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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在《不朽：探索永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The Quest to Li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一书中，哲学家斯蒂芬·卡夫认为，我们对永生的追求是“人类成就的基石，哲学发展的灵感，都市的建造师和艺术背后的冲动”。他概括了四个最重要的、最古老的永生故事。古埃及人令人瞩目，因为他们将四个故事串联成了“一条诱人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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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着”的故事。想象一下庞塞·德莱昂，而不是比吉斯乐队。这个故事是讲怎样不会变老，保持年轻。我们都去跑步保持青春健康的光环，保持健美、得体。我们拖着自己的身体去瑞士的养老院打羊胎素。我们在来爱德药店卖维生素和化妆品的柜台前停留。在眼睛下方涂抹抗衰老修复霜不能让我们不朽，但它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直到有一天科学带来最后的救赎。目前我们已通过科学成功实现了转基 因作物。克雷格·文特尔，首个实现人类基因排序的科学家之一，正在研究通过基因技术延长人类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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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活”的故事。卡夫称此为人类“最佳备用计划”。大都会馆藏的木乃伊现在已经是旧闻了。卡夫说，最新消息是计算机式复活。以计算机方式复活，即将脑中现存的神经元集合和相关的分子进行电子扫描、刻盘或者拷贝，或通过其他尚未公布的电子媒介储存，然后上传到真实的身体里或机器人身体里，借此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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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灵魂”的故事。卡夫引用的数据表明：七成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拥有叫作灵魂的东西，而在非洲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灵魂，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都确认自己是有灵魂的。不久前，教宗方济各发表的评论激起了一轮热烈的讨论，讨论他是否在间接表示甚至狗也是有灵魂的。这个新闻故事激起了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评论，包括有几条评论在讨论蚊子会不会进天堂。同一天，在印度的某处修行所发生了冲突，对峙双方为当地政府军队与“冰冻天父”的追随者。“冰冻天父”是一位宗教领袖，心脏病发作去世后在冰上保存了近12个月。一位追随者说：“他的灵魂十分干净。他现在入定了，但是他会醒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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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遗产”的故事。简单来讲，就是将个人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到未来。这个故事的代表人物是阿喀琉斯，他不愿务实地接受乏味的退役，而是选择了更有价值的奖赏：永恒的荣耀，万古流芳。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说：“没有人死得如此潦倒，以至于任何东西都没留下。”我们可以加一句说，也没有 人死亡的时候十分富有，却不把自己的名字（或父母的名字）刻在纽约大学的某栋建筑上。我现在就坐在纽约大学的某栋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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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很难吧，承认人死后任何什么东西都没了。承认我们在地球上的短暂生命，正如艾伦·瓦茨在《不安全感的智慧》（The Wisdom of Insecurity）里提到的，是一个与另一个永恒的黑暗之间一瞬的光亮。当我们的生命故事匆匆结束后，安息号吹响，风笛演奏，丰腴的妇人唱起歌，幕布落下，屏幕暗淡，除了记忆中Facebook上指定的“遗产联络人”外，再也不会发生其他任何事情，当然，假设她不会把我们的Facebook账号直接删掉吧？博尔赫斯曾说过，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知晓自己并非永生不死的物种，这令我们痛苦。其他物种——不管是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还是软体动物——都不知道它们是会死的。很不公平是吗？所以，我们不想被雪貂或水母从智商上超越，而试图说服自己可能会一直活下去。这种可能性是我们的救生筏。我亲爱的琳达紧握着这种可能性不放。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学者/修道士及下流故事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也曾紧握这种可能性不放。他很著名的一点是，临终之际，躺卧在床上宣布：“我去寻求伟大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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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呢？一则，我们会不在意活多久。我们没什么要烦忧的，死亡为什么还需要等待？放马过来吧。何必要有所成就？这个难题促使一位名叫斯蒂文·卢坡尔的哲学家提出了“新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制定在有生之年能达成的有意义的、短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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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我们都没有听伊壁鸠鲁的话，所以听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则都属于学术探讨了。