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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这些问题的狂轰滥炸是有理由的。当我们关心地球的未来、参与社区活动、为孩子抽出时间时，我们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事，获得社会的褒奖，还因为以上所有活动都会在我们死后惠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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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你让你自己或别人的孩子带着正确的价值观走上了正道；如果你能筹集资金让当地图书馆继续运行；如果你在自己镇上开设一家儿童剧院；如果你创立的公司带来了不错的长期工作机会；如果你把家里的燃油炉子换成了太阳能板；如果你是童子军小队长，或“大哥哥大姐姐组织”[2]成员；如果你资助了印尼儿童；如果你教会了孩子钓鱼，并总是将鱼放生；如果你以未来之名做了超多事情中的一件，那你的某些故事就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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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繁衍”，虽然相关描述五花八门，例如欲望、 需求、动机、特征、本能、动力。这个词最早是由埃里克·埃里克森创造的，1950年，在其开创性的作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中提出的，这本书使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受邀去白宫主持会议，权贵们还会聘请他做心理治疗师，在他们的孩子展露不安的情绪时向他寻求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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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本人的人生故事也很奇特有趣。短篇版本是这样的：他1902年出生在德国，母亲是丹麦人，被她第一任丈夫遗弃了，也从未与埃里克森的生父结过婚，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母亲总是告诉他，在他出生后不久亲生父亲就去世了。当他长到3岁——开始有记事和叙述能力时——他母亲为了财产嫁给了虔诚的犹太教儿科医生洪伯格，埃里克被正式收养了，成了埃里克·洪伯格。他各方面都很像北欧人：高挑、金发碧眼，而他的“父亲”身材瘦小，有棕色的眼睛和头发。埃里克在洪伯格医生的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的人们和他学校的同学一样，都称他异教徒。这没有构成他稳固的早期身份认同。埃里克二十出头就作为画家出道，出发去了维也纳，当他遇见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时，他正在学校教艺术，他跟着安娜学习了心理分析学。没几年，他就碰到了天赋异禀的加拿大学生琼·莫厄特·塞森，她同样有身份认同问题，埃里克同她结了婚。他们最终来到了美国，在琼的积极合作下，埃里克在发展心理学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一开始的署名是埃里克·洪伯格，58岁时改名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他改了新的姓氏，可能是因为他想强调，如果要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他就是他自己——埃里克，生的。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 能成为众所周知的“身份建筑师”，可不是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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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苏·埃里克森·布洛兰曾在回忆录中描述她那谈不上幸福的童年，虽然她在安逸的北加州长大。根据她的描述，埃里克森是个“笨拙的父亲”，暴躁易怒却又敏感细腻。在社交中，他富有魅力，欣赏他的人很多。当这家的第四个孩子尼尔出生后，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危机，尼尔患有唐氏综合征，医生说他只能活到3岁。在妻子琼做了产后手术住院期间，埃里克森咨询了他的两个朋友后（其中一个是玛格丽特·米德），单方面决定把尼尔送到特殊照顾机构。他没有咨询琼的意见，这位可怜的母亲甚至没有抱过这个孩子。他还告诉其他的孩子，婴儿难产死了。（但事实上尼尔活到了21岁。）因此，埃里克·埃里克森不希望这段故事流传下去，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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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谈起过这件最伤人或者最让人愤怒的事。”苏·埃里克森·布洛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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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埃里克森为个人发展理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繁衍理论在其中根深蒂固：人类发展过程不会在青少年时期戛然而止，我们通过八个“社会心理阶段”而持续发展。埃里克森将这个过程总结如下：“在青少年时期，你会发现你喜欢做什么，你想要成为谁……作为年轻的成年人，你会了解你想和谁在一起——工作和私生活……然而，成年后，你又了解到你能照料好什么事和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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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的八个发展阶段论（有些不是“阶段”，而是“任务”），对我们的常驻作者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挑战。在阶段一，作为婴儿， 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可以信任的事和人。那时，我们楼上的作者还不存在呢，因此我们得靠自己想明白。阶段二到六，是获得自主的阶段，找到什么是目的，并建立稳固的关系。阶段八是最后的阶段，需要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也是在这最后的阶段，我们的作者可能会总结出：我们的人生是充实而满意的，或者，若我们没能解决之前的危机或任务，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苦涩并满是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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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数第二个阶段，阶段七，繁衍——这不是个好词，但却是埃里克森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开始发挥作用。