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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编织个人神话,我们尝试了那么多不同的自我。变形是一个写故事的好素材,一向如此。在《奥德赛》中人变成了猪;《化身博士》中杰基尔变成了海德博士;卡夫卡把一个普通推销员变成了大甲虫。主人公格里高尔对他当下的自我也有不好的解释:甚至算不上小甲虫,而是一只完全成熟的样本。在生物学上称为成虫,是昆虫成熟阶段。麦克亚当斯说,心理学家用成虫来描述自我的理想形象,一个迷你的我,它在人生故事的某个片段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个角色在人类历程中时隐时现:“我曾经是个涉世未深的男孩/女孩”,“我是集团总经理,正在实现美国梦”。或者更简单,“我是小丑”,“我是运动员”,“我是忠诚的朋友”。在同一时间拥有多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并没什么问题,假如他们互不冲突的话,但我们并不总能顺利地成为“房间里最酷的家伙”“绝望的傻瓜”。因为我尝试过,所以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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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想问自己,目前的你是什么意象。眼下,我本人正在“和善的导师”和“暴躁的守财奴”之间徘徊。导师慷慨和善,而守财奴信奉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相信在人生中男男女女都在为自己拼搏。如果不是为了生存,那至少是为了在纽约或洛杉矶付得起房租。和善的导师这个形象,于我而言,似乎比暴躁的守财奴更有意义,但有时放弃一个多年来形影相随的意象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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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对我们如何建构个人神话具有狂热的兴趣。无论消息闭塞还是灵通,从来不缺乏批评家或真诚或得意的唠叨,他们坚定地告诉你哪些才是有意义的个人神话,哪些不是。上小学时,当你刚开始编织个人神话,他们就开始在你身边唠叨。他们的期 望无孔不入:做这,做那,然后以你为主角的故事才会有世俗眼中的社会价值。你的故事作者想要认真听取这些不请自来的建议,但有些建议却自相矛盾,想要记下来,你恐怕需要一个作家团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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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社会对你们设定的期待都有所不同,在我和琳达的成长过程中尤其如此。琳达从来就不是个坏孩子,但却常常会遭到教会学校修女的责罚,虽然她们也希望琳达会十分向往修女的个人神话,从而有一天能加入她们。她们的策略算不上特别好。后来,她们把她变成一个温柔娴静、外表整洁、衣着得体的单身打字员。不要急,终有一天会在婚姻和孕育子女中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留下一点痕迹?这可不是她们众多期望中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完全相反。人们对我的期待:“不要安定,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去上医学院!”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修女和我的父亲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推销自己的“不朽的公式”,如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所说。如果琳达循规蹈矩,她现在应该正支持和践行着这些修女的生存意义。如果我成为研究者或医生,我也会认可我父亲的毕生目标。这些修女和我父亲——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情况能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在向我们,也是通过我们传达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所谓“象征性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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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对于他们还是我们,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意义所在。琳达退出了教会(悄无声息地退出,并非那种针锋相对式的反叛),坚持进入世俗的、男女同校的大学,然后就到企业里工作,最后结婚生子。是的,但她始终没有踏出叛教的那一步。至于我,我还是分不清“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 皮葡萄球菌”的区别,也永远不会像迈克尔·柯里昂那样,拥有《教父》时代。他藏身意大利的时候,请当地黑手党头目带话给唐·柯里昂说:“告诉我父亲,我真心希望成为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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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青春期,我们就开始加快编织个人神话的速度了。神话中的人物榜样都被贴在卧室墙壁上。切·格瓦拉、法拉赫·福西特、托尼·罗莫、詹妮弗·洛佩兹(当然,不是贴在同一人的卧室里)。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开始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我信仰什么?我是谁?忽然间,你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你的故事作者也不再只是在日间做些毫无压力的工作,他要为了这个奇怪的、忧郁的疯子加班,而这个疯子失控般地尝试着一个又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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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情节会趋于平静。到二十几或三十出头时,你的作者多多少少会找到她工作的轨道,你也在稳定的神秘潮流中稳定下来。尽管是完全个性化的个人神话——就像指纹一样,没有哪两个人的神话是相同的——你的神话很有可能也是几种经典剧种中的一类,“喜剧、爱情、悲剧和讽刺”,这些类型引自麦克亚当斯的书。