我们现在跟过去一样恐惧死亡。有人说这实际上是件好事，死亡让我们更加感激生命。知晓生命总会终结这件事，为诗人和哲学家带来了收益。艾米莉·迪金森写道：“因为不会重来，生命才如此甜美。”死亡给了我们与其他人衡量的标准。我的朋友贝姬·奥克伦特让我想起朱诺特·迪亚斯的小说《奥斯卡·沃奥短暂而传奇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中的一句话：“伙计，你还不想死。记住我说的，没有女人很糟。但是死亡要比没有女人糟糕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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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丽·安德森（1947—），美国女歌手、前卫艺术家，以装置艺术等特殊的舞台表演形式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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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20 被雕刻的与被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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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关于标志牌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最终决定最后再去一次那座古老的乡村墓地。由于我在墓地花费的那些时间，死后留下一些可触摸的、在世间存在过的证据这个想法逐渐增强。一块朴素的石碑，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上揭开。你可以说我愚笨，但我从未想过为自己的悼念仪式写个流程介绍，就像诺拉·艾芙琳在2012年去世前做的那样。在《时尚先生》与诺拉共事多年，我期待她在林肯中心的追悼会是充满品味、妙趣横生而又感人的。由于诺拉向来注重细节，这些期待最终实现了，甚至超出预期。现场播放的音乐列表无懈可击（埃拉·菲茨杰拉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杰米·杜兰特的《时光飞逝》）。诺拉亲自试镜挑选了为她念悼词的人。梅丽尔·斯特里普大胆模仿了诺拉讲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棒极了。汤姆·汉克斯和丽塔·威尔逊再现了诺拉和丈夫尼克·皮莱吉在东汉普顿的烧烤聚会上多管闲事的样子。 “我认为当人们去世后，他们会进入最爱他们的人的身体里。”第一个出来讲话的马丁·萧特说。“所以，如此一来，”他继续讲，“我们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诺拉的一部分。若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必将更像她：博览群书，品味万物，与自己身边的人聊天，像拥抱毒品一样拥抱欢笑，畅饮更多的玫瑰香槟，还有就是，提升自己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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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言，我总觉得这稍微有些虚荣了，让《天南》（Chutzpah）杂志的人拿支笔坐下，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勾画自己的墓志铭，然后把文案放进信封里密封，再放到书桌抽屉里，明确要求将原字原句雕刻到花岗岩上，永远以正视听。这是件有风险的事，因为你将永久地与那些话绑在一起。《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考菲尔德说：“如果我死去……会有一块墓碑那种东西的话，上面会刻‘霍尔顿·考菲尔德’，然后是我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去世，然后紧接着，下面会刻着‘去你的’。”（告诉我，若作为他活着的亲属，你会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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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定要刻字的话，你得把这事儿准备好。规则一：至少等你成年后，对自己是谁有一个模糊的看法。规则二：即使在这时也不要仓促而行。就像雕刻大师都是多次测量，但只能雕刻一次一样，在决定自己的墓碑内容时，你需要格外小心。约翰·厄普代克曾说他会选择这样写：“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小镇男孩，他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条件，以勤奋弥补了才华的不足。”幸运的是，厄普代克并未照此执行，而最终采用了更加俏皮的话，这要归功于他孩子的好点子。厄普代克的黑色板岩墓碑背后刻着他提交给《纽约客》的第一篇作品，16岁时写的一首诗（当 时被拒绝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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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确实做得很好。编剧兼导演比利·怀尔德度过了坚强不屈的一生。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为逃避纳粹集中营来到好莱坞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账户里只有11美元。怀尔德坚强地活下来，为美国经典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包括《热情如火》和《日落大道》）。