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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办法出人意料地简单。你得训练自己的观念,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人生过半。例如,诺奇克就会告诉自己,我的人生还没到一半呢,这样,他开开心心地就到了40岁,“肘关节”之年,还有大把时间去做美好的事情。五年之后,他告诉自己,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才过去一半,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些有意义的事。 50岁是他毕业典礼到人生结尾之间的中点。到60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想出来这个岁数是什么的一半了。明白了吗?哲学家的锦囊妙计不是为了让人生故事多几页纸,也不是多活几年,而是让你对自己剩余的时间觉得更加可控。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做想做的事,这会帮你建立合理的目标,并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里顺利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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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的书也快写到“肘关节”部分了,我就开始思考眼下该做什么。也许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想和琳达一起去旅行。用诺奇克的话说,我在告诉自己,从写这本书,到完成两本书以及开始一些有趣的旅行之间,我大约已经完成一半了。注意,我没有提醒自己在整个故事中还有多少页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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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说,他一直在这事或那事的进程中间,一直以来莫不如此。他在发表这个转移门柱的方法13年后罹患癌症去世了。而他这么多的“半生”已经被修剪成不可分割的细条了。那时他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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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到大部分人的平均寿命(目前将近80岁),这段期间需要重大调整。一方面,看电影、坐公交、乘地铁,你都能享受折扣,美国政府还会支付你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关节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拉迪在36岁时说,“等你年纪大一点儿,就不会受苦了。”好吧,等你变老,你还真不得不受点儿苦。很多年前,我们在《时尚先生》策划过一个热议的封面故事“人们如何老去”,做了详细的专题,以十年为单位记 录可能会出现的衰老现象,我之前在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的相关材料中听到过的——从头到脚的退化。从60岁开始,我们都十分清楚自己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不需要通过杂志就能了解。然而大部分60岁的人,会很无辜而真诚地说:“但我没感觉我老啊!我肯定还没有老人味儿。”(据记载,确实有这样的味道。2012年,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41个嗅探器都证实能辨认出和年龄相关的味道。)“老人腋下都有一种可辨识的味道。”感觉神经学家约翰·兰德斯特伦说。幸好它不是被定义为特别难闻或特别浓烈,“然而,”兰德斯特伦无厘头地补充道,“也有可能是产生体味的来源,例如皮肤或者呼吸,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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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有些人会竭尽所能去说服自己,虽然我们逐渐靠近X轴的末端,但所幸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直到最近,我来到新公司工作,公司为副总裁及以上职位提供不同寻常的额外福利:每年在美国梅奥诊所体检。在这一天里,你要进行抽血化验和尿检,胸部X光透视,评估肺功能,测验骨密度,测试心脏压力,检查皮肤的癌细胞生长,测视力;如果到了一定岁数,还要做结肠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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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很期待去梅奥诊所,因为到时候我可以沾沾自喜,和同龄人相比,我还没有那么糟。(不,这不是什么比赛,但你又情不自禁想要比较。)在梅奥诊所,轮到你进去做心电图或者胸部X光透视时,通常是和其他8个男的一起,强行军似的,大家都是生育高峰的一代,并且“身经百战”。所有人列队进入更衣室,报上序号,也就是出生日期。我总是要比同屋的其他人大5岁,有时大10岁——相对而言,我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单这一点,就 让我每次在梅奥诊所都很欢乐,所以我开始藐视规定。在抽血化验的前一晚,我还会点一两杯马汀尼酒,虽然指示单上已经用斜体标注“禁止”饮食,空腹晨检。然而我还是会吃一根香蕉,并狂妄地相信,即使是最精密、高级的医学设备,也丝毫检验不出一根香蕉的痕迹——而且我身体也不至于糟糕到——至少是目前——要用这种设备。我在梅奥诊所怡然自得,迈着轻快的脚步,一个接一个设备地检查。在这里,我一反常态地温和友善,与化验员和服务员攀谈。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孩子,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确实也有点“老人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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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到我这个年龄,从儿女出生时算起,或者说在从拿到第一张假阳性的乳房X光照片或前列腺特异抗原化验单时算起,人生的路也走了一半了,这时,你很有可能会猜想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延续你的人生故事的重大意义,艾莎道拉·邓肯认为这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位舞者说她希望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传奇。但和我交谈过的很多人可不是这样。“靠什么活着?”他们耸耸肩,无奈地问道。他们早已下好定论:人生故事并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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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这个问题太愚蠢了,他们也毫不在意人生故事是否能延续——死了就死了。他们不经意间引用了弗兰兹·卡夫卡的观点。为什么是卡夫卡?