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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葬在“恶心的洼地”？就算对十岁小孩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向往的未来。我还记得那天多么阴冷刺骨，但我也记得，想到从此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将在一起，是有多么美好，在这样的光辉下又让人觉得温暖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很快，我和我姐姐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为我们预留的墓地也转卖出去了。我母亲念叨了几十年，有一天她终将和我的父亲团聚，不是在天堂，而是在纪念墓地肩并着肩，与其他墓地一样，这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慢慢填满。如果说我的母亲有什么人生目标，那就是来这里陪着我的父亲，与她为他创作的故事再度重逢。最后，她终于得偿所愿。2007年12月底，又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站在这里瑟瑟发抖，我想，她虽然寿命很长，但享受过的爱情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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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马克·麦卡锡在电影《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中说道：“他们在墓地上方撑起了雨棚，但风雨都是斜斜地刮来，雨棚丝毫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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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潘·沃伦在《归宿》（A Place to Come To）将近结尾处写了一段美妙的文字：“只要你有父母健在，你就是一个孩子；神奇的是，孩子总是被保护得好好的，因为父母是为你遮挡命运之雨的雨伞。但是雨伞一旦收拢并被放在旁边，一切就不同了，你必须再度更加警惕地观望天气，当风向有变，你的骨头会疼，所有的快乐都会带有讽刺的色彩（即使是因为对孩子的爱而产生的快乐，因为你感觉只要愿意，你自己就是雨伞或者避雷针，你也知道这些保护其实很脆弱）。不仅如此，因为父母的过世，你开始发现‘讲过的故事’对于每个逝去的人都很重要……你开始感到那些转瞬即逝的冲动，想要用语言对自己或某些熟人的人生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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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灵顿公爵（1899—1974），全名爱德华·肯尼迪·艾灵顿，美国黑人爵士乐歌手，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深入研究大量的黑人音乐，同时还让爵士乐从低俗的酒吧走向高雅的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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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迈尔斯·戴维斯爵士（1926—1991），美国黑人爵士乐小号手、乐队领队、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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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利诺斯·贾奎特（1919—2004），美国著名黑人爵士乐手，高音萨克斯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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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19 到底有没有合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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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作家的日常生活一样，你的故事作者一天也充满着压力。他时时刻刻害怕犯错，比如将记忆错误地扭曲、遗漏或者曲解某段特别重要的记忆。想象一下，经年累月地忍受你的青春期情绪波动、人到中年的困境，然后是对生命走到尽头的焦虑，甚至还要全程保持相当的乐观。深受其扰的故事作者，想为你写一篇结尾充满意义的故事，但并不知道她可以用多少页数来完成这项工作。直到有一天，穿着斗篷的陌生人，手握着长柄镰刀（参考“巨蟒小组”的电影《人生七部曲》）的幽灵，来砸你故事作者的门，咆哮着说：“时间到了，交给我吧！”“但我还没写完呢！”作者反驳道，“故事的主角还没确定！配角也将被弃之不顾！他们都想先有个结局！若在这里结束，每个章节都会是七零八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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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若剩下的页数太少，就为常驻作者造成了困境，但如果剩下太多，也同样有问题。但由于新型药物和手术的出现， 人生故事可以比之前更长了。好事还是坏事呢？好事！大量的篇幅可能是种福利——可以有更多的篇幅来描绘，来感受自然、享受天伦、繁衍后代，寻求象征性的不朽。但这也是件坏事！更多的篇幅可能意味着无所事事的日子更多，或者不愉快的事发生的日子更多。真正的作家会告诉你，越想填补更多的篇幅，越可能混进毫无意义的空话，混进自我放纵的绕圈子和走投无路的死胡同。在冗长而乏善可陈的故事里，主角可能变得不受欢迎。有大把空余时间的角色会变得乏味和自怨自艾。