怀尔德葬在洛杉矶西边的某个公墓里，那里埋葬着很多影星，杜鲁门·卡波特的一部分骨灰也埋在这里，这位矮小的“恐怖分子”剩余的骨灰被撒在了长岛的某个池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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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怀尔德我是一名作者，但人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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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无完人”这句话与《热情如火》里那不朽的最后一句台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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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弗罗斯特是个冷峻的、四处流浪的人，在他长长的人生中，从一间农舍搬到另一间农舍，寻找让自己真正安定的地方。在他的妻子埃莉诺去世后，弗罗斯特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德里，来选择一处埋葬地。几十年前，这对夫妇曾在这个镇上的一个农场生活，那时埃莉诺总是说想葬在这里。然后，多少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弗罗斯特在后来的一首诗中是这样描述这里的：“在一个如今已不再是农场的农场上/有一幢如今已不再是房子的房子”）。他将埃莉诺的骨灰在柜橱架子上存放了好几年，最终决定在佛蒙特州本宁顿镇选定一个乡间墓地。当地人说，他之所以选择那里，是因为那里的山景和俯瞰墓地的白色教堂。二十年后， 他也躺在那里，他的墓志铭是几十年前写的一首关于死亡的诗的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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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3.26—1963.1.29我与世界有过恋人般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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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写作本书而收集的所有临终遗言中，没有一篇在勇气和文才上能够超越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2013年去世前不久发给妻子玛丽的两个字。这两个字没有雕刻在金属或者石头上，而是通过短信传送的。这两个字是拉丁语的“别怕”（Nolle Timere）。这比考菲尔德的“去你的”不知道好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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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在墓地散步一边想着，要想出一句恰当的遗言太重要了，不能一时兴起或者靠哪天突然的坏情绪。因此我告诉琳达，我想让她为我写墓志铭，我也为她写——这样我们不至于太过火。然后我们总是推迟去下重大决定的日期。我们的下葬计划仍在深思熟虑中。直到回家前我每天都去墓地探访。然而我在注意看合适的地皮，足够两个人用，有合适的排水系统、适宜的阳光和树荫，就像在为建立梦想家园选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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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芝加哥以后，我有点儿不舒服，因为不能再在田园牧歌式的墓地里蹦蹦跳跳了。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所能做的。我开始在附近的林肯公园长时间徘徊，那里有动物园、植物温室、操场等常见的休闲设施。我突发奇想，我之所以去那里，是被 内心某种难以名状的诉求所吸引，想跟长岛的那些乡村亡魂的城市远亲们进行交流。距离林肯公园不远处，曾经是芝加哥的市政公墓（能容纳1.5万人），其中一大片地方是为穷人准备的。4000名邦联士兵的遗骨也长眠于此，他们在戴维斯集中营作为内战中的俘虏死去，就在这里以南几公里的地方。市政墓地旁边曾经是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专属的墓地，犹太教原有的那块地方现在被一个棒球场所替代。盗墓是很严重的恶行，人们雇了私家侦探作为警卫来保护所有亡者。某些寻求尸体的医学生，不顾莎士比亚“移我尸骨者要被诅咒”的警告犯下盗窃之行。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市政公墓，绝对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墓地，这里弥漫着恶臭。1867年报纸上报道了附近的酿酒厂的废水渗入地下，导致墓地发出“腐烂的令人厌恶的气味”。两名新下葬的儿童不得不被重新挖出来。感谢上帝，他们的蓓蕾已经在天堂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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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187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墓地，许多墓碑上全是废弃物，这导致成千上万从未被侵扰过的遗体被迫大规模迁移。现在，偶尔需要修新路或者维修地下设施时，常会发现一两片遗落的犹太人、天主教徒或穷人的遗骨，他们在被重新安置到芝加哥某地之前，出来静静地看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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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墓碑来供我们沉思，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和我只好阅读公园里长椅上镶嵌的众多铭牌。实际上，还在长岛的时候，我俩就开始记录这些东西了，用来逐渐打磨自己的审美偏好。我们觉得有些铭牌上可以再多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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