，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跟我讲话，她哭喊出一句医学术语，或者我认为那是句医学术语，因为听起来像。几年来，每当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要提起那天的故事，我都试着回忆母亲用过的确切词语，我反复回忆着那个声音，就像声音实验室里的分析员。她说的是：“他心肌梗死发作了。”好像听她说话的人能听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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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是何时呢？那件事在最新版本的《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中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你的一个转折点吗？你当时是生气呢，困惑呢，还是不知所措？你有没有哭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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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虽然生气、困惑、不知所措，但我不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母亲不停对我说，哭会“把痛苦放出来”（let the hurt out），这就让人哭不出来了。我很确信，她说的就是那几个字。这句话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刻。我是过于困惑而忘了哭吗？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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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非常吃惊——人可以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毫无知觉了。我相信你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记得自己盯着父亲的浪琴腕表，后来它被我收进柜子里的盒子，这些年再也没上过发条。当我母亲不在家时，我会蹑手蹑脚地跑到父母的卧室里，看着父亲的壁橱，看着他的西装，想到他再也不会穿这些了而发着呆。几个月后，我母亲把西装捐给了慈善机构。一想到其他人会穿着父亲的西装，我就觉得更加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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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葬礼的事我只记得一点点。并不是因为我压抑着其他相关的记忆，我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还没有展开、理顺或压缩这件事的相关记忆。若当时在现场，我会记得更多，但事实是，故事作者和我一起被关到侧间里隔离了。母亲去葬礼的时候对我说：“我希望你记得父亲原来的样子。”最近，我读到了托马斯·默顿关于他母亲下葬那天的描述——他比我那时候还小，八九岁吧，他同样不被允许参加葬礼。“关于疾病和死亡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对我隐瞒起来，因为让一个小孩子想这件事，可能会让他变得病态。”好吧，也许，但很可能每个失去父母亲的小孩都会变得有点儿病态，不管他是否有幸能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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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许我母亲是对的。一个六十几岁的男人在采访中谈到，他母亲二十年前过世了。她走得很突然，病被确诊后还不到一个月。他承认自己现在仍然被“躺在棺材里的她的脸所萦绕”。因此，没错，我母亲讲得有些道理，那样我就只会记得父亲去世，而不会记得我们一起去钓鱼或看球赛这些幸福的记忆了。我也在照片和家庭录像里看到了父亲，虽然跟他活着的时候我记住的有些出入，但我仍拥有那些记忆。苏珊·桑塔格在她一篇著名的探讨摄影的文章里写道，所有的照片都是死亡的象征：“通过精确地将某个时刻区分固定下来，所有照片都证实着时间的无情流逝。”对我来说这有些道理。如今，每当我看着父亲的照片，相比于看他，我更多地是在凝视时间的无情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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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转折点，我还有另一段记忆。在葬礼后，人们都回到我们家。镜子上盖着黑色的布，客厅里放着折叠椅，成堆的冷 盘和蛋糕压得餐桌吱呀作响。鲁丝阿姨走过来在我脸上掐了一下。顺便说，她掐我那下感觉很厉害——鲁丝是位很强壮的女性。然后我俩上演了电影里那老掉牙的一幕：鲁丝阿姨弯下腰告诉我，你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了，要照顾好母亲。我没有讲自己想说的话——我好害怕——我像烂电影里每个小孩都会做的那样去表现。我点点头，神情肃穆地低声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丹·麦克亚当斯肯定会将我那时的表现看作试图创作个人神话，讲述一个年轻男人在逆境面前如何展现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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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几天里，我坚信父亲会以鬼魂的样子突然再次出现。这可能是我的《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里唯一有关超自然的部分。斯蒂芬·霍金曾对查理·罗斯说，他认为来生“是为害怕黑暗的人创造的童话故事”。虽然我不害怕黑暗，但是一想到父亲会在半夜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虽然我很想见他），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怕黑了。睡觉前，我会检查一下床底下。在学校，我有点儿期待地向校园里张望，希望看到有鬼魂在树后探出头，嘴里叼着金边臣香烟，虽然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医生就让他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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