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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使命的召唤深深地令人满足，这种召唤却不总是有趣的。圣女贞德、内森·黑尔[2]、阿梅莉亚·埃尔哈特[3]都是因为遵从自己的使命感去世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被使命召唤解放一个国家之前，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这种使命召唤也可能对那些依靠被召唤者生活的其他人造成不公，甚至会非常残酷。众所周知，高更在中年早期抛弃了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因为他说他的使命是绘画——再见了，我的爱人！然后他就抛妻弃子去了塔希提岛，让他们自 力更生。心理学家会说高更值得赞扬，没有让社会教条冲击他自我实现的动力，而自我实现是有意义的人生的制高点。其他人会认为高更是一个任性的暴徒，或者更差，像谣传的那样是打老婆的男人、一个有天赋的画家，但不是什么遵守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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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在纽贝瑞图书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正在写理查德·本·克莱默的追悼会那一章。我需要拉伸一下，就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可以看到街对面的“精神病院广场”（Bughouse Square），这个绰号源于它曾是芝加哥对伦敦海德公园演讲角的呼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印在肥皂盒上的演说家们曾在这里大骂资本主义，其中最激烈者认为有种颠覆性的力量在召唤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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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窗前，突然有一段记忆浮现出来。这可能是由我某处反射神经回路的衰退引起的。或者是我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正在重新整理一些发霉的记忆，而其中的一段恰好鲜活了起来。意外总会发生，不管是什么引起的，这段突然浮现的记忆对引导我思考人生的意义极其有帮助：我想起来我记日记的那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从未有人读过，直到现在我应该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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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回到家里，我发现我的日记文档（文件名“日记”，写于1989年8月29日）保存完好，被存储到我现在电脑硬盘里的某个古老的文件夹里。这个文档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连续在我七八个电脑里保存过，从台式机转移到笔记本电脑再转移到台式机，至少十几次的苹果操作系统更新也没让它丢失。乔布斯都去世了它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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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从奈德出生那天开始记，直到凯瑟琳来到人间后不久。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停止记日记了，也不很确定当初为什么开始的。没有人说过，请注意，孩子出生是改变你生活的大事件，是一个转折点，若你这时足够明智，就会开始记日记。我只是开始在文档里记录，通常是在晚上，不是每天都记，但是很精彩。“有些时刻很美好，有些更美好，还有的甚至值得我们写下来。”查尔斯·布可夫斯基在一首诗中写道。这正是我当时在做的：记录在当时看起来值得记录的时刻。日记的第一篇就是关于奈德出生的那天早上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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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晚上10点到达纽约市立医院，我在候产室待了几个小时，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适应了胎儿监护器等。琳达被转移到楼上，我们在那里又待了至少10个小时。S医生，刚度假回来，很不耐烦地来回踱步，终于，平时帮我们看病的M医生过来了。最后每个人都很累。医生想回家，琳达准备好生了，我也准备好了。S医生站在床尾，M医生的身体探到琳达的腹部，用前臂帮她往下推，不行。又往下推了一次，还没生。这时我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S医生拿起钳子（泛着亮光的、超大号的沙拉钳，很吓人），用力拉扯了一下还是两下，慢慢拉出来一个红色的、蠕动着的、滑溜溜的小人。是个男孩！！一个护士为他称了体重，帮他擦干净身体，拿着一个手术剪，问我是否想要剪脐带。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摇了摇头。这是第一个身为人父的测试，我竟然畏缩了。我不知道还需要做什么，就做了男人常做的事情，帮他拍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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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这个文档里主要包含关于一个婴儿的、完全没有新闻价值的发育过程的超详细笔记，很显然，观察者由于从未见过刚出生的人类生命体而无比惊叹。突然出现的面部表情或者声音，头发或眼睛颜色的细微变化，没有一处未被发现、被欣赏、被记录。不时地，还会有短暂的忏悔或突然的自省。比如，三个月后，我发现很难记起奈德出生前自己的四十多年生活是怎样的了。几页之后，我写到了对要出差的抱怨，害怕自己错过孩子成长过程中某些非凡的成就。若我不在时他学会了抬头呢？会翻身了呢？又过了几页，我再次思考了晚年得子的情况下时间是多么宝贵（那时我43岁，刚刚开始到“肘关节”）。然后文档中记录了我不得不去米兰出差时发生的事情。以前在《时尚先生》工作时，我必须参加欧洲男装秀——为杂志做宣传，与广告商交谈等等。若你认为参加男装走秀令人羡慕、风光无限，你可千万别这样想，除非你喜欢坐在没有空调的帐篷里，里面极其闷热潮湿，光着上身的超级名模穿着假皮草背心和裁剪得体的短裤，光脚穿着添柏岚靴子，随着“赶时髦”乐队震耳欲聋的《享受安静》来回地走着猫步。