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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得没错,这个问题是很及时。自打有时间概念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很及时,但我还是制住了怒火。我本应该说,从亚当和夏娃咬了苹果那一瞬间起,这个问题就很及时;当我们用木 棍和石头写字时,当无名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泥板上刻下《吉尔伽美什》(“你永远找不到你所追寻的人生”)时,它就很及时。当老子用毛笔写下《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它也很及时。希腊人如果没有夭折,几乎能和现代人活得一样长时,对于他们来说也很及时。当基督再临,指引我们天堂的方向,这很及时。即使两千年后,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我们没感觉到宇宙空虚的气息吗?我们应如何安慰我们自己?”),它也丝毫没有不及时。当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坚定的无神论者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自传里声称,意义包含三个方面:“爱,因为爱可以消除寂寞;知识,理论上知识让我们知道宇宙如何运转;同情心,同情心让我们听见落后苦难的世界里那些受迫害的人发出痛苦的呼喊。”此时,这个问题一样很及时。当《时代》周刊在它著名的1966年的封面上提醒我们上帝仍然死了时,它更是及时的。两年后,当《全球概览》呼应尼采一个世纪前的主张(“我们就像诸神一般,也很可能和他们做得一样好。”)时,这个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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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爵士乐评论员纳特·亨托夫(他的大写锁定键明显坏了)给低音歌手查尔斯·明格斯回信时,这个问题同样也很及时。某天夜里,查尔斯“感到很痛苦……那些无解的大问题浮现在眼前”,于是他给纳特写了封信,以下是纳特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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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WO ER YAN, REN DE YI YI, REN WEI SHEN ME YAO SHENG CUN XIA QU DE YUAN YIN, SHI RU GUO TA HUO LE…JI QIAN WAN NIAN, TA YE YONG YUAN BU HUI SHI XIAN TA SUO YOU DE QIAN NENG, YONG YUAN YE BU HUI CHUAN DA HUO CHUANG ZAO YI QIE TA NENG ZUO DE SHI QING。SUO YI TA XIAN ZAI BI XU YONG TA YOU XIAN DE SHI JIAN WEI WEI LAI CHUANG ZAO JIA ZHI HUO YONG GUO QU WEI WEI LAI ZUO PU DIAN, ER BU SHI BA TA DANG CHENG MO DAO SHI, MO LI NEI XIN SHEN CHU DE ZUI E HE KONG JU。HUO ZHE XIANG WO XIAO SHI HOU ZUI XI HUAN DE GONG HUI GE QU JIE WEI NA YANG CHANG DE: TA DE YI SI SHI, JIE SHOU TA, BIE SHENG QI, DAN YAO JIE SHOU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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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 BU ZHI DAO ZHE SHI FOU HE QING HE LI, HUO YOU REN HE ZUO YONG, DAN ZHE JIU SHI WO XIANG YA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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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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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这个问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多及时,它都不是一个容易讨论的话题。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拷问我的一些朋友,是什么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有价值,他们却宁可去研究猪小肚和桌上其他十几盘菜。为了抢占话语权,我又重新开始那个熟悉的聚 会游戏:如果被困在荒岛上,你会用什么来熬过孤独无援的时间?不得不承认,我的朋友们不是集中注意力的好榜样,除非我们是在研究那些惯爱讥讽嘲笑的中年美食家,探索他们的心理结构图。一个人,思考了一下自己需要什么来战胜孤独和绝望,然后他说,他会祈祷把8公斤重的大麻也冲上岸。另外一个看起来爱说教的人温和地表示反对,他说如果岛上能酗酒,他会选胃酸抑制剂——兰索拉唑,如果不能,那就换成大量的常见抗抑郁药——安非他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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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弗朗西斯,13世纪意大利修道士,提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他在阿西西岛的森林里与动物一起生活,并要求当地村民在10月4日这天“向动物们致谢”。20世纪20年代人们为纪念他,将10月4日定为“世界动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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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翰尼·卡什,美国近代乡村、流行、摇滚与民谣界最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之一,他以浑厚而深沉的男中音、简约有力的吉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他是许多不同阶层的美国民众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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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我而言,人的意义,人为什么要生存下去的原因,是如果他活了……几千万年,他也永远不会实现他所有的潜能,永远也不会传达或创造一切他能做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必须用他有限的时间为未来创造价值或用过去为未来做铺垫,而不是把它当成磨刀石,磨砺内心深处的罪恶和恐惧。或者像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工会歌曲结尾那样唱的:他的意思是,接受他,别生气,但要接受他。我不知道这是否合情合理,或有任何作用,但这就是我想要的。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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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09 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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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逝去的岁月变长,而未来变短。我们精确地知道过去了多久,但不确定未来还有多长。在《时尚先生》杂志时,我曾雇用过一个大学生,那时他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而现在也已经59岁了,他最近却突然去世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吗?看着日益减少的未来,我们可能有了计划,也可能还没有;或者我们的计划就是在一切为时已晚前亡羊补牢。或者我们甚至连这样的计划也没有,现状和未来都看起来十分空虚、灰暗。无论我们是否有计划,过去仍然会越来越长,未来也会越来越短,这是一种零和博弈[1]。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年时期我们脑海里的常驻作者会像猫一样焦躁不安,迫切地想让故事往切实可行的新方向 发展。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46岁的时候,人会变得惜时如金,只把时间花在那些必要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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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这也许不是一次彻底的危机,但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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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住在巴黎的异乡人在报纸专栏里哀叹,一个45岁的女人漂在世界存在主义的中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她抱怨服务员称呼她为“夫人”,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哦,天啊!)