虽然朋友和家人可以对主角的抱怨充耳不闻，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却必须坚持听完这些牢骚，因为根本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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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家、作曲家，这些人都在两难中挣扎：你是如何决定某件事情完成了？觉得它已经够好了？作家可能永远都要对故事修修补补，有时候会改得更好，但往往改得更糟。什么时候人生故事才算写得圆满，可以结尾了？死亡到底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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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晚上，当我在那个墓地散步的时候——那天特别漫长，我花了一整天试图理解马丁·海德格尔的某句话，但我失败了——我回忆起几年前某个三月的凉爽下午。那天午后，我与《时尚先生》的前同事一起，在曼哈顿参加了一场追悼会，来纪念理查德·本·克莱默的生平和作品，他是一位极其有才华的老烟枪记者，去世的时候63岁，死于肺癌并发症。他体格高大，曾因驻中东地区的报道，以及后来写作的堪称50年来最优秀的体育新闻——关于泰德·威廉姆斯的纪念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曾写过一本1072页的书，《成功的必要条件》（What It Takes），记述了1988年总统大选过程， 老布什打败了迈克尔·杜卡基斯。克莱默花了很大精力记录了巨细靡遗的竞选细节，直接导致这本书在竞选结果公布五年后才能发表，而那场竞争的开头本就乏善可陈。乔·拜登在那场竞选中认识了克莱默，并来到纽约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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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伟大，”这位美国副总统说道，“有幸读到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在书里发现如此尖锐而有洞察力的观察和批判，以至于对自己产生了全新的、有意义的了解。”换言之，克莱默的看法影响了拜登对自己人生故事的“解读”。对拜登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对克莱默来说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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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我们谈论了克莱默是多么超乎常人地怪异和技艺精湛。大家无不扼腕叹息，感叹他的过早离世。据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他确实英年早逝。罗伯特·诺齐克，那位发表“介于某事和某事之间”理论的哈佛大学哲学家认为：“死亡发生时，当某人的生命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充实，这样的死亡被称为‘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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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怎么能确认克莱默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呢？他一生都在抽没有滤嘴的香烟，反正这早晚会让他尝到恶果；他很有可能比现在承受更久更痛苦的折磨。如果他长寿，推想到他脾气暴躁，倒也不失公允。即便是在最好的状态下，克莱默也可能非常暴躁。试想，他在当今备受诟病的报业和书业工作的情境。也很难想象克莱默如何超越自己已经达成的伟大成就。他可是曾引起乔·拜登深刻思索自己生命意义的人呢。考虑到他的写作速度和对作品的投入程度，克莱默再写出一本书估计都要八十几了，假设这本书最后真能完成的话。所以，他真的是过早地离开我们了吗？“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其深度”，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如 是说。劳丽·安德森[1]在某张专辑里写道，我们可以用长度和宽度来考量生命。克莱默在世间的生命有着辉煌的宽度。所以，考虑下爱默生和安德森的话，克莱默真的早逝了吗？然而，这并不是适合在追悼会后的酒席上辩论的话题。我们当下达成共识，认为克莱默曾经深受钦佩，并将被深切怀念，而即便他能活到95岁，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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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楼上的故事作者像为理查德·本·克莱默一样为某个人写下了人生最后一笔时，我们会条件反射般地问到两件事：“怎么去世的”以及“去世时多大年纪”，然后我们会默默地进行一个包含三个步骤的活动。我们很快察看一下逝者的精神和身体情况，评估逝者的成就或者欠缺，考虑下他/她的后代的前景。然后我们会达成某个结论。我们会总结道：这个生命故事是艰难的、悲剧的、喜悦的、无聊的、令人兴奋的、幸福的、悲伤的、荒废的或者独一无二的等等，然后我们得出结论，称他们的死亡来得“太早”，“太晚”，或者差不多“时间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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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问一次，到底什么是合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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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来说，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间。他们将门大敞着，邀请死神进门。为什么要等呢？