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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来说,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间。他们将门大敞着,邀请死神进门。为什么要等呢?阿尔贝·加缪并不是宣扬让我们自杀,虽然他说过自杀是最根本的哲学话题。他说的是,若你觉得生命荒诞,那么自杀是一个完美的理智选择。有些人在做此决定时冷静得异乎寻常。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留下了一 张非常清楚的笔记:“我的工作都完成了,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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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这本书中的叙述者断言,40岁是最精确合适的死亡时间。他说,活过了40岁,就是不礼貌或者庸俗了。很显然,这个角色情绪并不高涨。他苦闷、爱挑衅、令人难以忍受。巧了,他正好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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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跳到埃泽基尔·伊曼纽尔,一位伦理学家兼法学教授,芝加哥市长(拉姆)和顶尖好莱坞经纪人(阿里)的哥哥,他曾因为2014年在《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为什么我希望在75岁死去”的文章引起一些反响。伊曼纽尔的理由如下:虽然他现在57岁,但依然精神矍铄。他推断自己75岁的时候身体机能将会退化,“创新”能力将显著降低,自己对亲人而言将成为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所以他决心在那个年纪死去,也算是帮了大家一个忙。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曾警示道,合适的死亡时间,是当你打理好自己重要的事务,可以“了无牵挂地死去”的时候。什么才算是重要的呢?在战斗中勇敢的表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需要自行定义哪些事是足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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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结尾,伊曼纽尔却出尔反尔:“我的女儿们和亲爱的朋友们会继续试图说服我,说我错了,我可以活得更久并仍有价值。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并为努力活得长久进行有理有力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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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中心思想是,并没有一个神奇的数字告诉你人生应该有多少年,就像并没有一个神奇数字来规定一个故事的页码。有的生命很简短——这些是短篇;有的长一些——这些是小说。(有 的可能太长了,就像威廉·伏尔曼和唐娜·塔特的书。)相比于短暂,我们更倾向于重视长久的生命,这是可以理解的。“长篇的书……通常被过度褒奖了,因为读者希望说服其他人和自己,读书的时间不是被白白浪费掉的。”E.M.福斯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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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重要的不是人生有多长,而是你拿它做了什么。就像唐·德里罗在他很少参与的访问里说道:“我认为每本书都会创造自身的结构和长度。”重要的是,一个故事,或长或短,包括或长或短的生命故事,最后都会有个清楚的了断:故事传达出它的意义了吗?故事令人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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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愿直视死亡,不愿谈论合适的死亡时间,但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这些都是没必要的。他的论点令人宽慰,简明扼要到可以用一张便笺记下来:“当死亡出现,我们不再存在。”翻译:当你死了的时候就死了,不用因此睡不着觉。伊壁鸠鲁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享乐。我们死后不会感受到任何快乐,但也不会受苦。这个推理是不证自明的,所以我们很难搞清楚为什么对死亡的恐惧仍然在人类共有的焦虑中名列前茅,与飞翔、公开演讲、高处、蜘蛛、亲密关系一样令人害怕。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我们不会再绝望于卢克莱修很久以前写下的“我们亲爱的孩子再也不会争抢我们亲吻作为奖励,用难以名状的快乐打动我们的心房”。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宗教,假如那时我们还需要宗教,会跟我们现在信仰的大有不同。对来生的允诺——不管是远古的信仰还是新创的宗教,这都是吸引信徒的、允诺成功的工具——将变得无关紧要。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早期的基督教会, 如果还存在的话,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世间的财富应该被放下,用以减轻对未来的焦虑。历史学家鲍尔索克认为这“可称为西方世界任何机构中最成功的开发活动”。若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关于复活,我们不会再如此迷糊。与之相关的问题也不再那么紧迫:我们与尘世说再见,然后再回到世间的时间表是怎样的?第二次人生还会有个楼上的故事作者吗?如果有,跟之前的是同一个吗?我们的记忆会怎样?我们会有同样的记忆吗?还是说我们的故事作者,不管是跟原来同一个人还是她的继任者,会收集整理全新的记忆来写作《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第二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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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在《不朽:探索永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The Quest to Li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一书中,哲学家斯蒂芬·卡夫认为,我们对永生的追求是“人类成就的基石,哲学发展的灵感,都市的建造师和艺术背后的冲动”。