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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岁生日前不久，这位俄国大师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坦言，是为了遣散心中的阵阵焦虑。在他年轻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处于上升期：“我的肌肉在生长变强，我的记忆变得丰富，我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也在进步。我在成长，在进步。”托尔斯泰试图说服自己，只要人生轨道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宇宙自会有它的秩序，他自信能找到一个通用的法则，找到自己人生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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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事业成功，建树颇丰——已经写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及《战争与和平》……他的家庭美满幸福，也有足够多的钱，能达到舒适以上的生活水平。但事情开始乱套了：“我身上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起初，我开始有困惑的时刻，比如我的生命将在何时终止？好像我不知道如何生活或者要做什么似的；我不淡定了，陷入了抑郁的状态。但当这样的时刻过去，我又开始像以前一样生活。之后，困惑的时刻出现得愈加频繁，也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无论我的生活何时有了短暂的间隙，这些问题都会随之出现，问道：为什么？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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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托尔斯泰，就好像在雾天晚上开车，还用光了汽油。他当时51岁，他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呢？然后就是死亡。他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死去。这个问题想得多了，他就更加抱怨生命不过是“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人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空虚呢？托尔斯泰研究了几个和他条件不相上下的人（受过教育，生活舒适无忧）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观察到，人们用如下四种方 式解决这个不幸的困境。简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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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保持无知，尽量别太费神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理解的事情不会让我们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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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吃喝玩乐，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刻。就像广告宣传片里“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的中年时期。保持渴望，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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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取唯一勇敢而可敬的行动：用枪、刀、火药或者排气管来解决问题。托尔斯泰说他不会让自己走到这一步，但我们都认识一些会做并且已经这么做了的人。我们可能遇过老邻居吞下整瓶安眠药，然后跳下纽约塔潘泽大桥。不知道他是出于中年时期哲学意义上的勇气，还是无法应对累累债务，或是突然之间的疯狂行为，或者以上都有，不过是一些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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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让自己浑浑噩噩地活到寿终正寝，等待最后的指引。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法。很遗憾，托尔斯泰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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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他没找到更好的答案，多年来，他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亮里寻找意义，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他甚至通过研究哲学来寻求慰藉，并得出结论：苏格拉底、所罗门王和佛祖都将生命看作死神的不经意之作，死神才是永恒的主角。他读了叔本华写的“步入虚无的过程是人生中唯一的好事”。那是一碗罗宋汤，冰冷的罗宋汤。托尔斯泰没有被吓倒，也没有骑着黄蜂牌摩托车四处乱逛，与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克里米亚美女搭讪。相 反，他思考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本质，再将其与教堂里用来表现教义的雕塑相对照。然后他总结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灌输了基本的基督教教义，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满足低级的动物本性，而是我们通过《福音书》跟随符合人类高级本性的力量，托尔斯泰的研究者厄内斯特·西蒙斯就是这样解读他的觉醒的。关键是要利用这种力量去做好事。托尔斯泰意识到一些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觉悟，但幸好并不是所有人。基督教教义很好地被保存在正直的普通劳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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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写道：“这些劳动人民与我圈子里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人整日虚度光阴，玩耍娱乐，却还愤愤不平，而那些工人整日辛苦劳作，却知足常乐。他们平静、坦然地接受疾病和忧伤，拥有坚定却不张扬的信念——一切都很好。再与我们比，我们也许聪明，但对人生的意义却懂得不多。我们觉得自己忍受了痛苦然后死去，而他们生来就在遭受磨难，但却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和苦难。”托尔斯泰通过重新认识信仰的修复力量，而发现了宗教的召唤。他之前受过宗教教育，但他没有回过头对之前的教条顶礼膜拜，他也没有在俄罗斯的阳光地带建立大教堂。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就藏在语言朴素的戒律里：控制愤怒和欲望，善待所有人。他在余下的三十年里，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简朴苦行，虔诚地信仰“十诫”，却对现有的教堂和独裁政府同样嗤之以鼻。