埃里克森提出的阶段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并没有硬性规定——严格来讲，它们不是连续的，而是互相融合的——阶段七主要集中在中年时期，“肘关节”——转折之年。正是在这时，我们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回答：我在世上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而繁衍就是关心照顾下一代，就是留下些什么。詹姆斯·米切纳一生没有生育，但却赞助了150个孩子上大学，这是用行动进行繁衍。如果你寄赠爱心包裹，参加为乳腺癌筹款的步行马拉松，为穷苦人支教，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用聚苯乙烯盒子包装的外卖，那么你所流传下来的东西可能远超你的生育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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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会产生收效，你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更美。献血、在学校做志愿者、照料社区花园，都能帮助满足你“被需要的需要”，丹·麦克亚当斯说道。这还会满足你为故事“画下句点”的需要。你为别人做了事情，让世界变得更好了。有人说，如果没有积极地繁衍，人生就没什么值得谈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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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后代也是一个极佳的自我提升的主题。假如你能忍受得 了，请试着截取演讲和候选人的竞选自传看看。进步主义者倡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看在“我们和他们的孩子分上”。保守党请求减少国家债务也是看在“我们和他们的孩子的分上”。希拉里·克林顿出版过自传《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她在修订过的后记里写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坚信过，我们在21世纪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出生在阿巴拉契亚山里，密西西比州三角洲或里奥格兰德谷的孩子和我的小孙女夏洛蒂拥有一样能成功的机会。”她说，她适时地提到了她的小孙女，这会成为她未来竞选中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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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故事的角度看，不繁衍，故事就远没有那么吸引人。埃里克森称之为“停滞不前”或“专注自我”阶段。如果你的人生缺乏一些繁衍的元素，丹·麦克亚当斯的采访表明，可能是人在起初就有心理创伤，或你的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人都没能做出表率，展示出与未来的个人相连。麦克亚当斯说，没有后代的人生更容易恶性循环，不太会往前发展，最终也只是短暂存在的人生。埃里克森宣称，那些缺乏繁衍冲动的人，会把自己当成孩子一样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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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柯垂在其书《比自我更长久》（Outliving the Self）中，重新提到了埃里克森关于繁衍的观点，从埃里克森引进这个观点30年后社会与文化发生了转变，这点柯垂也考虑到了。那时，我们经历了避孕革命，导致更多的女性推迟生育，或者干脆选择做绝育。人类的寿命变长了，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孩子，我们当空巢老人的时间也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长。这两点进步都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的“生理不育”时间都更长。柯垂说，这给我 们带来了挑战：要在新的形势下想出如何保持比喻意义上的“多子多孙”。为了帮我们想出办法，他概述了“繁殖”的4种显著类型：生理上的（老办法，生育、抚养后代）、养育型的（教育、规范、激发这些后代）、技术上的（带教，把手艺传给其他人）和文化上的（通过艺术、科学、工艺等贡献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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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垂还对埃里克森的一些设想提出了质疑。你很难说繁殖的冲动只局限于中年时期，而这点埃里克森只是粗略涉及。当我女儿读大二时，她决定选择健康与社会专业。受到博物馆展览的启发，她看到了通过全球发展领域的工作发挥设计热情的机会。我渴望放下一些东西，这要一直追溯到我13岁那年，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时钟可以没有一丝预警地就走到了某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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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繁衍做出的行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一些心理学家说这是出于对“象征性不朽”的渴望。有点儿道理。对，和真正的不朽比起来，象征性的不朽是小巫见大巫。（“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实现不朽，”伍迪·艾伦说，“我想通过长生不老实现不朽。”）但能实现象征性的不朽也是聊胜于无。你不能长生不死，但你总会留下痕迹，比如你的故事，或者故事的某几个片段。我们听到的故事，我们讲述的故事，或者我们的楼上作者写下的故事，会代代流传，互相融合，然后无限地存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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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说的，生育、抚养孩子是获得象征性不朽最简单自然的方式。好吧，至少肯定是最自然的。你的孩子了解你的故事，并且会把其中的只言片语流传下去。而且，你的基因也将继续存在，这样，你离真正的不朽也不远了。“如果我们能通过孩子或后代继 续存在世界上，那我们的死亡就不是结束。”爱因斯坦写信给某荷兰物理学家的妻子悼念他的身故时写道。“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我们的尸体不过是生命之树上枯萎的叶子。”“关键是要做一个好祖先。”很多人这么说，包括乔纳斯·索尔克。