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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哲学与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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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派经常把哲学比喻成为奥运会而训练。神让你遭受不幸，就像拳击教练送给你一个陪练，看你的训练有了多大进步，你在身体、头脑和灵魂上提高了多少。如果你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这种斯多葛派的态度，除了服务业，你最有可能找到它的地方就是在体育界。历史学家达林·麦克马洪曾经说，现在体育教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学校里填补了以前被哲学家和牧师占据的位置。他说：“在学校里唯一教授价值观的人好像就是体育教练了。”（实际上，对体育道德的研究是学院哲学中正在兴起的领域。）比如电影《卡特教练》，它看起来是一部很传统的好莱坞影片，一支不成样子的校队受到一位教练的激励，最终赢得了州冠军。尽管在最后一场，他们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原谅我剧透）。但是，在剧终时，教练走进更衣室，做了一个非常斯多葛派的演说。他对他们说：“你们的成绩不只会出现在胜负栏或者明天报纸体育版的头版。你们取得了别人终生努力去寻找的东西。你们取得的是内心最难以实现的胜利。”这是一种非常斯多葛派的观念：体育不只是训练和培养我们的身体。它训练我们的品格，训练我们去熬过痛苦，去抵抗不舒服，去为全队奉献，去面对丢脸，在高潮和低潮都保持稳定的决心。用拉迪亚德·吉卜林被刻在温布尔登网球中心的话来说，体育训练我们“坦然面对胜利和失败，并将这两种假象等同视之”。它教导我们斯多葛派的哲学。今天，如果你把“斯多葛”输入谷歌新闻，你更有可能在体育版而非艺术和政治版看到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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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精神与童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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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之外，还有另一种向斯巴达人观念的回归：年轻人应该通过在户外经受挑战来进入成人世界。比如所有的童子军运动，它是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在20世纪初发起的。巴登·鲍威尔是一位忠心的帝国主义者，担心大英帝国会步罗马帝国的后尘，他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奢侈和懒惰滋生”。强化英国的精神资源的办法是听从斯巴达国王莱克格斯的建议，“国家的财富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身体和头脑健全的人，他们健美的身体能够忍耐，他们的头脑自律，以恰当的比例看待事物”。训练年轻公民的身体和头脑最好的办法是像斯巴达人那样——把年轻人带离舒适的文明，把他们扔到荒野中自食其力。巴登·鲍威尔写道：“在学校的围墙内很难培养男孩的品格，不管制度有多么好，因为品格无法在课堂上教授。”他抱怨说，在学校里，我们变得沉迷于“安全第一”，而品格只有在接近风险和危险的地方才能培养出来。童子军跟斯巴达人的“诱拐”一样，把男孩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把他们组织成帮派，交给年纪较大的男孩领导，然后教他们如何在野外生存，如何做藏身之所，如何生火，如何捕野兽，以及如何用急救、消防和架桥技巧帮助别人。这种做法的目标非常有斯多葛派风格：“帮助男孩变得自立、随机应变，能够自己划船——也就是能够预测未来并决定他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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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天取笑巴登·鲍威尔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和他的个人特质。但是，童子军仍然无可争辩地在年轻人中间很受欢迎。到2007年，全球的童子军运动在216个国家有4100万名成员。对不计其数的男孩来说，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童子军是他们“迈向最重要的目标——成为优秀的人的第一步”。盖茨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体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因为安逸而凋萎的美国。我们每天看到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像著名新闻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品格的灾难和灵魂的灾难。”但是在童子军中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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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是一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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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的精神可以被推得很远——它可以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对精神或身体残缺的不宽容，不管是对你还是任何其他人（纳粹在他们的学校教授斯巴达的历史，好像他们的优生工程受到了斯巴达人杀婴做法的启发）。在理解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时，你也可能会陷入激进主义，变得痴迷于创造“完美的身体”，用一切技术或药物来提高身体的力量，但是真正令人敬仰的是他们的道德力量，像我一样，你即使不是查尔斯·阿特拉斯，也能够培养出道德力量。这第二种力量的一个好榜样是萨姆·苏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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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温哥华的瘦高、健壮的萨姆在19岁时的一次滑雪意外中摔断了脊椎，他的胳膊、大腿和身体都不能动了。6年间，他跟抑郁和自杀冲动做斗争。后来，他以哲学的视角来看待他的遭遇，使得他的精神不会跟身体一起崩溃。