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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跟踪现在启发了一种运动，叫“量化自我”，其座右铭非常有苏格拉底风格：“通过数字认识自己。”量化自我运动的成员发明了生物数字设备，记录他们每天摄入的热量、酒精，记录他们的心跳、血糖水平、锻炼的规则、社交生活、性生活、情绪、理财——甚至有一个数字祈祷应用程序，记录你说了多少祈祷语。这一运动现在在全世界有45个不定期聚会的小组。在聚会上，练习者们展示他们古怪的自我记录发明，有一些有望被推广，有些则不太可能。这种狂热背后的观念很坚定：如果你想提高自己，你需要采取理性、科学的自我提高方法，这意味着要不停地记录你自己，这样你才能看到你有了什么进步，哪些干预真的有效，哪些干预是浪费时间。自我量化者不像遮遮掩掩的斯多葛派，他们喜欢跟别人分享他们的训练成果。他们发现，当他们公开他们朝着减肥之类的目标进步了多少时，他们更有可能坚持他们的练习，从别人那里获得支持。他们以社交网络的方式进行苦行，这跟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徒有很大的差异。（迈克尔的混合健身训练实际上也是这种社交网络苦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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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我量化生活推到极端的一个人是蒂姆·费里斯，他写过《每周工作4小时》（4-Hour Work Week）和《4小时身体》（4-Hour Body）等书。蒂姆是自我提高狂，也是斯多葛派的铁杆粉丝：他在谷歌公司办公室关于塞内加的演讲把斯多葛派推广给了上万人。蒂姆说他自己是一个“生活黑客”：他想研究出如何从他生活中最小的改变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比如，他希望尽可能地健美，自己实验什么样的干预能令他睡得更好、跑得更快、恢复得更好，甚至让性生活更和谐。他写道：“我记录了我18岁以来做的每一次练习。2004年以来，我验了1000多次血，有时每两周就做一次，记录全面的血脂检查、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到类胰岛素1号增长因子、游离睾丸素等各种指标。我有心律定量仪、超声波机器和检测皮肤电传导、REM（rapid eyes movement，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等指标的所有医学设备。我家的厨房和浴室看上去就像急诊室。”这也许听上去有些狂热，但是所有这些自我跟踪使费里斯能够做自我实验，看什么样的干预真的管用，并且测量他朝他的目标迈进了多少。这种自我反省所本的是苏格拉底的精神，他是第一个生命黑客，他曾经说，对人来说最好的职业是“有效的行动”，或者“在学习和练习如何做事之后，把一件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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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的训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你也许使自己经受严格的训练，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好看，或者变得有钱，赢得世人的敬仰或其他外在目标，这跟斯多葛派很不一样。他们训练的目的是摆脱对外界的爱慕和厌恶，获得内心的自由。但是你同样可以把自我跟踪技术用于内在的道德目标，比如戒烟或者改掉自己的坏脾气。许多自我跟踪设备的设计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情感问题。比如，英特尔公司的临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莫里斯设计了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叫“情绪地图”（Mood Mapper），使用者可以用一个代表情绪幅度的彩色圆圈跟踪他们的情绪。在白天，这个应用问用户他们的感觉如何，如果用户陷入特别消极的情绪，这个应用会提议采用其他看待自身处境的方式。莫里斯对我说：“如果测量显示你的情绪特别抑郁，情绪地图可能会让你考虑你是否觉得非常悲惨，或者问你有没有其他方式来看待令你心烦意乱的处境。”这个应用就像是“口袋苏格拉底”，你可以一直带在身上，检查你内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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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复杂但同样有效的办法是认知行为治疗使用的日记。如果你去认知治疗师那儿看抑郁症或焦虑症，他们很可能会让你记日记，跟踪你不假思索的想法、情绪和行为，看你进步如何，让你有一个地方去挑战你不假思索的习惯、养成新习惯——像马可·奥勒留2000年前在他的日记中做的那样。你可能令人抑郁地习惯于关注生活中糟糕的事情。日记会让你对自己无意识的习惯更清楚，然后挑战它，比如记下你每天要感激的3件事（心理学家称这种技巧为“感激日记”）。奥勒留也使用了这种技巧——《沉思录》的第一章全部被这位皇帝用于提醒自己，他要感谢别人为他做了什么。现在有好几个应用，可以帮你在智能手机上记认知行为治疗日记或感激日记（有的应用可以让你直接跟你的治疗师分享你的生活日志）。你还可以用情绪地图应用跟踪你的情绪，把它们跟其他数据关联，比如显示你的情绪跟你的睡眠模式，或酒精摄入、社交活动的关联。所以如果你的情绪低落了，你就可以查看你的个人幸福仪表盘，看看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睡足，或者喝了太多酒，然后你就可以纠正你的生活，免得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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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自我反省运动有趣地结合了古代哲学和现代技术。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说，苏格拉底“强烈地鼓励他的同伴……在一生中研究他们自己的体格，看看什么样的食物、饮料或锻炼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他说任何这样观察他们自己的人都会发现，很难找到一个医生，能比他们自己还清楚什么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古代哲学，如西塞罗所说，训练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医生，自我跟踪技术把权力交到了我们手中。我们不需要简单地信任专家：我们都能成为我们自己自我提高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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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哲学与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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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派经常把哲学比喻成为奥运会而训练。神让你遭受不幸，就像拳击教练送给你一个陪练，看你的训练有了多大进步，你在身体、头脑和灵魂上提高了多少。如果你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这种斯多葛派的态度，除了服务业，你最有可能找到它的地方就是在体育界。历史学家达林·麦克马洪曾经说，现在体育教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学校里填补了以前被哲学家和牧师占据的位置。