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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需要拆除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它好像正在很好地击败它自己。我们只需要支起帐篷，煮点儿茶，为必然的垮台做好准备。准备得最充分的人是尼尔·安塞尔。他在威尔士山上的一个农舍里住了5年，其间几乎不见其他人。他说：“我觉得我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尼尔在伦敦的西蒙社区住了几年后，决定住到山上去。西蒙社区按照严格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无家可归者运行。志愿者和无家可归者每周都只有7英镑的生活费，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在地板上睡觉。尼尔说：“那是一位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吸引了各种奇怪的人。这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旁边的人曾经是僧人。大部分人在这里住几个月的时间——我待了3年，最后负责那里的运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50~100个无家可归者住在那里。”他说，跟浪漫的想象相反，流浪汉的生活并不逍遥。“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过得都非常不开心。他们跟残酷的现实做斗争，通过吸毒来逃避现实。有一年，有20多个我认识的人死于海洛因。这种生活不安全——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欠人5英镑而被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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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尼尔四处旅行，5年中游览了50个国家。他搭便车、露宿街头、帮人干农活。最后他回到伦敦，跟二三十个人住在海格特墓地旁边的一个有十五间卧室的空房子里。“那里很混乱。你没法控制谁可以住进来，所以住进来的有吸毒的、酗酒的、反社会的。”住在那儿时，尼尔收到一位在西蒙社区里他曾帮助过的女性的来信。她刚刚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在威尔士的庄园里有一个山间小屋，她把这个小屋送给尼尔住。“我觉得我需要安静地待一段时间，体验在一个地方住是什么样子。过去10年间，我一天也没独处过，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尼尔并没有真的放弃文明，因为他“总是游走在文明的边缘”。但是他在威尔士隐居时确实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偶尔会有访客，但是大部分时间就他一个。他感到孤独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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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孤单跟孤独相反。我从没感到无聊，因为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把一切处理好、理顺，但我变得非常自足，自己种菜，采浆果和蘑菇，自己酿接骨木花酒。不干活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几乎就像冥想的状态。内心的唠叨消退了，我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在那里的时候我记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日记中消失，变成了自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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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居岁月结束时，尼尔因为甲状腺感染而生了重病，他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这让我反思我对自己的自足能力的自信。我意识到，这取决于健康和有没有家人等情况。”5年后，尼尔离开木屋，结识了一个女孩，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孩子把他带回了文明世界，一家人搬到了布莱顿。他承认：“在山上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冬天非常冷，身体受不了。”尼尔在《大志》杂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位卧底记者，揭露腐败问题。他说：“这份工作全靠勇气，一定要有胆量，我能做。在荒野中生活让我的注意力很集中，给了我内心的宁静，以及冒险的力量。”他的女儿现在一个14岁，一个9岁，尼尔全身心地照顾她们。“这是我在城里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我为了其他两个人活着，这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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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方式也许太极端了，极难付诸实践。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家庭，我们需要政府保护孩子、病人、老人和少数族裔。无政府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虽然犬儒主义者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文明的舒适是天经地义的，要训练自己为可能的崩溃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位老师，柏拉图，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必然是无法修补的，有没有可能对它加以改革和补救，如果哲学家掌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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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10 我们能建立一个完美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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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是一位34岁的柏拉图主义者，住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年轻时，亚历山大广泛地求索，努力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信仰。