菲利普·罗斯说他的文学偶像卡夫卡曾谈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在封笔后不久,菲利普·罗斯就接受了采访,他谈到他笔下的某个角色是如何在人生中践行卡夫卡的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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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采访记者会紧接着问罗斯,他个人是否赞同这句话。 如果他同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但他去世这么久了,敬仰他的粉丝还是源源不断,想想还不心满意足吗?是否有个不变的宇宙准则在起着作用?如果我是记者,我肯定会问。但这位记者没有,他们接着谈了些别的事,比如罗斯最近又如何重读了他每一部作品的每一个字,50年里他总共写了有30部。“我想看看我的写作生涯是否在浪费时间。”罗斯解释道。这次,记者倒是追问了他如此判定的结果。罗斯引用了他的另一位偶像——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话作为回答:“我已经倾我所有,尽我所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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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了!我心想。“倾我所有,尽我所能”[1]正中结局,但又不露声色。跟其他想要总结人生目标的做法不一样,“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简洁得让人耳目一新,短短两个词、九个字(算上标点)。因此,刻在墓碑上也十分合适,作为日常推特也完全符合要求。确实,“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算得上一条华丽的临终推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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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这句话,我在脑海中也不断盘算着各种可能性。它也值得发一条推文或刻在墓碑上,但我也不知道它为何令我烦躁不安。然后,就在我读到罗斯的采访后不久,又听新闻说埃默里大学找到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三大箱信件,并引起了各种影响。奥康纳写过一系列小说,包括《好人难寻》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50年前就去世了,年仅39岁,正值中年,比卡夫卡去世时还小两岁。她终生未嫁,最后的13年是与母亲在佐治亚州的 米利奇维尔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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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默里大学发现的箱子里还有一些奥康纳的旧物,来自她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一本关于鹅的童书绘本、一些旧玩具、未发表的日记、照镜子画的自画像,600多封写给她母亲的信。如果奥康纳知道她的这些信件和小玩意儿今天被如此珍视,会不会感到惊奇?很有可能。虽然她一生都不相信有人会对她的人生感兴趣。她曾经写道:“我的生活两点一线,家里和养鸡场,重复这种生活一点儿也不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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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很多人会这么说: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平淡乏味,还继续活着干吗?我们真是这样想的吗?当奥康纳排除别人对她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兴趣的可能性,她真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心口不一。她在20岁时写过一篇日志,谈道:“真遗憾,我不能收到自己的信。收信人要和我一样能全心全意认可这些信件,他们应该可以将我的记忆鲜活而健康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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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给我的启示是,她其实十分在意她的人生故事是否能流传,是否值得流传;即使生命会结束,但人生故事并未终止。有人想争辩吗?库尔特·冯内古特曾争辩过,他在《神枪手迪克》(Deadeye Dick)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平淡无奇地活到60岁或更长,那他或她的人生极有可能就如井井有条的故事一般结束了,剩下要经历的就只有后记了。生命结束了,但故事还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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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冯内古特完全搞反了。他这样的观点有些调皮而暴躁,可能那会儿他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吧,正如我们所知,他在“肘关节”之年同样漂浮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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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了这么多,我现在确信“倾我所有,尽我所能”,比“人 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更能指引我们走向美好的人生。如果每个人真的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我们还会对彼此友善吗?我们还会费心去试图拯救鲸鱼、回收瓶瓶罐罐吗?我们还会在本地选举中投票吗?还会重新评估自己做过的决定吗?更别说去为做过的事情亡羊补牢了。我们还会费力开公司吗?我们难道不会因工作错过孩子的足球比赛而遗憾吗?我们还会愿意抚养孩子吗?甚至,还会费劲去生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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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这些问题的狂轰滥炸是有理由的。当我们关心地球的未来、参与社区活动、为孩子抽出时间时,我们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事,获得社会的褒奖,还因为以上所有活动都会在我们死后惠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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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你让你自己或别人的孩子带着正确的价值观走上了正道;如果你能筹集资金让当地图书馆继续运行;如果你在自己镇上开设一家儿童剧院;如果你创立的公司带来了不错的长期工作机会;如果你把家里的燃油炉子换成了太阳能板;如果你是童子军小队长,或“大哥哥大姐姐组织”[2]成员;如果你资助了印尼儿童;如果你教会了孩子钓鱼,并总是将鱼放生;如果你以未来之名做了超多事情中的一件,那你的某些故事就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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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繁衍”,虽然相关描述五花八门,例如欲望、 需求、动机、特征、本能、动力。