前两者暗示你的个人神话总体是积极乐观的,比如琳达,她就是饱含浪漫的爱情神话,而我则介于在悲剧和讽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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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个人神话,既有趣而又发人深省。我们如果依附于错误的神话身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以我个人为例,如果我没有拒绝我青少年时期的神话身份,我一生的故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不如原来的一半。事实上,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极糟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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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篇章大概是这样说的:在大二的期末,我对于未来毫无 头绪,也没什么期待。这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期《时尚先生》杂志。在编者留言那一页有一条公告,说该杂志正在举办一个比赛,获胜者可以得到一份相当诱人的工作,即在纽约当初级编辑。仅有两个条件:25岁以下;厚颜无耻地相信自己特别有“幽默感”。如果你脸皮够厚,就请你把这一期的指定栏目重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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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坐下来想,嘿,我行啊。但我好几周都没去参赛,或者说我的个人神话与这项比赛毫不相干。我当下的个人神话身份——悲剧英雄或高贵的失败者,不确定具体是哪个——拒绝让命运冷不丁地给我一个礼物。我的神话身份十分确信,故事最后会以毫无意义的广告歌词结尾,我写不成伟大的美国小说,失败以后还会酗酒,并引发早期肝病。简言之,我的神话身份太过骄傲,太怕失败,因此不敢参加这项激烈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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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又过了几周,我的人生为另一个可选的神话身份打开了窗户。它替高贵的失败者堵上了嘴,绑上了手脚。我参加了比赛,并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按坎贝尔所说的,这是一种冒险的使命感召、英雄旅程的开始,尽管我可能是在自我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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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和博弈(zero-sum game),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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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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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0 书籍与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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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法可以令我们在中年实现全新的个人神话。庆幸的是,在万怡酒店订一个会议室不是我唯一的选择。天气变冷,不适合在湖边冥想了,我就让我的作者戴上遮阳帽,我俩一起去大学图书馆。那里有占地5.5万平方米的古典文化产品,雅称为书。如果外出静修需要我们定义“有意义的人生”,如果附近没有修道院或印度教静修地,大学图书馆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值得尝试的想法。是的,我可以在网上做很多工作,但正如乔治·R.R.马丁在《冰与火之歌2:列王的纷争》里所描写的图书馆一样,那种“书籍、尘埃与历史”的香味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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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哪儿开始呢?这座大楼里有上千万册图书,其中大部分都能为“人生的意义”提供一些“东西”以作参考。从哪里卷起袖子开始干呢,哲学书架?人类学?生物?物理?艺术?诗歌?历史?考古?心理学?护理?自虐狂般的我在哲学书堆旁边扎起 大本营,坐在那有些起伏的台阶凳上,我的腰可能会受不了,我在那里搜寻猎物,然后带回我那3.3平方米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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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有很多开阔的发展空间。为了寻求线索,人们试着登上月球、外星,解剖甲壳动物;同时他们也明白,要想最快找到生命意义的答案——也是最短的路线——必须按诸神所说的做。必须正确严格地献祭,这样,你就能轻松自在、身心自由。伊壁鸠鲁拒绝接受这一方案。相反,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寻欢作乐,这让人感到很兴奋。不幸的是,似乎有些过头了。伊壁鸠鲁的意思并不是说,一边列出你理想中的足球花名册,一边狼吞虎咽布法罗烤鸡翅膀,就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快乐的源头应该是在美丽花园中温柔而愉悦地生活、教授、学习、辩论重要的命题。伊壁鸠鲁说,至于诸神的愤怒,没什么好担心的。诸神可没有统治全宇宙。原子结构可以解释万物:树、石头、动物。百合的香味取决于原子如何组合在一起,而原子决定了石头是光滑还是粗糙的。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我们死后,构成我们灵魂的原子就分散回到宇宙的原子库,在那里它们与其他原子重新组合,而这些其他原子可能组成过一匹马,或曾经决定了葡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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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亚里士多德,他不是从享乐的角度而是从幸福的角度来看待意义——尽管那也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源自得到智慧和知识。