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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事也仅此一次,不可能再发生了。有些人做善事,将自身的安危置于巨大的风险中——比如收留犹太人躲避纳粹的迫害——按他们说的,这根本不算是选择,事情本该如此。这类 人在做出特别无私的行为之前,不会去分析成本和收益。“我没做什么不寻常的事,换成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他们说。那些在战争中特别无私的人,在战前、战后也是一样。高度利他主义深入他们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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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访谈中提到的关于生存理由的关键词,“善良”有其固有的操作上和哲学上的缺陷。如果你活着是为了善待别人,最不愿意伤害别人的感情,那么“善良”可能会让你搞砸一切。亚里士多德说,“完美的人”相信“善行是优越感的标记,而接受就代表低人一等”。此外,如果你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做善事,你付出了无限真心,假如被拒绝,那你的人生岂不是没有奔头儿了。所有一元化的生存理由都有这个问题。寻找和坚持人生的意义,就跟制订稳健的理财计划没什么两样——要么使其丰富、多样化,要么就自己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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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另一个在谈话中被提及的生存理由,它需要人们慎重思考,但也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不朽的自我》封面上的那个婴儿,有一天也许会在万恶的抉择里挣扎:我是要一个幸福快乐的,还是有意义的人生?也许你已经在挣扎了。若你不是你高中同学里最酷、最受欢迎的小孩,你很可能也会挣扎。想想那些夜晚,你独自坐在卧室,读着《一个人的和平》(A Separate Peace),你问自己,如果有选择,你愿意用智慧和潜能换取好看的外貌和服饰,还有上层人士那空虚而快乐的生活吗?必须有所取舍吗?你不能深刻自省、感受日常简单的快乐吗?某种程度上而言,你当然可以。追求幸福和意义是相辅相成的。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长期研 究幸福和意义的区别,在做了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幸福和意义有重合的地方。当然,两者也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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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自己觉得人生很幸福的人,确实都很幸福,因为他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物质让他们幸福:大而舒适的房子、美好的假期、情绪低落时的一件新外套。对于他们而言,金钱可以让他们买到眼前的幸福。然而,那些认为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知道金钱既买不来快乐,也不能换来其他的意义。(没有或只有一点必要的经济实力,就很难有幸福和意义,这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削弱人们对意义的感受,虽然对前者的作用更大。)鲍迈斯特说,矛盾的是,人们对意义的感受通常和焦虑联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独自坐在卧室读《一个人的和平》,在忧郁的同时还有些骄傲。相信生活艰辛,这本身就和充实的感觉成正比,很有可能是因为逆境和痛苦需要有意义的反馈。鲍迈斯特提醒我们,我们接受困难的挑战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以失望告终。这不会让我们更开心,但却会让我们明白自己至少为有价值的事情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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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种人生更好,幸福的,还是有意义的,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的,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火药味十足。对抗的双方是所谓的积极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积极心理学家说幸福是重点。“不,意义才是重点。”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反驳道。呃,积极心理学家答道:“找到人生的意义,不过是获得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积极的情绪体验(温暖、舒适和愉悦),参加有趣的活动,和他人保持牢固的关系,以及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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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在维克多·弗兰克的理论指导之下,又会怎么反驳这一点呢?他们说:“这不对,意义是幸福的源泉。”(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的主任说,幸福是马车,爱是提供动力的马匹。这我也同意。)据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所说,幸福会降临在以下几种人身上:愿意接受新体验的人,富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人。没有意义就没有幸福。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你将会感到不满、无所事事、焦虑、无助和沮丧,你将会感到无聊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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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人都希望我们找到最佳的答案,这让他们势同水火,你来我往。一些来自交战前线的报道被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有篇文章表明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悲观、自恋,对负面、悲剧的事情喋喋不休,过度关注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话题。反过来,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积极心理学家是生活在梦幻乐园的盲目乐观者。他们无视道德困境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正的影响,让生活听起来太过简单。当他们的基本原则被放大成心理自助书籍,看起来太过简单了,简单得让人怀疑(《真实的幸福:用新积极心理学实现你的潜力,获得长久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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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故事作者理论有个优点,无论是和积极心理学还是存在主义心理学,都能和平共处、发挥作用。脑海中故事作者的任务是写一部实现主人公目标的人生故事,但事实上不可能达成要求,因此,重要的是,故事对于你自己而言有价值就好。所以也许归根结底,是你的常驻作者最擅长哪一类故事。我的作者碰巧对卡夫卡、罗斯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很感兴趣,类似存在主义心理学的东西。而你的作者可能偏爱“人人至上”型的故事——我想我能行,我想我能行!——奥普拉读书会里研究和推荐的那 种。从本质上来讲,没有哪种故事一定优于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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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琳达的某个朋友一反常态,开始反过来拷问我。