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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上升的轨迹，通常不是依靠单一稳定的满意感来源，比如工作。一些人能长时间地投入到一个项目中，而大多数人不停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我的老朋友泰勒·布兰奇就属于前者。他花了24年报道和记录马丁·路德·金时代的历史，总共写了三卷书。在这过程中，他全力以赴、坚持不懈。泰勒尽可能地延续他的作品，在项目早期，他还要靠做兼职来养家。接下来的每一年，他都要研究十几次金在演讲中留下的精神遗产，比方说“种族问题是一种民主实验的晴雨表，好坏参半”这种。泰勒说：“所以我是个五音不全的人，尽管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些都是动人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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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经验来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多次更换工作或转换事业，如果要让人生保持上升趋势，就要建立新的一系列目标。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为了照顾孩子还是追求个人兴趣而放弃事业，他们的任务都是在之后的人生篇章中找到满足感。当然，退休也会带来特殊的挑战——换挡减速是一回事，完全不工作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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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局慢慢来临，你X轴上的日子变得稀少而珍贵，那么点组成的轨迹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很多年前就有一项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项研究是设计用来判断那种人生我们认为更好却突然结束的人生，还是拖沓但不尽如人意的人生。活得好是否比活得长更合我们的心意？研究人员向样本人群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关于一个未婚女性在车祸中突然去世的故事，过程中没有痛苦。在这场悲剧发生前，她有很多个版本的人生。有特别快乐的，她有很棒的工作，享受激动人心的假期，还拥有广泛的交际圈。另一个版本中，她同样很快乐，生活相当惬意。当然还有不快乐的版本，她在成长过程中压抑、愤怒，工作很糟糕，没有亲密的朋友，整天就是看电视（那会儿可不是现在的“黄金时代”，没什么值得看的）。每个参与调研的人被告知的车祸发生时间不同，有些25岁，有些60岁，还有几个是这中间的年龄。然后，他们要对她人生的“可取程度”进行评分。在研究中，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的参与者，都认为故事最后的结局十分关键。同样是极其快乐的人生，在接近巅峰时结束，要比碌碌无为、苟延残喘要好得多。 但就算是悲惨的人生，最后还能多过几年不那么糟的岁月，这倒是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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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故事最后如何发展很重要——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原本就极其快乐的人生上增添还算不错的几年，并不会让人生更出彩：作者称之为“詹姆斯·迪恩效应”。24岁时，迪恩开着一辆崭新的保时捷550 Spyder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因此而丧命，那时他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明星。这些研究受访者认为，与其拍很多不温不火的电影，再活几年后去世，还不如像迪恩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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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多活几年，即使是要把保时捷降级换成福特嘉年华。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事情会不会有转机，我们的人生没准会变好。尽管时过境迁之后再回头看，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果早点结束也许会更好。关于书和电影，我也总是这样说——如果太过超前，就该及时刹车。而说到人生，只有一种提前测试的好方法：找一个类似古老的乡村墓地这样的地方做调查。“如果知道事情的结局，我亲爱的先生/女士，你愿意选择更短暂的人生吗？在事情还如人意的时候提前谢幕？还是多活几年，忍受那些痛苦和麻烦？”看来，只有死者的答案才能完全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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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3 我们如何能在世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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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读到过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页没读完，但故事情节已经“散架”了。作为读者，我们也很为难，只有两条路可走：迎难而上，但又会不断停下来思考，剩下的那些页数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要不就是直接跳到最后一页看结局，让自己和这本书都少受点儿苦，这同样适用于人生故事。但注意不要在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让这本《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演变成艰难的下坡路。罗伯特·诺齐克想出了一种将快乐图表化的简便方法，一种让人生永远生机勃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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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办法出人意料地简单。你得训练自己的观念，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人生过半。