他概括了四个最重要的、最古老的永生故事。古埃及人令人瞩目,因为他们将四个故事串联成了“一条诱人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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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着”的故事。想象一下庞塞·德莱昂,而不是比吉斯乐队。这个故事是讲怎样不会变老,保持年轻。我们都去跑步保持青春健康的光环,保持健美、得体。我们拖着自己的身体去瑞士的养老院打羊胎素。我们在来爱德药店卖维生素和化妆品的柜台前停留。在眼睛下方涂抹抗衰老修复霜不能让我们不朽,但它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继续活下去,直到有一天科学带来最后的救赎。目前我们已通过科学成功实现了转基 因作物。克雷格·文特尔,首个实现人类基因排序的科学家之一,正在研究通过基因技术延长人类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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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活”的故事。卡夫称此为人类“最佳备用计划”。大都会馆藏的木乃伊现在已经是旧闻了。卡夫说,最新消息是计算机式复活。以计算机方式复活,即将脑中现存的神经元集合和相关的分子进行电子扫描、刻盘或者拷贝,或通过其他尚未公布的电子媒介储存,然后上传到真实的身体里或机器人身体里,借此永存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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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灵魂”的故事。卡夫引用的数据表明:七成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拥有叫作灵魂的东西,而在非洲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灵魂,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都确认自己是有灵魂的。不久前,教宗方济各发表的评论激起了一轮热烈的讨论,讨论他是否在间接表示甚至狗也是有灵魂的。这个新闻故事激起了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评论,包括有几条评论在讨论蚊子会不会进天堂。同一天,在印度的某处修行所发生了冲突,对峙双方为当地政府军队与“冰冻天父”的追随者。“冰冻天父”是一位宗教领袖,心脏病发作去世后在冰上保存了近12个月。一位追随者说:“他的灵魂十分干净。他现在入定了,但是他会醒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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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遗产”的故事。简单来讲,就是将个人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到未来。这个故事的代表人物是阿喀琉斯,他不愿务实地接受乏味的退役,而是选择了更有价值的奖赏:永恒的荣耀,万古流芳。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曾说:“没有人死得如此潦倒,以至于任何东西都没留下。”我们可以加一句说,也没有 人死亡的时候十分富有,却不把自己的名字(或父母的名字)刻在纽约大学的某栋建筑上。我现在就坐在纽约大学的某栋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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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很难吧,承认人死后任何什么东西都没了。承认我们在地球上的短暂生命,正如艾伦·瓦茨在《不安全感的智慧》(The Wisdom of Insecurity)里提到的,是一个与另一个永恒的黑暗之间一瞬的光亮。当我们的生命故事匆匆结束后,安息号吹响,风笛演奏,丰腴的妇人唱起歌,幕布落下,屏幕暗淡,除了记忆中Facebook上指定的“遗产联络人”外,再也不会发生其他任何事情,当然,假设她不会把我们的Facebook账号直接删掉吧?博尔赫斯曾说过,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知晓自己并非永生不死的物种,这令我们痛苦。其他物种——不管是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还是软体动物——都不知道它们是会死的。很不公平是吗?所以,我们不想被雪貂或水母从智商上超越,而试图说服自己可能会一直活下去。这种可能性是我们的救生筏。我亲爱的琳达紧握着这种可能性不放。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学者/修道士及下流故事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也曾紧握这种可能性不放。他很著名的一点是,临终之际,躺卧在床上宣布:“我去寻求伟大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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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我们聆听了伊壁鸠鲁的话呢?一则,我们会不在意活多久。我们没什么要烦忧的,死亡为什么还需要等待?放马过来吧。何必要有所成就?这个难题促使一位名叫斯蒂文·卢坡尔的哲学家提出了“新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制定在有生之年能达成的有意义的、短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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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我们都没有听伊壁鸠鲁的话,所以听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则都属于学术探讨了。我们现在跟过去一样恐惧死亡。有人说这实际上是件好事,死亡让我们更加感激生命。知晓生命总会终结这件事,为诗人和哲学家带来了收益。艾米莉·迪金森写道:“因为不会重来,生命才如此甜美。”死亡给了我们与其他人衡量的标准。