他说：“在学校里唯一教授价值观的人好像就是体育教练了。”（实际上，对体育道德的研究是学院哲学中正在兴起的领域。）比如电影《卡特教练》，它看起来是一部很传统的好莱坞影片，一支不成样子的校队受到一位教练的激励，最终赢得了州冠军。尽管在最后一场，他们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原谅我剧透）。但是，在剧终时，教练走进更衣室，做了一个非常斯多葛派的演说。他对他们说：“你们的成绩不只会出现在胜负栏或者明天报纸体育版的头版。你们取得了别人终生努力去寻找的东西。你们取得的是内心最难以实现的胜利。”这是一种非常斯多葛派的观念：体育不只是训练和培养我们的身体。它训练我们的品格，训练我们去熬过痛苦，去抵抗不舒服，去为全队奉献，去面对丢脸，在高潮和低潮都保持稳定的决心。用拉迪亚德·吉卜林被刻在温布尔登网球中心的话来说，体育训练我们“坦然面对胜利和失败，并将这两种假象等同视之”。它教导我们斯多葛派的哲学。今天，如果你把“斯多葛”输入谷歌新闻，你更有可能在体育版而非艺术和政治版看到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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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精神与童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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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之外，还有另一种向斯巴达人观念的回归：年轻人应该通过在户外经受挑战来进入成人世界。比如所有的童子军运动，它是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在20世纪初发起的。巴登·鲍威尔是一位忠心的帝国主义者，担心大英帝国会步罗马帝国的后尘，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奢侈和懒惰滋生”。强化英国的精神资源的办法是听从斯巴达国王莱克格斯的建议，“国家的财富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身体和头脑健全的人，他们健美的身体能够忍耐，他们的头脑自律，以恰当的比例看待事物”。训练年轻公民的身体和头脑最好的办法是像斯巴达人那样——把年轻人带离舒适的文明，把他们扔到荒野中自食其力。巴登·鲍威尔写道：“在学校的围墙内很难培养男孩的品格，不管制度有多么好，因为品格无法在课堂上教授。”他抱怨说，在学校里，我们变得沉迷于“安全第一”，而品格只有在接近风险和危险的地方才能培养出来。童子军跟斯巴达人的“诱拐”一样，把男孩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把他们组织成帮派，交给年纪较大的男孩领导，然后教他们如何在野外生存，如何做藏身之所，如何生火，如何捕野兽，以及如何用急救、消防和架桥技巧帮助别人。这种做法的目标非常有斯多葛派风格：“帮助男孩变得自立、随机应变，能够自己划船——也就是能够预测未来并决定他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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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天取笑巴登·鲍威尔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他的个人特质。但是，童子军仍然无可争辩地在年轻人中间很受欢迎。到2007年，全球的童子军运动在216个国家有4100万名成员。对不计其数的男孩来说，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童子军是他们“迈向最重要的目标——成为优秀的人的第一步”。盖茨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体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因为安逸而凋萎的美国。我们每天看到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像著名新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品格的灾难和灵魂的灾难。”但是在童子军中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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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是一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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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的精神可以被推得很远——它可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对精神或身体残缺的不宽容，不管是对你还是任何其他人（纳粹在他们的学校教授斯巴达的历史，好像他们的优生工程受到了斯巴达人杀婴做法的启发）。在理解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时，你也可能会陷入激进主义，变得痴迷于创造“完美的身体”，用一切技术或药物来提高身体的力量，但是真正令人敬仰的是他们的道德力量，像我一样，你即使不是查尔斯·阿特拉斯，也能够培养出道德力量。这第二种力量的一个好榜样是萨姆·苏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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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温哥华的瘦高、健壮的萨姆在19岁时的一次滑雪意外中摔断了脊椎，他的胳膊、大腿和身体都不能动了。6年间，他跟抑郁和自杀冲动做斗争。后来，他以哲学的视角来看待他的遭遇，使得他的精神不会跟身体一起崩溃。他说：“我试了许多不同的动脑游戏，来看待我的遭遇——我说的不是无足轻重的游戏，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游戏。比如，我想象我是约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上帝俯视着我，对我说：“在现代社会，任何人有两条健全的胳膊、两条健全的腿都可以活动，但是让我们取走他的胳膊、腿和身体——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人是由什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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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转向了斯多葛派哲学，来赋予他道德力量以应对他身体上的残障，用斯多葛派的忍耐哲学帮助他度过他双臂缓慢、痛苦的恢复过程。然后，斯多葛派哲学激励他重新跟社会打交道，开始为改善温哥华残障人士的处境而奋斗。他对我说：“斯多葛派最吸引我的一点是，献身于公共生活。比如斯多葛派的奠基人芝诺，在行动的中心彩绘柱廊下溜达。”萨姆代表残疾人，要求温哥华的街道、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更方便残疾人使用，争取公共资助。他向温哥华引进了残疾人攀岩。他进入了温哥华市议会，接着在2004年当选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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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市长后最初的国际责任是前往都灵，出席2006年冬奥会闭幕式，去接过奥运会会旗，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做准备。