这个词最早是由埃里克·埃里克森创造的,1950年,在其开创性的作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中提出的,这本书使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受邀去白宫主持会议,权贵们还会聘请他做心理治疗师,在他们的孩子展露不安的情绪时向他寻求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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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本人的人生故事也很奇特有趣。短篇版本是这样的:他1902年出生在德国,母亲是丹麦人,被她第一任丈夫遗弃了,也从未与埃里克森的生父结过婚,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母亲总是告诉他,在他出生后不久亲生父亲就去世了。当他长到3岁——开始有记事和叙述能力时——他母亲为了财产嫁给了虔诚的犹太教儿科医生洪伯格,埃里克被正式收养了,成了埃里克·洪伯格。他各方面都很像北欧人:高挑、金发碧眼,而他的“父亲”身材瘦小,有棕色的眼睛和头发。埃里克在洪伯格医生的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的人们和他学校的同学一样,都称他异教徒。这没有构成他稳固的早期身份认同。埃里克二十出头就作为画家出道,出发去了维也纳,当他遇见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时,他正在学校教艺术,他跟着安娜学习了心理分析学。没几年,他就碰到了天赋异禀的加拿大学生琼·莫厄特·塞森,她同样有身份认同问题,埃里克同她结了婚。他们最终来到了美国,在琼的积极合作下,埃里克在发展心理学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一开始的署名是埃里克·洪伯格,58岁时改名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他改了新的姓氏,可能是因为他想强调,如果要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他就是他自己——埃里克,生的。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 能成为众所周知的“身份建筑师”,可不是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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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苏·埃里克森·布洛兰曾在回忆录中描述她那谈不上幸福的童年,虽然她在安逸的北加州长大。根据她的描述,埃里克森是个“笨拙的父亲”,暴躁易怒却又敏感细腻。在社交中,他富有魅力,欣赏他的人很多。当这家的第四个孩子尼尔出生后,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危机,尼尔患有唐氏综合征,医生说他只能活到3岁。在妻子琼做了产后手术住院期间,埃里克森咨询了他的两个朋友后(其中一个是玛格丽特·米德),单方面决定把尼尔送到特殊照顾机构。他没有咨询琼的意见,这位可怜的母亲甚至没有抱过这个孩子。他还告诉其他的孩子,婴儿难产死了。(但事实上尼尔活到了21岁。)因此,埃里克·埃里克森不希望这段故事流传下去,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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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谈起过这件最伤人或者最让人愤怒的事。”苏·埃里克森·布洛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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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埃里克森为个人发展理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繁衍理论在其中根深蒂固:人类发展过程不会在青少年时期戛然而止,我们通过八个“社会心理阶段”而持续发展。埃里克森将这个过程总结如下:“在青少年时期,你会发现你喜欢做什么,你想要成为谁……作为年轻的成年人,你会了解你想和谁在一起——工作和私生活……然而,成年后,你又了解到你能照料好什么事和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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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的八个发展阶段论(有些不是“阶段”,而是“任务”),对我们的常驻作者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挑战。在阶段一,作为婴儿, 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可以信任的事和人。那时,我们楼上的作者还不存在呢,因此我们得靠自己想明白。阶段二到六,是获得自主的阶段,找到什么是目的,并建立稳固的关系。阶段八是最后的阶段,需要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也是在这最后的阶段,我们的作者可能会总结出:我们的人生是充实而满意的,或者,若我们没能解决之前的危机或任务,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苦涩并满是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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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数第二个阶段,阶段七,繁衍——这不是个好词,但却是埃里克森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开始发挥作用。埃里克森提出的阶段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并没有硬性规定——严格来讲,它们不是连续的,而是互相融合的——阶段七主要集中在中年时期,“肘关节”——转折之年。正是在这时,我们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回答:我在世上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而繁衍就是关心照顾下一代,就是留下些什么。詹姆斯·米切纳一生没有生育,但却赞助了150个孩子上大学,这是用行动进行繁衍。如果你寄赠爱心包裹,参加为乳腺癌筹款的步行马拉松,为穷苦人支教,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用聚苯乙烯盒子包装的外卖,那么你所流传下来的东西可能远超你的生育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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