他认为对他最有意义的是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派。他听说也门有一所学校教阿拉伯语课，所以20多岁的时候，他辞掉工作，去了也门哈德拉毛山谷中的塔里木，入读了达尔·阿尔穆斯塔法（Dar al-Mustafa）宗教学校。这所学校在类似修道院的环境中教阿拉伯语以及伊斯兰教哲学。500名学生，包括许多外国学生，在宿舍中一起住，一起吃，每天一起祈祷5次，一起学习伊斯兰教。亚历山大说：“这成了每天的固定日程，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如果你错过了一次祈祷，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塔里木是也门的宗教中心，但要比达拉斯穷，比达拉斯小。但亚历山大喜欢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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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没有铺砌过，房子是用泥和砖盖的，都紧挨着。那里非常简朴，显得很有灵修气氛。它不像美国的城市，如拉斯维加斯，大楼之间竞相争夺注意力、显得独特。整个环境很静穆，连塔里木不属于宗教团体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人有着崇高的理想，在努力建立跟上帝更紧密的联系。他们努力获得一种精神体验，去创造接近神的狂喜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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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在那个社区住了近两年。但后来对伊斯兰教感到有些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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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了塔里木的其他穆斯林传统教派，他都声称自己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正统。在我研究文献的时候，发现好像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失去了对伊斯兰教这种宗教的信仰和兴趣，而对伊斯兰教哲学的兴趣变得更浓厚了。它经常提到古代人，意指古希腊人，所以回到美国后，我开始读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给过伊斯兰教哲学许多启迪。我读普罗克鲁斯、普罗提诺，尤其是达马斯基奥斯的著作。由此我又想到读柏拉图本人的著作，我发现柏拉图本人的著作写得更好。新柏拉图主义者没有把握住柏拉图的反讽和游戏的精彩之处。他们在解释柏拉图时过于僵化——把他说的一切都当作直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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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年中，亚历山大把研究柏拉图当作他的灵修的基石。他说：“大部分西方灵性的基础都是柏拉图。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传统都深深地受惠于柏拉图。在我看来，柏拉图主义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它是一种欲望，一种把真理不只是看作事实，还看作是某种本质上善、美、有秩序的东西的渴望。柏拉图认为，你在宇宙中看到的所有的善、美和秩序都是永恒的善的表现。个人对那个善变得越透明，就变得越真实。所以，我日复一日地努力保持有那种善的想象。我在做每件事时，都努力带着尊敬去做。”现在，他在达拉斯做手术室的护士。他说，“我不仅把它看作谋生之道，还把它看作为了世界变得更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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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他在现代的美国会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他说：“柏拉图的基本思想是，部分如何跟整体、跟绝对存在联系起来。在美国，人人都尽力变得独特，所以他们害怕为了集体而放弃自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有的建筑、所有的艺术、所有的公民，都会通过他们跟整体的关联而连在一起，协调起来。相反，美国的城市是不同风格的混杂，它缺乏共同的美。”比如拉斯维加斯的大道，一个巨大的罗马宫殿挨着一个埃菲尔铁塔的复制品，铁塔旁边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城堡旁边是一座埃及金字塔。没有任何秩序感和整体感。一切都是私有的——连街道都是用赌场的名字命名的。没有市民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意识。实际上，大道甚至不属于拉斯维加斯，它是一个被称作天堂的税收小岛。在天堂里怎么做都是允许的。亚历山大说：“柏拉图写道，在民主社会，你所有的欲望和快感都有同样的发言权。那是一种欲望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善的等级秩序。柏拉图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把我们最高的渴望而不是最低的欲望置于核心位置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我们最高的渴望是，或应该是对神的渴望。亚历山大说，一个围绕这一渴望建立的群体会是一个神权政治，“不只是简单地遵从《理想国》中的说法，而是每个灵魂都尽力去接近神，一直跟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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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真的认为柏拉图哲学能够作为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的基础吗？