他说：“我试了许多不同的动脑游戏，来看待我的遭遇——我说的不是无足轻重的游戏，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游戏。比如，我想象我是约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上帝俯视着我，对我说：“在现代社会，任何人有两条健全的胳膊、两条健全的腿都可以活动，但是让我们取走他的胳膊、腿和身体——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人是由什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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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转向了斯多葛派哲学，来赋予他道德力量以应对他身体上的残障，用斯多葛派的忍耐哲学帮助他度过他双臂缓慢、痛苦的恢复过程。然后，斯多葛派哲学激励他重新跟社会打交道，开始为改善温哥华残障人士的处境而奋斗。他对我说：“斯多葛派最吸引我的一点是，献身于公共生活。比如斯多葛派的奠基人芝诺，在行动的中心彩绘柱廊下溜达。”萨姆代表残疾人，要求温哥华的街道、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更方便残疾人使用，争取公共资助。他向温哥华引进了残疾人攀岩。他进入了温哥华市议会，接着在2004年当选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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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市长后最初的国际责任是前往都灵，出席2006年冬奥会闭幕式，去接过奥运会会旗，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做准备。他开玩笑说，很奇怪的是，温哥华派该市滑雪最差的人出席这一活动。苏利文从都灵市市长手中接过巨大的奥运会会旗，把它放在他的轮椅上特制的插孔中，然后转动轮椅，挥舞旗帜。他说夜里他在温哥华的停车场上练习这一动作。上千万观众目睹了这一画面（在视频网络YouTube上还能看到），萨姆随后收到了5000多封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许多是残疾人发来的，说他们受到了那一场面的鼓舞。萨姆说：“真的，我认为接过会旗并不是我担任市长期间最大的成就。”也许不是——但那一刻确实很酷。它让我想起爱比克泰德的一句话：“当困难降临在你头上，要记住，神与摔跤教练一样，给你找了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做对手。你也许会问，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你可能会成为奥运会上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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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04 接受和适应人生中的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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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法律执行官杰西说：“我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芝加哥北部。那一带相当乱。”20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北部第一次出现了现代街头帮派。正是在那里，“拉丁国王”、作恶大佬（Vice-Lords）和“匪徒门徒”等黑帮首次联合、壮大，直到人数达到好几万。杰西说：“我就读的高中有许多黑帮。不断有人被刺伤或中弹。我没加入过帮派，所以我经常被人找碴。我不打架，因为那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我学会了避免麻烦，从他们的标志能认出帮派分子。”最后，杰西的母亲把他带离了公立学校，借钱送他去了一个天主教私立学校。但是，他早期环境中的暴力和压力一直伴随着他，今天他仍在跟易怒的脾气做斗争。他的家庭教育也很粗暴——他是非婚生的孩子，父亲酗酒，是一个“很可怕的父亲”，一度消失了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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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杰西进了伊利诺伊州库克县的警长办公室。最后他负责管理监狱，他要跟许多他童年时尽力躲开的帮派分子面对面打交道。他说：“在街上，那事关你的荣誉，事关你是否得到了尊重。如果你看我的方式不对，你就是不尊重我。如果我不变得狂暴、向你走去，我就是一个懦弱的人。”这种街头规则某种程度上依然在他心中。他说：“我这辈子脾气都很差。”如果一个帮派分子在监狱里不尊重他，如果在他警长办公室的一位下属无礼，他会发怒，哪怕他会因此而在路上被人砍伤。旧的街头规矩是，如果有人不尊重你，你就要走上前去，不然你就是一个懦夫，他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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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时候，他了解到了斯多葛派哲学。他第一次了解到的是塞内加，在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本关于人文主义的书里看到的。“他的话刺中了我的心。他高尚、正直，他做了正确的事情。他的思想没有用一些我必须相信的神奇故事侮辱我的理性。”他通过前“绿色贝雷帽”托马斯·贾勒特少校教的斯多葛训练课展开他的练习，贾勒特成了杰西的导师，教他斯多葛派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的技巧。当外界环境中的某种东西激发了杰西的脾气，他会打电话给贾勒特，在电话里跟他详尽讨论，直到他得出对情境的理性解释。当贾勒特被召集去伊拉克服役时，杰西独自继续他的练习：“我坚持定期阅读。如果白天我有10分钟的空闲，我就会拿起书，读塞内加、奥勒留或爱比克泰德。我仍会做笔记。如果某件事引发了我的负面情绪，我会回家，跟自己理性交谈，直到我找到一些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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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杰西开始在愤怒控制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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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在禁闭室工作，有一个人被关在那里。