我的朋友贝姬·奥克伦特让我想起朱诺特·迪亚斯的小说《奥斯卡·沃奥短暂而传奇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中的一句话:“伙计,你还不想死。记住我说的,没有女人很糟。但是死亡要比没有女人糟糕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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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丽·安德森(1947—),美国女歌手、前卫艺术家,以装置艺术等特殊的舞台表演形式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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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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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20 被雕刻的与被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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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关于标志牌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最终决定最后再去一次那座古老的乡村墓地。由于我在墓地花费的那些时间,死后留下一些可触摸的、在世间存在过的证据这个想法逐渐增强。一块朴素的石碑,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上揭开。你可以说我愚笨,但我从未想过为自己的悼念仪式写个流程介绍,就像诺拉·艾芙琳在2012年去世前做的那样。在《时尚先生》与诺拉共事多年,我期待她在林肯中心的追悼会是充满品味、妙趣横生而又感人的。由于诺拉向来注重细节,这些期待最终实现了,甚至超出预期。现场播放的音乐列表无懈可击(埃拉·菲茨杰拉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杰米·杜兰特的《时光飞逝》)。诺拉亲自试镜挑选了为她念悼词的人。梅丽尔·斯特里普大胆模仿了诺拉讲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棒极了。汤姆·汉克斯和丽塔·威尔逊再现了诺拉和丈夫尼克·皮莱吉在东汉普顿的烧烤聚会上多管闲事的样子。 “我认为当人们去世后,他们会进入最爱他们的人的身体里。”第一个出来讲话的马丁·萧特说。“所以,如此一来,”他继续讲,“我们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诺拉的一部分。若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必将更像她:博览群书,品味万物,与自己身边的人聊天,像拥抱毒品一样拥抱欢笑,畅饮更多的玫瑰香槟,还有就是,提升自己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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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而言,我总觉得这稍微有些虚荣了,让《天南》(Chutzpah)杂志的人拿支笔坐下,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勾画自己的墓志铭,然后把文案放进信封里密封,再放到书桌抽屉里,明确要求将原字原句雕刻到花岗岩上,永远以正视听。这是件有风险的事,因为你将永久地与那些话绑在一起。《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考菲尔德说:“如果我死去……会有一块墓碑那种东西的话,上面会刻‘霍尔顿·考菲尔德’,然后是我哪一年出生,哪一年去世,然后紧接着,下面会刻着‘去你的’。”(告诉我,若作为他活着的亲属,你会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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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定要刻字的话,你得把这事儿准备好。规则一:至少等你成年后,对自己是谁有一个模糊的看法。规则二:即使在这时也不要仓促而行。就像雕刻大师都是多次测量,但只能雕刻一次一样,在决定自己的墓碑内容时,你需要格外小心。约翰·厄普代克曾说他会选择这样写:“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小镇男孩,他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条件,以勤奋弥补了才华的不足。”幸运的是,厄普代克并未照此执行,而最终采用了更加俏皮的话,这要归功于他孩子的好点子。厄普代克的黑色板岩墓碑背后刻着他提交给《纽约客》的第一篇作品,16岁时写的一首诗(当 时被拒绝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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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确实做得很好。编剧兼导演比利·怀尔德度过了坚强不屈的一生。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为逃避纳粹集中营来到好莱坞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语,账户里只有11美元。怀尔德坚强地活下来,为美国经典电影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包括《热情如火》和《日落大道》)。怀尔德葬在洛杉矶西边的某个公墓里,那里埋葬着很多影星,杜鲁门·卡波特的一部分骨灰也埋在这里,这位矮小的“恐怖分子”剩余的骨灰被撒在了长岛的某个池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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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怀尔德我是一名作者,但人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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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无完人”这句话与《热情如火》里那不朽的最后一句台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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