例如，诺奇克就会告诉自己，我的人生还没到一半呢，这样，他开开心心地就到了40岁，“肘关节”之年，还有大把时间去做美好的事情。五年之后，他告诉自己，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才过去一半，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50岁是他毕业典礼到人生结尾之间的中点。到60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想出来这个岁数是什么的一半了。明白了吗？哲学家的锦囊妙计不是为了让人生故事多几页纸，也不是多活几年，而是让你对自己剩余的时间觉得更加可控。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做想做的事，这会帮你建立合理的目标，并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里顺利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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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书也快写到“肘关节”部分了，我就开始思考眼下该做什么。也许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想和琳达一起去旅行。用诺奇克的话说，我在告诉自己，从写这本书，到完成两本书以及开始一些有趣的旅行之间，我大约已经完成一半了。注意，我没有提醒自己在整个故事中还有多少页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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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说，他一直在这事或那事的进程中间，一直以来莫不如此。他在发表这个转移门柱的方法13年后罹患癌症去世了。而他这么多的“半生”已经被修剪成不可分割的细条了。那时他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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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到大部分人的平均寿命（目前将近80岁），这段期间需要重大调整。一方面，看电影、坐公交、乘地铁，你都能享受折扣，美国政府还会支付你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关节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拉迪在36岁时说，“等你年纪大一点儿，就不会受苦了。”好吧，等你变老，你还真不得不受点儿苦。很多年前，我们在《时尚先生》策划过一个热议的封面故事“人们如何老去”，做了详细的专题，以十年为单位记 录可能会出现的衰老现象，我之前在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的相关材料中听到过的——从头到脚的退化。从60岁开始，我们都十分清楚自己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不需要通过杂志就能了解。然而大部分60岁的人，会很无辜而真诚地说：“但我没感觉我老啊！我肯定还没有老人味儿。”（据记载，确实有这样的味道。2012年，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41个嗅探器都证实能辨认出和年龄相关的味道。）“老人腋下都有一种可辨识的味道。”感觉神经学家约翰·兰德斯特伦说。幸好它不是被定义为特别难闻或特别浓烈，“然而，”兰德斯特伦无厘头地补充道，“也有可能是产生体味的来源，例如皮肤或者呼吸，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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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有些人会竭尽所能去说服自己，虽然我们逐渐靠近X轴的末端，但所幸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直到最近，我来到新公司工作，公司为副总裁及以上职位提供不同寻常的额外福利：每年在美国梅奥诊所体检。在这一天里，你要进行抽血化验和尿检，胸部X光透视，评估肺功能，测验骨密度，测试心脏压力，检查皮肤的癌细胞生长，测视力；如果到了一定岁数，还要做结肠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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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很期待去梅奥诊所，因为到时候我可以沾沾自喜，和同龄人相比，我还没有那么糟。（不，这不是什么比赛，但你又情不自禁想要比较。）在梅奥诊所，轮到你进去做心电图或者胸部X光透视时，通常是和其他8个男的一起，强行军似的，大家都是生育高峰的一代，并且“身经百战”。所有人列队进入更衣室，报上序号，也就是出生日期。我总是要比同屋的其他人大5岁，有时大10岁——相对而言，我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单这一点，就 让我每次在梅奥诊所都很欢乐，所以我开始藐视规定。在抽血化验的前一晚，我还会点一两杯马汀尼酒，虽然指示单上已经用斜体标注“禁止”饮食，空腹晨检。然而我还是会吃一根香蕉，并狂妄地相信，即使是最精密、高级的医学设备，也丝毫检验不出一根香蕉的痕迹——而且我身体也不至于糟糕到——至少是目前——要用这种设备。我在梅奥诊所怡然自得，迈着轻快的脚步，一个接一个设备地检查。在这里，我一反常态地温和友善，与化验员和服务员攀谈。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孩子，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确实也有点“老人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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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到我这个年龄，从儿女出生时算起，或者说在从拿到第一张假阳性的乳房X光照片或前列腺特异抗原化验单时算起，人生的路也走了一半了，这时，你很有可能会猜想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延续你的人生故事的重大意义，艾莎道拉·邓肯认为这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位舞者说她希望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传奇。但和我交谈过的很多人可不是这样。“靠什么活着？”他们耸耸肩，无奈地问道。他们早已下好定论：人生故事并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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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这个问题太愚蠢了，他们也毫不在意人生故事是否能延续——死了就死了。