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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在上学前和放学后，每天两次，爷爷会开车带我到附近的犹太教会堂，让我在那里背诵犹太祈祷文，那是传统的希伯来纪念祷词。虽然我的祖父母信教，但我自己家并不信。经历这种折磨，我丝毫不觉得有压力，但也没有其他更有意义的方式能表达对父亲的爱了。我想那是为了赎罪的苦修行为，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参加这日出和黄昏祈祷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老人。这是一种社交活动，为了给他们一点儿事情做，让他们不要老在家里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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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脸，或者我认为我还记得。他们都七十几岁或者更老，看上去十分消瘦，带着令人不安的冷漠，或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我从未感觉如此被暴露在外，感觉很不自在。他们跟我说的话不到10个字，只是盯着我，我相信他们是在对我表达同情，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难以接近和严厉的。祈祷大约持续了40分钟，全程使用希伯来文。那个时候我能磕磕绊绊地读希伯来文，但是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对它们的含义一头雾水。过了一周我就能背诵哀悼者的祷告词了。我现在还能靠记忆背出来那些音节。在那场祷告中，我能做的只有站起来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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咿思噶哒咿咿咖哒师师梅啦吧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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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啊嘛滴咿啦哧唔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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咿呀嘛哩哧嘛楚噻 吧碴耶楚 呜哟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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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咿碴耶滴楚呗嘶咿嘶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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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啊噶唔啦呜咿滋漫咖如咿咿姆鲁：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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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24行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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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折磨人的11个月终于结束时，我获得了一点微小的满足感，因为我付出了努力，付出了时间，承受住了别人的注视。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但是我在尽最大努力向我父亲致敬。今天，我对于那整段体验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基本上我跟自己都没什么共同之处，我应该安静地站在角落里，庆幸自己还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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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包括我没有哭，鲁丝阿姨掐我那一下，盖起来的镜子，检查床底下有没有父亲的鬼魂这些事。不错，将艰难的记忆倾诉出来是很有益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多很多的研究，它们一般以这样的说明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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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件对您和您的人生有极其重要影响的事件，请写出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在写作中，希望您能真正放松，探寻自己最深处的情感。您可以将话题锁定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包括与父母、爱人、朋友或亲戚；话题也可以关于你的过往、现在或将来；或是关于曾经的你、自己想成为的人，或现在的自己。不要在意拼写、句子结构或者语法。唯一的规则是：一旦开始写作就要坚持写下去，直到时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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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分配的时间里——比如每天15分钟、持续三四天——参与者会写到逝去的爱情，写到死亡与个人的失败经历。你猜怎么样？研究发现，参与者随后会有精神和体力上的增强，包括免疫功能的改善，情感焦虑或压抑减轻，甚至失业后能更快找到工作。研究发现，有规律地写作任何内容，都会对人的记忆能力有所改善。将那些艰难的日子写下来，为什么会让你感觉更好呢？没有人能完全肯定，但是有个由来已久的理论认为，这种在纸上的释放可以减轻压抑感，而压抑感是我们压力的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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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我告诉你我父亲去世这段记忆的原因。我不是想释放压力，也没有想博取同情。我之所以分享这段记忆，是在为转折点的话题阐明观点。在事情发生的几年后，脑海里的作者常 常会回想起，并重新诠释自己在整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父亲或母亲的去世，虽然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也可能是一段成长经历，或者是你的梦醒时刻，或者它会把人生故事变成不可逆转的噩梦。在那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一点。那时我只知道，我们的家庭眨眼间就有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有些观点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需要一个像上帝一样高大、雄伟的轮廓，才能填补生命的空虚。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种空洞，在发生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死是我开始考量生活的转折点。