你还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矮、比别人胖，然后在一个本来没什么意义的世界里更加漫无目的，真是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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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时装秀开始前的那天我在米兰。这时奈德已经要过第一个生日了。我有一天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所以我独自在城里转悠，试着打消对存在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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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的下午，在酒店旁边一座很大的公园里，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观看了一对夫妇的手风琴演奏。那位女士 踩动踏板，然后踏板会触发放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的机械手风琴演奏器。她的丈夫戴着宽领带和软呢帽，负责唱歌，唱的是意大利民歌，出自一部很傻也很老的意大利动画。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往这边来，大梁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儿子。他大概两岁，体格跟奈德差不多。他的父亲把他从自行车上抱到地上，他就站在那里，完全被音乐吸引住了，惊奇地盯着那个手风琴演奏器。父亲给他一张纸币，鼓励小男孩往前几步，把钱放在叮当作响的手风琴旁边的桶里。小男孩一动不动，一寸也不敢靠近。父亲再次温柔地鼓励他。小男孩迈出了很小的一两步，然后把钱往桶的方向扔了过去。那张钱好像在空中停留了很久，终于直直地飘进了小桶里。简直不可思议。小男孩快速跑回父亲怀里。我的眼泪涌了上来，说不出那一刻有多么想念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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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不会强迫你坐下来看完我们的家庭录像一样，我也不会把这遗失已久的日记强行跟你讲更多。就像我说的，日记又持续了几年，随着时间增长记得越来越少。凯瑟琳出生的时候（那是1991年7月27日凌晨2
:23）我记了很多。这时候我们在伦敦生活，我被派去协助《时尚先生》英国版的发行。凯瑟琳的出生，对于奈德的成长记录而言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结尾。奈德是在预产期后几周才终于大张旗鼓地降生的，而凯瑟琳是在预产期前几周平平静静地出生的，她到来时的背景音乐是轻柔的吉他和弦。她的降生很轻松，没有动用到纽约市立医院的“摔跤二人组”那种顶尖的产科医生，也没人用前臂把她从琳达的肚子里拖出来，也没 用到巨大的沙拉钳，仅仅请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名叫莉莉·费尔南德斯的助产士。莉莉那天早上的镇定、温柔和熟练，她的名字和她那天的存在，我都完全忘记了，直到从纽贝瑞图书馆回来的那天下午翻到日记的那几页时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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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Saloth Sar，1925—1998），20世纪70年代曾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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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森·黑尔（Nathan Hale），美国民族英雄，在独立战争中窃取情报时被英军逮捕就义，年仅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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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美国著名的女性飞行员，第一位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的女飞行员、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1937年，她尝试全球首次环球飞行时在太平洋上空神秘失踪，1939年被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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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住着一个自我怀疑又自作聪明的人：一种人生思辨的可能 22 亲爱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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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找回遗失已久的日记，让我开始思考日记及其与人生故事的联系。最初为什么有人记日记呢？你现在写日记吗？以前写过吗？如果写过或者没写过，那又是为什么呢？于是我把上述问题加入到我的采访清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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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记日记的人可能对此非常固执。他们以为自己是谁，是鲁德亚德·吉卜林[1]，宣扬说如果事情不值得被记住，那就不值得被记录下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想记日记，但没时间。我相信他们，处理工作和家庭的需求已经很困难了。还有人说，他们没什么可以对日记本说的，他们的日常很普通，另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比如Facebook、Instagram、推特等——他们可以随时轻而易举地发表平淡的、未经仔细斟酌的文字。然而，我曾试着对他们指出， 写日记跟在社交软件上发东西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记日记时，你的想法不会在手机屏幕上下滑动之后就消失了。它们互相连接，形成开放的、不间断的流水账，不会被商业信息或他人的鸡毛蒜皮打断。