他开玩笑说，很奇怪的是，温哥华派该市滑雪最差的人出席这一活动。苏利文从都灵市市长手中接过巨大的奥运会会旗，把它放在他的轮椅上特制的插孔中，然后转动轮椅，挥舞旗帜。他说夜里他在温哥华的停车场上练习这一动作。上千万观众目睹了这一画面（在视频网络YouTube上还能看到），萨姆随后收到了5000多封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许多是残疾人发来的，说他们受到了那一场面的鼓舞。萨姆说：“真的，我认为接过会旗并不是我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成就。”也许不是——但那一刻确实很酷。它让我想起爱比克泰德的一句话：“当困难降临在你头上，要记住，神与摔跤教练一样，给你找了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做对手。你也许会问，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你可能会成为奥运会上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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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04 接受和适应人生中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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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法律执行官杰西说：“我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芝加哥北部。那一带相当乱。”20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北部第一次出现了现代街头帮派。正是在那里，“拉丁国王”、作恶大佬（Vice-Lords）和“匪徒门徒”等黑帮首次联合、壮大，直到人数达到好几万。杰西说：“我就读的高中有许多黑帮。不断有人被刺伤或中弹。我没加入过帮派，所以我经常被人找碴。我不打架，因为那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我学会了避免麻烦，从他们的标志能认出帮派分子。”最后，杰西的母亲把他带离了公立学校，借钱送他去了一个天主教私立学校。但是，他早期环境中的暴力和压力一直伴随着他，今天他仍在跟易怒的脾气做斗争。他的家庭教育也很粗暴——他是非婚生的孩子，父亲酗酒，是一个“很可怕的父亲”，一度消失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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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杰西进了伊利诺伊州库克县的警长办公室。最后他负责管理监狱，他要跟许多他童年时尽力躲开的帮派分子面对面打交道。他说：“在街上，那事关你的荣誉，事关你是否得到了尊重。如果你看我的方式不对，你就是不尊重我。如果我不变得狂暴、向你走去，我就是一个懦弱的人。”这种街头规则某种程度上依然在他心中。他说：“我这辈子脾气都很差。”如果一个帮派分子在监狱里不尊重他，如果在他警长办公室的一位下属无礼，他会发怒，哪怕他会因此而在路上被人砍伤。旧的街头规矩是，如果有人不尊重你，你就要走上前去，不然你就是一个懦夫，他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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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时候，他了解到了斯多葛派哲学。他第一次了解到的是塞内加，在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本关于人文主义的书里看到的。“他的话刺中了我的心。他高尚、正直，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他的思想没有用一些我必须相信的神奇故事侮辱我的理性。”他通过前“绿色贝雷帽”托马斯·贾勒特少校教的斯多葛训练课展开他的练习，贾勒特成了杰西的导师，教他斯多葛派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当外界环境中的某种东西激发了杰西的脾气，他会打电话给贾勒特，在电话里跟他详尽讨论，直到他得出对情境的理性解释。当贾勒特被召集去伊拉克服役时，杰西独自继续他的练习：“我坚持定期阅读。如果白天我有10分钟的空闲，我就会拿起书，读塞内加、奥勒留或爱比克泰德。我仍会做笔记。如果某件事引发了我的负面情绪，我会回家，跟自己理性交谈，直到我找到一些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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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杰西开始在愤怒控制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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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在禁闭室工作，有一个人被关在那里。我像斯多葛派教导的那样，很努力地尊重他，对可疑情况没有把握时就不责怪他。如马可·奥勒留所说，我们的工作是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容忍他们。但是我在搜查他时，看到他试图藏匿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这令我很生气，我已经尽可能地不怀疑他，他还做这种勾当。我就朝他走了两步，接着我就停下了。我想起了那天早上我读的奥勒留的一段话：‘当你早上醒来时，告诉你自己，今天你遇到的人会是爱管闲事、忘恩负义、傲慢、不诚实、忌妒和坏脾气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分辨不了善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不明白事理。那是因为他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或者他错误的思维。悲剧在于他可能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没管他，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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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说，有时他的同事会跟帮派分子一样易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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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无意中听到我的助理们笑话我。我们在给警车加油，他对我咧着嘴笑，好像我是一个大傻瓜，这使我很生气。我想抓住他的脖子。但相反，下班回到家之后，我坐下来，努力符合逻辑地思考这件事。我想了这个人，他如何谈论他的朋友，我想，这跟我无关，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么做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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