他不仅有孩子，还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拯救了千千万万孩子的生命，反过来给了他们寻求象征性不朽的机会，这些都会使他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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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象征性不朽还有无数种其他的方法。在世界上创造出新事物有助于减轻存在焦虑。研究表明，因为自己的优秀作品自豪或备受赞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关于死亡的焦虑。有人说，对象征性不朽的渴望催生了艺术，即广义上的创造性：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事物。斯蒂芬·桑德海姆情景剧中的乔治·修拉唱道，“看，我在没有帽子的地方做了一顶帽子”，令人难忘。柏拉图将创造性比作生育，他说创造性就是“灵魂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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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有不利的一面，约翰·柯垂指出，如果灵魂太多产，创造的渴望太强烈，艺术家会变成冷漠而沉着的恶魔。我的作品会流芳百世，而你们其他人都下地狱吧，我可不在乎。西北大学教授苏珊·李对玛莎·葛兰姆漫长的舞蹈事业进行了深入研究，玛莎·葛兰姆是最具影响力的编舞家，被誉为“现代舞之母”，但她在舞团的年轻舞者眼里却是个“坏妈妈”。葛兰姆是极度缺乏繁衍能力的，她的苛刻和残忍让她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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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象征性不朽，我们要采取上百万种小伎俩，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清楚我们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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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年逾古稀的朋友，曾经是整形外科医生，现在不动手术了，只带教，他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别人，自己人生就会延续。 （这些年，这位医生还保留着他童年时期收藏的棒球卡，仍然会给他带来快乐，但当他把这些卡片统统传给他十岁的孙子，他的欢乐依然那么多。）当钢琴家——快八十了——和一个二十几的音乐家分享他的一组音乐，那他的人生故事就会延续。当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弹奏约翰尼·莫瑟、科尔·波特、萨米·卡恩的曲调，这些作曲家的故事就会继续。当美籍华裔诗人（哈金）将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奉为他的文学女神；杜鲁门·卡波特引用詹姆斯·亚吉的话语；J. K. 罗琳称赞C. S. 刘易斯，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故事都会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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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由于肺癌去世，年仅37岁，而他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凯迪刚刚出生才几个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在《斯坦福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深刻而动情地反思了繁衍问题和象征性不朽。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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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能活得久一点，让我的女儿拥有对父亲的记忆。语言能存在的时间比我本身长。我曾经想过，我可以留给她一系列信件——但真能说到什么吗？我不知道她15岁时的样子；我甚至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我们给她取的小名儿。她还是婴儿，拥有的都是未来，与我的人生只有短暂的交集，而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新的可能性，都已经过去了。我能和她说的也许只有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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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在人生中的很多时刻，我们要描述自己，对自己的角色、做过的事情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进行清点，我祈祷，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忽视她曾为临死的父亲带来的喜悦，我这 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满足的喜悦，这种喜悦不贪婪、平和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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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楼上的作者也会坚定地支持我们养育后代。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的人生故事能够延续，他的作品同样得到了延续，那么作者本身也一样会获得象征性的不朽。然而无论流传后世是多么重要，当他和我们一起悠然地度过“肘关节”之后的阶段，这个常驻作者关心的还不止这点。他最关心的是我们记忆力的状态。记忆会停滞吗？如果会，又是哪些记忆呢？英国精神治疗师菲利帕·佩里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友好繁衍”理论。“当我们老去，我们那些短期记忆（而非长期记忆）会逐渐消退，”她说，“也许这是进化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塑造出的我们的故事和经历告诉年轻一代：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发展，这些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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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I did the best I could with what I had.”总共10个单词，39个字节（计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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