就这样，托尔斯泰发现了这个隐秘的道理，并在中年危机毁掉他的余生之前及时扼杀了危机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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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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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托尔斯泰在卡尔·荣格那里预约治疗，关于他的困惑烦恼，这个中年俄国人会听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在三十几岁时，荣格本人就经历过严重的危机，而他也是靠奋力挣扎才顺利度过的。据他描述，自己“永远是紧张的状态”。他会产生幻觉，听见脑袋里的声音，还会想象石头雨从天而降，雷暴肆虐，情况严重时他就通过练习瑜伽来控制情绪。“我无助地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面前，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很困难并难以理解。”荣格在他的书《回忆·梦·思考》（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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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对中年时期的不幸遭遇进行了取样分析，加上受印度教的影响，他为自己制订了人生示意图。与但丁一样，荣格的图示也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凌晨，我们的存在是别人的负担，我们的任务是最终拼凑出一个自我意识；下午，处理意识问题，比如对我们父母宣告独立、开始工作、找伴侣、养家；晚上，我们已经是老人了，我们“再次沦为别人的负担”。其中，从三四点到黄昏，我们的生活尤其不平静。荣格观察到，患者到四十岁以后，抑郁程度会戏剧性地上升，尤其是男人。儿童时期埋下的神经特质通常会重出江湖——格兰特研究称之为“睡眠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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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说，这是因为人无法说服自己的潜意识。我们就像阳光一样，在下午减弱，我们感觉到有些东西消失了，类似一种分离焦虑。但跟谁或什么分离？跟之前的我们，即年轻时的自己分离了。我们渴望从前的体力和高效，我们怀念当首席抚养人、首席家庭医生和家庭主宰的日子。在工作上、身体上我们都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此时，已经在工作中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父亲，开始逐 渐感到虚弱。他好不容易才能穿上一条年轻人穿的紧身牛仔裤，迫切地想要重返青春，他可不想把晨勃藏在裤子里。有些全职妈妈，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却总是竭力想要重新树立权威，约瑟夫·坎贝尔无情地称之为“权力的恶魔”，这就好像老泼妇不让她大腹便便的丈夫在影音室里吃点心一样，生怕他会把番茄酱滴在躺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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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此迫切地想回到过去，这种焦灼的渴望如何平息？你又将如何摆脱你的无精打采和忧虑？荣格说，要接受它。到了中年，你就要承认那个年轻的你已经不在，可我们却不这么想，不是吗？研究表明，我们总是相信自己现在如何，就会永远如何。心理学家称之为“历史幻象的终点”。其中一个研究学者丹尼尔·吉尔伯特说：“在每个年龄，我们都认为付出的努力能一劳永逸，而事实却全然不是如此。”按荣格所说，一切尝试回到过去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和比你更年轻的伴侣发生关系，或者过度饮酒，又或者做整容手术，这样平淡的事情不可能帮你找回以前的你。荣格还写道（此处瞥一眼他的老师弗洛伊德），躺在沙发上，为你潜意识里隐藏的恶魔感到困扰，也不可能让你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相反，你必须找到进入你本质核心的通道，发现内在的真我，而唯一能取得进展的方向就是个性化，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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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格的术语中，中年就是如此引发典型性危机的。莫瑞·斯坦因是杰出的荣格精神分析学家，他这样描述：“某一天，你从沉睡中醒来，而这天你出乎意料地没有斗志……胜利的果实不再甜蜜……你处理问题和行为举止的老套路让你不自在，对你最喜欢的话题——你的‘作品’——孩子、财产、高职位、成就，你也 突然自夸不起来，于是你开始思考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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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危机示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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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人生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做什么，总能联想到自己的视力即将下降，而目光所及之处，书、电影甚至《纽约客》的漫画，都能联想到我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未来最压抑的预设是约瑟夫·海勒1974年写的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一部最黑色幽默的喜剧，它记录了鲍勃·斯洛克姆——一个中年废物的不幸生活。海勒在构思这个情节时，他之前的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已经出版，但还不是很畅销。他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头绪，然后有一天，当他在纽约火岛的甲板上沉思时，灵光一现想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和主角。写这本书非常困难，花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从四十多岁一直写到五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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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他认为《出事了》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小说。但他说，书出版后，他一直没有勇气读，因为读第一遍的时候他就被击垮了，“我也没有再读，直到后来为了研究中年生活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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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我也是这次才意识到，不是中年本身让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变成一个可鄙、懦弱的浑蛋。鲍勃·斯洛克姆一直是可鄙、懦弱的浑蛋，他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害怕黑暗，害怕当自己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是黑的。