智慧和知识,比金钱、权力、名声或其他我们通常与幸福混淆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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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世界变得比那时复杂多了,这不是那些求知若渴、喜好寻欢作乐的希腊人能够想象到的。80年前,威尔·杜兰特写了《哲 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一书,颇受好评。我在书堆里花了几个小时阅读这本书。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和宗教)在科学发现面前迅速凋谢,这让杜兰特感到惋惜。望远镜能看到无数的星星;地质学证明了宇宙已有百亿年的历史,而非只有一两千年;生理学发现每个身体器官里都有“无尽的奥秘”;心理学能在每个梦境里洞悉深层的秘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相关学科证明,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几乎还只能称作略通皮毛。确实,宇宙由原子组成。在夸克、轻粒子和“上帝粒子”进入人们的视野前,原子一直都是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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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特说:“人类知识太伟大了,许多知识都是大脑所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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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希腊人停留在他们优雅的花园里,我坐上起伏的台阶凳,在书堆里换了一个位置。我很好奇,想看看现代哲学家怎么看待人生的意义。他们不需要别人劝说人类知识有多么深奥伟大,在他们成长的时代里,有很多无与伦比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他们的一生都在避开那些“存在虚无”的空间。包括“陆地”空间,在这里,种族残杀、宗教极端主义、核威慑、冰川融化和无坚不摧的新病毒都会造成生存的不安;然后是存在真空的“宇宙”空间,在这里,所有证据都指向很久以前就发狂了的世界。W.B.叶芝写道:“事物分崩离析,中心无法掌控,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个世界弥漫。”贝拉克·奥巴马(还没当上总统时)说过:“事情的真相是……世界总是乱作一团……我们现在是因为社交媒体才注意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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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想,现代哲学能帮我们找到避免存在虚无的方法,因此会吸引到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再想一想,你手里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在院系年终聚餐时,你敢不用附加说明、分句或条款,直接使用“意义”和“人生”这样的词吗?哲学家苏珊·伍尔夫在讲座中说,脸庞稚嫩的学生如果特别想知道人生意义,会使他自己变成全班笑话的对象。这个问题会惹怒今天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无比热衷于驾驭模棱两可、隐晦不明的范畴,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已出现百年之久,可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当我们问某个单词的意义,我们想知道该单词代表什么,”伍尔夫解释说,“但生活不是语言的一部分……它如何指代某一事物,或针对谁而言,这都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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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不喜欢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唯一能想到的正确答案是——“上帝”。如果上帝存在,他们就会承认生活有一个公开直白的目的:如有所收获、繁殖等。但回答“上帝”,也不能让现代的哲学家开心。调查显示,他们中的73%为无神论者。所以,如果他们不在思虑人生的意义,如今这么多的哲学家整天都在思考些什么?克莱曼克编选了广为传颂的文集《人生的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他表示,如果哲学家聚集起来开研讨会,他们上交的论文题目有“负面的存在”“论参与”“插入动词”“元素”“独立论和本体论”等。多数都是为了驾驭模棱两可、隐晦不明的领域。你有足够理由去猜想,柏拉图述说那不朽的“洞穴比喻”时莫非想到的也是这些:哲学家走出洞穴,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世界,等他再回到洞穴,每个人仍然盯着墙上的影子,返回洞穴后的第一晚,他就会发表题为《存在是一种属性吗?》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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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伍尔夫和其他反对者提议,哲学家们别再吹毛求疵了,不如利用他们丰富的逻辑和智慧尝试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凭他们的能力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我们其他人需要帮忙一起想,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人生做些什么,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认为他自己和同伴的生命毫无意义,那他不仅是不幸的,更不配活着”。伍尔夫说,哲学家们有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就是先就“什么构成无意义的人生”达成一些共识。她主动开始了此项研究。很显然某些人生故事是毫无意义的:比如,我们可能命名为《一团糟!一个懒汉的非冒险经历》的人生故事。一个成天在家看《人民法院》重播的懒汉,关于他生活的慢节奏的长篇故事,少有或完全没有与社会的接触。伍尔夫说,这是“模糊被动”的人生故事。缺乏投入感对人的身体、大脑和精神而言都是毁灭性的。社交恐惧,无论是自己造成的还是被强加的,都被证明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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