阿尔贝·加缪并不是宣扬让我们自杀，虽然他说过自杀是最根本的哲学话题。他说的是，若你觉得生命荒诞，那么自杀是一个完美的理智选择。有些人在做此决定时冷静得异乎寻常。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留下了一 张非常清楚的笔记：“我的工作都完成了，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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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这本书中的叙述者断言，40岁是最精确合适的死亡时间。他说，活过了40岁，就是不礼貌或者庸俗了。很显然，这个角色情绪并不高涨。他苦闷、爱挑衅、令人难以忍受。巧了，他正好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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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跳到埃泽基尔·伊曼纽尔，一位伦理学家兼法学教授，芝加哥市长（拉姆）和顶尖好莱坞经纪人（阿里）的哥哥，他曾因为2014年在《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死去”的文章引起一些反响。伊曼纽尔的理由如下：虽然他现在57岁，但依然精神矍铄。他推断自己75岁的时候身体机能将会退化，“创新”能力将显著降低，自己对亲人而言将成为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所以他决心在那个年纪死去，也算是帮了大家一个忙。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曾警示道，合适的死亡时间，是当你打理好自己重要的事务，可以“了无牵挂地死去”的时候。什么才算是重要的呢？在战斗中勇敢的表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需要自行定义哪些事是足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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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结尾，伊曼纽尔却出尔反尔：“我的女儿们和亲爱的朋友们会继续试图说服我，说我错了，我可以活得更久并仍有价值。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并为努力活得长久进行有理有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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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中心思想是，并没有一个神奇的数字告诉你人生应该有多少年，就像并没有一个神奇数字来规定一个故事的页码。有的生命很简短——这些是短篇；有的长一些——这些是小说。（有 的可能太长了，就像威廉·伏尔曼和唐娜·塔特的书。）相比于短暂，我们更倾向于重视长久的生命，这是可以理解的。“长篇的书……通常被过度褒奖了，因为读者希望说服其他人和自己，读书的时间不是被白白浪费掉的。”E.M.福斯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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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要的不是人生有多长，而是你拿它做了什么。就像唐·德里罗在他很少参与的访问里说道：“我认为每本书都会创造自身的结构和长度。”重要的是，一个故事，或长或短，包括或长或短的生命故事，最后都会有个清楚的了断：故事传达出它的意义了吗？故事令人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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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愿直视死亡，不愿谈论合适的死亡时间，但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这些都是没必要的。他的论点令人宽慰，简明扼要到可以用一张便笺记下来：“当死亡出现，我们不再存在。”翻译：当你死了的时候就死了，不用因此睡不着觉。伊壁鸠鲁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享乐。我们死后不会感受到任何快乐，但也不会受苦。这个推理是不证自明的，所以我们很难搞清楚为什么对死亡的恐惧仍然在人类共有的焦虑中名列前茅，与飞翔、公开演讲、高处、蜘蛛、亲密关系一样令人害怕。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我们不会再绝望于卢克莱修很久以前写下的“我们亲爱的孩子再也不会争抢我们亲吻作为奖励，用难以名状的快乐打动我们的心房”。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宗教，假如那时我们还需要宗教，会跟我们现在信仰的大有不同。对来生的允诺——不管是远古的信仰还是新创的宗教，这都是吸引信徒的、允诺成功的工具——将变得无关紧要。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早期的基督教会， 如果还存在的话，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世间的财富应该被放下，用以减轻对未来的焦虑。历史学家鲍尔索克认为这“可称为西方世界任何机构中最成功的开发活动”。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关于复活，我们不会再如此迷糊。与之相关的问题也不再那么紧迫：我们与尘世说再见，然后再回到世间的时间表是怎样的？第二次人生还会有个楼上的故事作者吗？如果有，跟之前的是同一个吗？我们的记忆会怎样？我们会有同样的记忆吗？还是说我们的故事作者，不管是跟原来同一个人还是她的继任者，会收集整理全新的记忆来写作《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第二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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