他们不经意间引用了弗兰兹·卡夫卡的观点。为什么是卡夫卡？菲利普·罗斯说他的文学偶像卡夫卡曾谈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在封笔后不久，菲利普·罗斯就接受了采访，他谈到他笔下的某个角色是如何在人生中践行卡夫卡的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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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采访记者会紧接着问罗斯，他个人是否赞同这句话。 如果他同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但他去世这么久了，敬仰他的粉丝还是源源不断，想想还不心满意足吗？是否有个不变的宇宙准则在起着作用？如果我是记者，我肯定会问。但这位记者没有，他们接着谈了些别的事，比如罗斯最近又如何重读了他每一部作品的每一个字，50年里他总共写了有30部。“我想看看我的写作生涯是否在浪费时间。”罗斯解释道。这次，记者倒是追问了他如此判定的结果。罗斯引用了他的另一位偶像——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话作为回答：“我已经倾我所有，尽我所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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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了！我心想。“倾我所有，尽我所能”[1]正中结局，但又不露声色。跟其他想要总结人生目标的做法不一样，“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简洁得让人耳目一新，短短两个词、九个字（算上标点）。因此，刻在墓碑上也十分合适，作为日常推特也完全符合要求。确实，“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算得上一条华丽的临终推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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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这句话，我在脑海中也不断盘算着各种可能性。它也值得发一条推文或刻在墓碑上，但我也不知道它为何令我烦躁不安。然后，就在我读到罗斯的采访后不久，又听新闻说埃默里大学找到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三大箱信件，并引起了各种影响。奥康纳写过一系列小说，包括《好人难寻》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50年前就去世了，年仅39岁，正值中年，比卡夫卡去世时还小两岁。她终生未嫁，最后的13年是与母亲在佐治亚州的 米利奇维尔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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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默里大学发现的箱子里还有一些奥康纳的旧物，来自她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一本关于鹅的童书绘本、一些旧玩具、未发表的日记、照镜子画的自画像，600多封写给她母亲的信。如果奥康纳知道她的这些信件和小玩意儿今天被如此珍视，会不会感到惊奇？很有可能。虽然她一生都不相信有人会对她的人生感兴趣。她曾经写道：“我的生活两点一线，家里和养鸡场，重复这种生活一点儿也不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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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很多人会这么说：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平淡乏味，还继续活着干吗？我们真是这样想的吗？当奥康纳排除别人对她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兴趣的可能性，她真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心口不一。她在20岁时写过一篇日志，谈道：“真遗憾，我不能收到自己的信。收信人要和我一样能全心全意认可这些信件，他们应该可以将我的记忆鲜活而健康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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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给我的启示是，她其实十分在意她的人生故事是否能流传，是否值得流传；即使生命会结束，但人生故事并未终止。有人想争辩吗？库尔特·冯内古特曾争辩过，他在《神枪手迪克》（Deadeye Dick）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平淡无奇地活到60岁或更长，那他或她的人生极有可能就如井井有条的故事一般结束了，剩下要经历的就只有后记了。生命结束了，但故事还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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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冯内古特完全搞反了。他这样的观点有些调皮而暴躁，可能那会儿他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吧，正如我们所知，他在“肘关节”之年同样漂浮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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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了这么多，我现在确信“倾我所有，尽我所能”，比“人 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更能指引我们走向美好的人生。如果每个人真的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我们还会对彼此友善吗？我们还会费心去试图拯救鲸鱼、回收瓶瓶罐罐吗？我们还会在本地选举中投票吗？还会重新评估自己做过的决定吗？更别说去为做过的事情亡羊补牢了。我们还会费力开公司吗？我们难道不会因工作错过孩子的足球比赛而遗憾吗？我们还会愿意抚养孩子吗？甚至，还会费劲去生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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