还有很多发生的事我们不想跟别人分享——不想发在Facebook或推特上，哪里也不想发——但值得记下来。还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完全理解，无法轻易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日记不会介意你怎样表达，它也不会评判你。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价值。每件事都很重要，直到时间证明它的愚蠢或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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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她从未写过日记，因为对她来说写作不是件容易的事。说得像什么大事一样。弗吉尼亚·伍尔芙，她一生的手写日记长达38卷，她说日记怎样写的“不重要”。她读自己的日记时，承认说“很惊讶这日记洋洋洒洒地写得如此快又随意，但有时粗劣得让人难以忍受”。我那本只有70页的日记正是粗劣得让人难以忍受，就好像在读一本电台宣传册一样。文学质量呢？我觉得它介于乏味与尴尬之间。写作从来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写的这些东西能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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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认为，只有过着史诗般生活的人才会记日记，比如安妮·弗兰克。或者那些过着失败而混乱生活的人，比如《BJ单身日记》的女主角。胡说八道，生活的非凡与日记是否有趣并不相关。无聊的生活也可能写出吸引人的日记，迷人的生活也可能写出无聊的日记。乔治·奥威尔，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但他的日记平淡得超乎想象：购物清单、每日天气总结、植物生长报告、对山羊腹泻原因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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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只有孤独的人才会记日记。迪迪翁曾预言自己 的女儿绝对不需要记日记，因为这个小女孩“对生活向她展示的样子非常欢喜，她不惧怕去睡觉也不害怕醒来”。迪迪翁说，那些记日记的人“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焦虑、不满，很明显一出生就预感到生活中不足的孩子”。迪迪翁在追求某种结果。她自己记日记，因为她不能忍受浪费“每个观察结果”。她称之为“节俭的美德”。“观察了足够多的东西然后写下来，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到某天早上，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奇迹，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写作——在那样破败的早上，我只要打开日记本，这些就会冒出来，那是带着不断累积的兴趣进行的被遗忘的记录，是回到那个情境的通道：在酒店、电梯、展馆的衣帽存放处听到的那些对话（一个中年人指着帮他存放衣帽的号码对其他人说：这是我当年在足球队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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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记日记的最好的理由：它是创造如今的你的一种方式。苏珊·桑塔格如是说，在她去世后才出版的日记，详细叙述了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在日记里，我不仅能比任何人更加坦然地表达自己，我也能创造自己。”桑塔格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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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理由，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开始写我那短暂存在的日记，是为了创造自己，创造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或者重塑自己，成为一个充分修订的自己，有一个年轻的灵魂正在依赖我，后来年轻的灵魂又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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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还意识到一些别的东西。突然想起遗失已久的日记，可能并非意外，我是这样想的：那天我站在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广场的窗前，如果我脑海里的故事作者为我放出这段记忆，是为了 告诉我什么？比如什么呢？比如，假如没有把这些工作都留给故事作者，让他们来思考哪些事件联系是值得记住的，那可就帮了他们的大忙了，我们帮他们完成了许多困难的工作。如果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一本定期更新的日记，无论是记在名牌笔记本上，还是记在厚厚的螺旋装订的办公笔记本上，对他来说都很有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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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个意思。假设你在一个乡村墓地慢跑，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目光。不，并不是乔治·巴兰钦的鬼魂把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的鬼魂吊起来，演一出新版《堂吉诃德》那种场景。你只是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橡树。没什么大事，就是一棵树。但这次，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你盯着这棵树然后对自己说，树木是强壮的，树木是结实的。你突然明白，一棵树可以象征生活的意义，这令你感到晕眩——而你仅仅是感到兴高采烈的欢喜，因为那一刻你是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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