我像斯多葛派教导的那样，很努力地尊重他，对可疑情况没有把握时就不责怪他。如马可·奥勒留所说，我们的工作是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容忍他们。但是我在搜查他时，看到他试图藏匿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这令我很生气，我已经尽可能地不怀疑他，他还做这种勾当。我就朝他走了两步，接着我就停下了。我想起了那天早上我读的奥勒留的一段话：‘当你早上醒来时，告诉你自己，今天你遇到的人会是爱管闲事、忘恩负义、傲慢、不诚实、忌妒和坏脾气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分辨不了善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不明白事理。那是因为他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或者他错误的思维。悲剧在于他可能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没管他，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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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说，有时他的同事会跟帮派分子一样易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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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无意中听到我的助理们笑话我。我们在给警车加油，他对我咧着嘴笑，好像我是一个大傻瓜，这使我很生气。我想抓住他的脖子。但相反，下班回到家之后，我坐下来，努力符合逻辑地思考这件事。我想了这个人，他如何谈论他的朋友，我想，这跟我无关，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这么做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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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斯多葛式的练习，杰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成长时身处其中的尊敬和报复的街头规则，达到了更高的规则。他说：“我懂得了没人能够妨碍或阻挠我们。没人能够伤害我。障碍变成了道路。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发现现在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仍在练习。学术化的斯多葛派让我感到难过，他们把斯多葛派哲学只当作一种智力追求。我天生不是一个冷静的人，所以我要很用功才能成为一个斯多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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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一位政治家、银行家与自学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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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最早的愤怒控制著作是塞内加写的，他生活于公元前4年到公元65年的罗马帝国。塞内加出生于一个富有、有权势的伊比利亚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开始为他从政做准备。但是，他发现罗马贵族的生活非常不稳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受到哮喘和令他想自杀的抑郁症的折磨。在卡利古拉和尼禄那样疯狂的独裁者手下，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非常危险的。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激起了皇帝卡利古拉的妒意，导致他被流放出罗马。全因为他病重，卡利古拉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才免于一死。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塞内加回到罗马，成为年轻的皇帝尼禄的老师，因为放债而积聚了一笔财富，一度是罗马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人。但是他最终因跟尼禄争执，被控密谋反对尼禄，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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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一生中，以及面对死亡的时候，塞内加转向斯多葛派哲学寻找力量和慰藉。罗马的贵族都会被传授一些斯多葛派哲学，但是塞内加好像对它特别热衷，用它来应对他的疾病和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他写道，哲学“塑造和建造灵魂；它使我们的生活有序，指导我们的行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每个小时都会发生无数需要建议的事情；可以在哲学中找到这样的建议”。塞内加还送出了许多斯多葛派的建议。他从没建立哲学学校——他是被按照政治家培养的，他想去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但是他给朋友和熟人写斯多葛主义的信，安慰遭流放的人、丧子的人，或遭到其他不幸的人。在个人遭遇不幸时，收到塞内加冗长、华丽的信件一定是很奇怪的经历，尤其当这些信看上去是写给广大读者而不是特定的收信人的。然而，即使我们不会找他做自己的治疗师，我们仍然可以把他当作作家来敬仰。他的信件、随笔和悲剧都是文学杰作，对后来的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伊丽莎白时期。T·S·艾略特说，塞内加的斯多葛主义对莎士比亚的世界观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你可以在莎士比亚最优美的演说中听到塞内加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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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控制愤怒情绪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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