他说：“那会非常困难。柏拉图希望建立一个哲学团体，但是他知道要实现它有多难。你要让人们抛弃财富和权力值得拥有这种观念。你可以努力去建立一个类似基督教会的机构，但是那需要为此降低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哲学。你看，一次次地，圣人建立了一个机构，然后就陷入困境。”毕竟，柏拉图主义是一种非常高深的哲学。“你不能一下子理解柏拉图。精英们的理念是，真理只对那些慢慢地使他们的心灵看见整体、放弃他们以前的观念的人开放。大部分人从智力和情感上都做不到把他们的想法拿出来讨论。”亚历山大没有努力去在得克萨斯州的沙漠中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团体，而是抑制他的雄心，建立了一个叫“北得克萨斯柏拉图主义者”的活动小组。他说：“有一些人参加。小组的主题是柏拉图主义的精神层面，以及要求我们超越我们个体的思想，努力去理解整体。这对一些接受过学院哲学训练、想掌握知识概念的人来说有些困难。还有人担心，柏拉图会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奢侈物品，在某种程度上真是这样，但不是像修道院那样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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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最后的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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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的人类社会，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在部落社会，首领负责属世事务，而巫师负责精神事务，萨满是（在一些文化中现在仍是）奇特的、超世俗的人。10多岁时，他或她将会被认为产生精神问题，这会导致他们被逐出他们的社会，直到他们开始成为萨满为止。成为萨满需要在此岸世界死掉，重生于精神世界。然后，萨满返回他们的世俗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但不属于它，就像部落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大使。他们进入一种狂喜的恍惚状态，然后飞上登天的梯子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西伯利亚的萨满就是这样描述的，其他文化中也有梯子的形象，如《创世记》中雅各的梯子）。萨满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很明确——他们预言未来，给人治病，确保神灵在战争中给他们庇佑，给牧业和农业祈福，保护部落不受恶鬼和神的愤怒的侵害，当部落成员去世时，他们还要引领他们来世的灵魂。他们既是部落的巫师，又是部落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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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00年前，宗教和政治延续一千年的关联被哲学的诞生给割裂了。正如我们所知，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开始挑战萨满对自然界的解释，提供了对月食、雷电、羊痫风等现象更加可信的理性解释。哲学家们挑战了存在一个赋予人类法律和风俗的精神王国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每种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的美德观念？有些大胆的哲学家提出，也许法律不是神宣布的，而是人类制定了它们。也许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在特定的时刻对人类来说看上去是对的或错的。也许如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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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直接挑战了神职人员的权威。这意味着，试图去发现神的意志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献祭、向神职人员下跪以及那些巫术了。相反，在世俗的民主社会，重要的是人民的意志。他们是对与错真正的仲裁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学习某种有用的东西，你应该学习公共关系，学习如何搞清公众的情绪和念头，以及如何用修辞和演讲术操纵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充满了哲学家或智者（可以翻译成兜售智慧的人），他们声称自己能够传授年轻人生活的艺术，他们指的是修辞和公共关系的艺术。他们认为，在民主社会，学习公共关系这种艺术真的非常有用，它可以让你为所欲为，这比努力接近神更有意义。谁还信神？所以，巫医逐渐被骗人的医生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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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一位年轻的学生柏拉图痛恨这场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变革。年轻时，柏拉图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哲学，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跟毕达哥拉斯一样，他相信，几何学、逻辑和音乐揭示了流动的物质现象背后永恒的真相，如果人类的理性受到了充分的启蒙和训练，就能够发现这种真相。柏拉图从他的另一位老师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辩证法这一技巧，即通过对话不懈地寻找自由、美、正义等道德词汇更好、更全面的定义。柏拉图提出，就像存在“2+2=4”这样的数学真理的纯粹王国一样，也肯定存在着一个真、美、正义等道德价值的纯粹王国，我们可以通过辩证进入这一王国。智者们试图否认这些绝对道德价值的存在，提出真、美、正义只不过是词语，其基础不过是公众的意见，所以寻找善就退化成了努力在名望比赛中赢得公众的喜爱。