她发现“再也没有成年人了”,每个人都只是在“临场发挥”。如果说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她不用再假装喜欢爵士乐或因为不会煮韭菜而感到自卑。(说真的——煮韭菜有什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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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就和诺拉·艾芙琳一样,单纯是觉得脖子容易泄露年龄而对此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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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你刚过40岁,明知自己婚姻美满、全家安康,但还是在洗澡时不自觉地哼唱佩姬·李的《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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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封面上那个小脸红红的婴儿吗?拍这张照片时,她所需要的不过是食物、温暖和安全感,但最终,我们想要更多。荣格说,正如孩子需要食物,人类的灵魂迫切需要意义。荣格统计,他有三成多的病人都在忍受人生中的“无意义和无目标”。他说,每个超过35岁的病人都在与精神较劲,借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疲倦、陈旧、平淡而且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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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宣称,我们都有着“寻找意义的意愿”。我们人类在三个维度上生活——身体、心灵和精神,就是精神维度促使我们去寻找我们为何存在的答案。弗兰克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Men’s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书超凡脱俗,他因此声名鹊起,也算是实至名归。这本书一开始在美国出版的原题稍稍逊色些,叫《从纳粹集中营到存在主义》。如果你还没读过,那我推荐给你,这本书已经销出逾千万册。严格来说,它不是讲述大屠杀的回忆录,尽管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的个人经历十分扣人心弦。他在如此恐怖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他所谓的“存在主义疗法”的基本原理。“存在主义疗法”是治疗感情问题和特殊癖好的分析性框架。在这些原理中有一条是说我们需要“反抗精神”,即使面临强大的挑战,也要坚持达到目的。心理学家保罗·黄说过,从宏观角度看,“存在主义疗法”(Logotherapy,logos希腊语中是“意义”的意思)是让人“活得幸福、死得安息的完整蓝图”。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人生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糟糕的逆境里,都是有意义的,而我们最主要的生存动力是在其中找到价值和目标。“自我超越”本质上是与比你强大的东西连结在一起,这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培养信念、勇气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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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彻底达成这些目标?在弗兰克的文章里你找不到具体的待办事项,也没有十步速成法。弗兰克写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个人或他自己的精神里。”你越是投入你热爱的事业或心爱的人,你就越接近人生的意义。正如T.S.艾略特写到的:“做有用的事,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一生足矣。”根据弗兰克的观点,你也许会在自然、艺术和工作中发掘到有用、勇敢和美丽的事情,或者至少发现一个人的独特之处。但在发现这些之前,你要经历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不是“松弛舒适的状态,而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份自己选择的工作付出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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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外一本书《医生和心灵》(The Doctor and the Soul),比《活出生命的意义》更加专业。在这本书里,他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工作的意义,因为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活得很充实,通常都归功于工作,而更多时候,工作为我们空虚的生活背了黑锅。我们花大量时间去工作,自我价值源于工作。弗兰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把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社会地位、物质奖励与工作给予的意义做出区分。他说,职业本质上是无法提供救赎的。举个例子,你可能是一位医生或护士,这两种职业都需要必要且精熟的业务,但意义却不在于做出正确的诊断、准确地开刀,或者抽血和清理伤口。这些任务虽然重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弗兰克说:“医学的艺术不在于医学手段,在于对病人说出合适的话。”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医生的困境。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时代》周刊上坦言,超负荷的工作和过度疲劳导致医生的自杀率是其他行业的两倍多。“因为他们连措辞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毫无意义”,弗兰克说。“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做好人,不管什么生意、什么工作,白领还是蓝领,无论多么卑微,都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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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简直是毁灭性的,直接导致了“存在虚无”。弗兰克说:“没有工作的人要度过空虚的时间,就会产生内心和意识的空虚。因为一个人没有事做,就会觉得自己是废物。没有工作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所要传达的,那年他就全球的困境发表了通谕,痛斥化石燃料的疯狂消耗带来的环境危机,他观察到,“经济发展正在倾向于科技工艺,通过裁员和以机器替代人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教宗宣称,工作“是一种必需 品,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意义的一部分,是人类成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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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言,我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即在我们的行为和事迹中找意义;在我们与他人相遇相知的过程中找意义;在我们如何克服面临的挑战中找意义。但我还想自以为是地补充一点被弗兰克和教宗忽视的关键——根据这些来编写故事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有身体也有大脑。很明显,两者都很重要,身体和大脑分别让我们在实体和精神的维度生活,他们能完全证明(以感官和思想的形式):是的,我们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大脑缺乏叙事机制,故事就不会自己水到渠成。于是,我们楼上的小伙伴就要介入了。如果不是某人(这位蹩脚的作者)把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活动编写成故事,一切都会没有意义。编写故事的过程,显然是在储存我们记忆的脑区附近完美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后,我们的常驻作者仍然居住在大脑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比如幽门括约肌或其他不可描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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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追寻意义是十分基础且必要的,但它也能将你累垮,尤其是当你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一天下午,天空是钢铁般的灰色,我盯着封冻了一半的密歇根湖,不由得想起父亲那十分短暂的中年时光——转折之年。我记得他不是个忧郁的人,肯定不压抑,但我还是能想起我父亲经常面无表情地盯着空白处看。那时他刚刚人到中年,43岁,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那时还没有现在常见的神奇药物和外科手术。有段时间,他随时都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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