然而，中年不过是让他更加放肆而已。他怀念年轻岁月，害怕老去，厌恶他的同事（令他害怕的那些人），发现跟年轻女郎鬼混其实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愉悦。他整天幻想 跟妻子离婚，但又被申请离婚的程序吓倒。每天晚上在饭桌上，他都会被他十几岁的女儿奚落。他那个还没到青春期的儿子“想要把我赶走，丢下我，却给不出具体原因”。还有更糟的，他的第三个儿子先天性脑损坏，让他在社会上丢尽了颜面。从第一页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个值得尊敬的男人。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那不朽的开篇“每当我看见紧闭的门，我就心惊肉跳；一看见紧闭的门，就足以让我担心会发生恐怖的事，对我有负面影响的事”。这些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在故事的最后，我就不赘述了。故事中，鲍勃·斯洛克姆一直都不是生机勃勃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斯洛克姆的困境属于“活不到结局的情况”——总体来说，存在即是困扰，尤其是在生命困境迭出的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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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通过基督教教义解放心灵，从中年时期的黑暗中走出来；荣格通过走向个性化而找到出路；斯洛克姆也在中年时期的黑暗隧道尽头找到一丝光亮：“我终于知道我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个小男孩儿。”换而言之，正如荣格提醒我们的一样，斯洛克姆想念曾经的自己。斯洛克姆说，“我想念那个孤独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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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出事了》出版后没几年，汤姆·沃尔夫说，又出别的事了。海勒那部阴冷又滑稽的小说的第569页，早已预测并提及了文化转变。鲍勃·斯洛克姆的乡下邻居们，做出了疯狂的逐日行为。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他们都决心要成为完整的自己。在沃尔夫划时代的文章《自我的时代》（The Me Decade）中，他嘲笑道：在乡下，随便什么人都想跟随模仿富足的探索者来重启生活；而这些人又如电影《两对鸳鸯一张床》（Bob & Carol & Ted & Alice）里的情节一样，反过来对嬉皮士亦步亦趋。而余下的那些中产阶级笨蛋，则全心全意地朝拜哭墙和科纳拉克太阳神庙。或者整个周末都修炼罗尔夫推拿术；或者被人洗脑，搞什么埃克哈特式小组疗法或者去阿里卡学院学习开发人类潜能。[2]在沃尔夫看来，这就是美国人精神史上“第三次大觉醒”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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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意识到，将人的身体重塑、重建、提升或转化成更明智、更完善的人类肉体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突然间，每个人都想套用著名的伊卡璐洗发水的广告语来书写他们自己的结局：“如果人生不能重来，去做金发女郎吧！”把“金发女郎”去掉，空白处填上你想要的，比如自由之人、超自然冥想者、原始疗法治疗师、统一教团成员。但沃尔夫却没有在他的巨著中提到所有追求行为的核心——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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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后再客观全面地分析，必然也会对《自我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按宗教学教授玛丽恩·戈德曼所说，这是美国“追求精神的潮流”的开始，这是“精神特权”时代的开端。突然，我们开始去融合、适应世界上其他国家古老的理念和传统，以获得一种表面上的精神满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禅宗、瑜伽、太极、非洲鼓、身心整合工作室。在我小时候，精神追求就只有两种选择，去犹太教堂或城里的俄式桑拿浴。这种老式男浴室的 房间像迷宫似的，湿气重重，散发着松树般的消毒水味道。稍微多付点儿钱，你就可以请结实的东欧服务员用棕榈叶给你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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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浩大的“精神突进运动”从加利福尼亚开始——能是哪儿呢？它的源头就是加州大学的伊萨兰学院。是的，这个地方是《广告狂人》（Mad Men）里唐·德雷珀山顶顿悟一幕的取景地。这次顿悟（或多或少）使他在最后一集成为更完整的自己。那时国家级的媒体也去现场采访过伊萨兰学院：拍到热澡盆里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迷幻药支撑下的心灵转变过程；自我膨胀的交友小组里肆无忌惮的拥抱和哭泣。伊萨兰学院很容易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但事实上，伊萨兰神奇的温泉直接成了主流文化，并开启了新的时代。我还在《时尚先生》杂志时，伊萨兰最早的门徒之一乔治·伦纳德定期为杂志写“终极健康”专栏。他是日本合气道黑带，对合气道十分精通，他不仅将合气道应用到改善中上层阶级年轻嬉皮士的身体状况，还帮助他们理清思路，提升精神力，即所谓实现“人类潜能”。人文心理学的先锋们在伊萨兰聚集，召开研讨会，重点关注个人成长的意义。他们在这里孵化出一个观念：每个人都有实现精神和情感方面满足的权利，即使不是在传统的礼拜的场所进行，我们的这种权利也不能被剥夺。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州大苏尔确实是一所教堂。也正是在伊萨兰学院，诞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你可以在灵魂的大浴盘里为自己洗礼，这大浴盘里盛满了心理学的先驱、未来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有亚伯拉罕·马斯洛、阿道司·赫胥黎、艾伦·瓦茨，某一天，你还可能在餐厅撞见一些熟悉的脸——黛安·坎农、加里·格兰特、简·方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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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伊萨兰都是一触即溃的：它由男性主导，靠色情和药物带来正面刺激。这一切在杰弗瑞·科瑞写作的《伊萨兰历史》里有全面的记述。这段记述大致还是恭敬的，包含着大量的内心戏。完形派心理学家弗里茨·佩尔斯一直都是伊萨兰的信徒，他去了好莱坞，并在詹妮弗·琼斯家里的泳池边发起了一场放纵的聚会。在这里娜塔莉·伍德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帕尔斯试图跟她发生些什么（完形派是指人类要追求完整，不止零部件的整合，任何事都不可或缺），但他失败了，因此十分沮丧，并将伍德称为“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还想把她放在膝盖上打一顿屁股。罗迪·麦克道尔急忙站出来保护伍德，主动迎战帕尔斯。伍德马上逃离了现场，甚至没说一句再见。据乔治·伦纳德的描述，不久后，佩尔斯与塔斯黛·韦尔德之间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除了“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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