但柏拉图坚持认为，好的音乐不只是赢得“公众投票”的音乐。有些音乐当然真的比其他音乐好，有的艺术真的比其他艺术好，有的生活真的比其他生活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哲学家的工作就不是像智者派和骗人的医生那样，去获得公众的赞同。哲学家的工作是努力去发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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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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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枯燥的学术追求。对柏拉图来说，发现现实是整个人格必须经历的一场旅行。柏拉图对人类复杂的心理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解释，它预见到了许多现代心理学理论。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我们有不止一个自我，而是好几个自我。我们的心灵由几个相互竞争的系统组成，每个都有它自己的内容。他提出了一个三重结构——有理性、反思系统；活跃的、情绪化的系统；还有物质欲望的基本系统。你可以把它比作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大脑结构。麦克莱恩提出，人类有一个爬行动物的本能系统、一个哺乳动物的情绪系统，还有一个新哺乳动物的高级推理系统。柏拉图还是第一个提出我们有无意识的西方思想家，无意识在我们睡着时自由地表达其非法的欲望（比如跟父亲或母亲上床的欲望）。柏拉图认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会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不同的影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柏拉图所说的“民主个性”，在那里，心灵的不同部分没有秩序或等级。一会儿是情绪系统掌权，一会儿又是理性系统掌权，接着我们又被我们的物质欲望控制了。在这种社会中，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我们的消费文化鼓励我们满足我们的多个侧面。正如柏拉图所说，我们的个性就像处于内战中的社会，或者一艘没有船长的船，每个船员喊着朝向一个方向。这种心灵观把心灵看作相互竞争的冲动和不同系统之间的骚乱，现在它在神经科学王国非常流行——实际上，大卫·伊格曼写过一本书，叫《隐藏的自我》（Incognito），为柏拉图的观念辩护，认为我们的自我就像一个各个党派争夺控制权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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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柏拉图坚持认为、神经科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们开始接受的是，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理性或新哺乳动物系统，使之凌驾于其他系统之上，去努力做出更加理性、智慧和长远的决定。简单来说，这就是要抵制抽烟或再吃一块布丁的冲动。柏拉图跟斯多葛派一样指出，每当我们用我们有意识的理性凌驾于我们的冲动之上，我们就强化了理性的规则。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练习这种做法，我们慢慢地就能使相互竞争的系统融洽起来，就像和弦的音符（他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到的这种观念）。然后，我们不会像木偶一样被相互竞争的冲动四下扯动，而是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变成了统一的自我，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嘈杂的多个自我。变成完整的人需要某种萨满式的训练，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训练，因为生理的冲动必须加以缓和与调整。像柏拉图经常说的那样，必须像驯服烈马一样驯服身体。生理欲望会遮蔽我们的理性，阻止理性追求真理。只有在我们训练好身体、净化掉它对我们的理性的影响之后，我们的心灵才能不受阻碍地上升到神那里。就像萨满在此岸世界死掉，然后飞升到精神王国一样，哲学家们的理性冲出身体的监狱之后，也将飞升至纯粹的真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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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成为剧作家的柏拉图赋予了西方文化对灵魂上升非常漂亮的描述。他说，哲学家长出翅膀，从现象世界飞向与绝对狂喜的结合。哲学其实是一种疯狂的爱（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灵魂想起它的精神家园，希望再次看到它。因为相思病，灵魂在地球上徘徊，绝望地想看见它的爱人智慧的面容。我们会爱上这个女孩或那个男孩，因为他们很漂亮，多少会令我们想起了神。但接着我们意识到，他们只是某种更高、更普遍的东西特殊的表现。所以哲学家慢慢地从特殊上升到整体，直到最后看到了绝对美的面孔，陷入狂喜。或者，在另一著名的神话中，哲学家“醒来”后意识到，现象世界只是幻象之洞，被他们当作现实的只是被投射到洞中墙壁上的木偶的影子。哲学家努力把他自己从这种幻象中解放出来，从洞中走到阳光下。这时，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一样，这位哲学家决定回到洞里，努力唤醒其他人，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看的是一场演出。但如果人们不想醒来怎么办？如果他们为哲学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而恼怒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愤怒地要求哲学家坐下，甚至开始嘲笑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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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社会对哲学家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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