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他的回忆录《希奇—22》（Hitch-22）里写道：“父亲的死为我们个人的终结打开了前景，提供了一片无阻碍的视野，让我们看到还没有被掘开但正等在那里的坟墓，它在跟我们说：‘下一个，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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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而言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他第一次明白这份工作不全是玩乐和游戏。他待在脑海里不是在胡乱涂写，将记忆的片段甩在墙上，看哪条能在以后的情节中站得住脚。他就在那里，你的故事作者一直在那儿，花费精力写一个连贯的故事（就像爱德华·福斯特所说的那样），以我们不太记得的事情开始，以我们期待但不了解的事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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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故事作者和我，我们现在都有了个大致的概念，知道这本书大概会有多少页。它的页数让我足够将其归为中篇小说，但还不足以称为大部头。有足够的页码撑过我四十多岁那几年，不仅因为父亲也是这个年纪去世的，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如此。故事作者和我都不怎么懂得基因或者寿命统计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父亲从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到因心肌梗死去世的周一清晨那三 年间经常说的话。他是一位骨科领域的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受到认可，并且在一流的医学院里教书。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时常评论说，医药和科学可以产生令人惊叹的奇迹，“但最终都取决于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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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真的，我还记得——我拿出纸和笔做了些基本的计算题。假设我的命运跟父亲和两位叔叔的一样糟糕，我可能无法听到千禧年的新年钟声了。那个时候的人们肯定是在西装外背着喷气背包呼啸着去上班吧。肯定有了核动力汽车，有了双向的、带可视电话的腕表。肯定也有机器用人和机器人吸尘器。一想到无法与安妮特·弗奈斯洛[1]儿女成群、幸福地生活在有机器用人和机器人吸尘器的大房子里，我就觉得有点儿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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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妮特·弗奈斯洛，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歌手、制片人、编剧，12岁时被迪士尼发掘，成年后以海滩电影著称，曾主演过美剧《成长的烦恼》（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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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6 开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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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从故事开头来到故事的中间，就有理由去思索《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的前几章，对于故事的中间和结尾能起到多大的决定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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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告诉你，故事开头与中间和结尾的关系十分密切。圣罗耀拉[1]说：“给我一个小孩，到他七岁时，我就能向你展示他成人时的样子。”恕我直言，先别急着下结论。依赖长期数据而非信仰的人会告诉你，你七岁时一切尚未定型。这关乎天性、教育，还有更讨厌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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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纵向时间的例子来说明：1938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推出了后来被称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长期探索，目的是观察生命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该项目资金来自 W.T.格兰特，他通过廉价商品店成为富豪，他自己就是在十年级辍学的。格兰特将此研究当作一次测试，能帮助他预测什么样品质的人能够成为可靠的长期店长。研究者跟踪人们一生的生活轨迹，从哈佛校园一直跟踪到墓地。目标是记录“现代生活的压力”是如何影响人们整体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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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68名大学生志愿者（都是男生）作为小白鼠参与到研究中。每位都经过身体和心理条件上的筛选。有健康问题史，有当下或未来健康风险的，或者在学术上表现不佳的人，都被剔除出去。研究者坚持认为，所选的受试者自身越强壮越好。受试者活得越长，研究者得到的数据就越丰富。相应地，运动型体质的人比瘦弱型或矮胖型的人更适合。参与者的人生故事通过他们的个人报告和周期性的访问，被一丝不苟地追踪记录着。将近80年后的今天，研究仍在继续，尽管参与者的数量严重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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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想象的一样，研究中的参与者，有些人变得更加活跃，而有些则逐渐暗淡了。每个人都要经历生活的压榨。他们的身体机能，在项目开启的十年内处于巅峰时期；到40岁时，他们的身高就开始每十年萎缩2.5厘米；50岁时，味觉开始退化；60岁时，他们的阅读速度比学生时代在怀德纳图书馆填鸭阅读时慢了三倍。血管开始硬化，脑容量减小。70岁时，很多人就发不出声调较高的辅音了，比如“k”“t”和“p”，并且开始抱怨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老牌友们说话都在嘟囔。婚姻和事业开始土崩瓦解，而且常常不止一次。他们的同事与爱人都已入土为安。他们经历过战争，遇过经济危机，许多人因为酗酒毁掉了人生。但对于脑海里的作者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东西可以通过一个最好听，但 对故事作者最恶劣的词汇来表达——“良性衰老型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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