她问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学到什么,有没有什么改变?哦,问得好!我当时想。片刻之后,我告诉她,和其他人一样,以前我总是说,最希望我的孩子们开心,当然也要健康。现在我就不确定了。然后我看了看四周,发现房里其他人都在看我。不,我说,我极力想要恢复镇定,当然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们健健康康,但我不再说希望他们快乐。接着又投来不少惊讶的目光。好吧,我当然希望他们快乐,但不是那种浅层次的快乐。因为如果他们只是表层上的开心,那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让他们不快乐的事情。正如维克多·弗兰克所说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幸福是不正确也是不正常的,这就意味着,我的孩子即使有足够的理由不幸福,他们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他们就会活得更不开心,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可怜,这让他们的不开心成指数放大……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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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人懂我的意思。我说道,听我说,不能随便对孩子许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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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禧一代(Millennials,也称作Generation Y),美国人通常所说的1980年以后出生,在2000年左右达到合法饮酒年龄的青年一代。他们差不多与电脑同时诞生,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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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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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2 詹姆斯·迪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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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生结局依稀可见,我们也最终到达了“肘关节”的末端。经历过漫长而曲折的中年时期,很自然地会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走对了方向?人生故事是否处在正轨上?有增益也有加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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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教硕士生创作型写作时,用粉笔和黑板解释如何在简单的图表上绘制故事脉络。他相信每个故事都可以这样画图,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他的这个理念可以追溯到他攻读人类学硕士的时期。冯内古特说,那时,他提出的一个硕士论文选题很快被否决了,“因为这个话题很简单,看起来也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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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内古特站在黑板前,画了两条轴线,把横轴标注为“开始—结尾”,代表故事情节;把纵轴标注为“好—坏”,代表故事主人公经历的运气好坏程度,好运气指财富和健康等,坏运气指贫穷和疾病等。然后他挑选了一个故事——他偏爱的《灰姑娘》——并画出了女主人公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的命运起伏。图表呈现了 仙女教母降临后让她盛装出席舞会,灰姑娘的命运如何变得越来越好。当她在舞会上回头,与王子共舞,然后是其他类似的事情,图表上的曲线不断上升。然后,当钟敲响了12下,冯内古特的图表戏剧性地显示灰姑娘的好运突然降到了冰点,其剧烈程度不亚于股市动荡。然后他又画了一条直线,用他的话说,代表着灰姑娘要“消停”一会儿。但最后,王子敲开了灰姑娘的门,当然,这一天总会到来,鞋子刚刚合脚,于是代表灰姑娘的好运气的那条线又急剧上升,并最终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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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些怨念地承认,我也在开发一种将故事图表化的原始方法。事实上,我还以为自己开了先河。但我不考虑现有的故事,我的方法是考虑如何将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图表化。研究了几个星期后,我已经打算将它命名为“意表”(意,代表意义),但这时,我发现别人在我之前就想到了,不仅仅是冯内古特。我发现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他30年前的论文里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想象一下,把一个人生命中的所有快乐图表化;纵轴代表快乐的量,横轴代表时间。”我的想法也差不多,Y轴标注“意义”,X轴标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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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试我的想法,我开始在上面画点,这些点代表着我过去各种各样满意的回忆,这些记忆呈现在图表上以后,简直就是《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的图表版本。我粗略地标注了小学的那几年,这段期间只有几个有意义的点;然后是高中时期一些开心的事,我又增加了一堆小点;接着是上大学,点变得热烈而有分量(大学时有很多从未有过的满足,主要和校园剧团有关)。在那以后,是我刚到《时尚先生》杂志那几年,有很多满意的事情,那是个令人目眩神迷的阶段;然后是三十多岁时经历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事业上的成功和失望;接着是和琳达的婚姻、孩子们的出世,一路走到现在。最后,图就变成了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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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漂亮,对吧?我不是第一个想出这个图表法的人,我遗憾吗?并没有很遗憾。是谁创造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的人生图表上,重要的不是代表意义或幸福的点的数量,或者这些点在纵轴上有多高。意义就在于,随着我们的人生故事由开始到中间,最后到达结尾,我们的点是否在朝正确的方向分布。诺齐克观察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牺牲一些快乐来换 取正向发展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故事,是向前和向上发展的。横轴和纵轴同时增加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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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哲学家安蒂·考皮宁继续研究了很多罗伯特·诺齐克论文中的主题,引用了很多人的话语,他们认为虽然走下坡路的人生有更多的绝对意义或快乐,但还是蒸蒸日上的人生要更好些。人生的“形态”很重要。如果我们满意的人生阶段,从“好”变成了“不那么好”,比从“不那么好”变成“好”,在我们心里要稍逊一筹——即使可能前一种情况下令人满意的事件更多。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正向发展”——组成部分的发展状况,比数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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