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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津巴多近来好像更接近普鲁塔克的思想了：我们的品格可以通过阅读和模仿伟人的生活而得到加强。2010年，津巴多启动了一个新的冒险计划，叫“英雄主义想象计划”，努力给年轻人灌输英雄主义的行为习惯，包括用捍卫正义的平凡英雄的故事渗透他们的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有些历史人物是真正的英雄，纳尔逊·曼德拉很英勇，还有欧内斯特·萨克里顿和昂山素季。阅读这些人的传记是有价值的，因为哪怕我们永远都不能像萨克里顿那样勇敢，像丘吉尔那样有远见卓识，像曼德拉那样坚忍，我们仍然可以强烈地希望变得更像这样英雄。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会沉迷于琐碎的事情，沉迷于追名逐利（如现代普鲁塔克皮尔斯·摩根著名的节目《人生故事》呈现的都是凯蒂·普莱斯、彼得·安德烈之类的英雄人物）。我们看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人类必然是社会性动物，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模仿和试图超越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这一过程不一定就完全是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我们模仿的榜样，努力做到最好，而不是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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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12 在共同的生活中实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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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即将完成时，我决定要我从书桌前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5月的一个早上，我出发了，沿着圣迭戈之路行走，这是古老的中世纪朝圣路线，人们最常走的路线法兰西之路从西班牙北部延伸至圣迭戈-德孔波斯特拉，全程780公里。朝圣以前是基督教合一的表现：通过朝圣欧洲信众确立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圣迭戈找到了共同目标。如今，欧盟把这条路转变为欧洲文化、经济和财政统一的象征——虽然在我穿越西班牙时，欧元区好像即将崩溃。今天，没几个朝圣者像中世纪的人相信的那样认为走朝圣之路能代表他们经历了炼狱，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走朝圣之路仍是一种严肃的宗教献身活动。我遇到了一位热情的英国年轻人亚瑟，他刚刚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眼中燃烧着惊人的热情。他把他自己描述为一个职业朝圣者。有一天，他在累垮并在野外入睡之前走了80公里。我问他抵达圣迭戈后他会干什么，他说：“我想踏上另一次朝圣之旅，一次真正的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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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朝圣者是受了保罗·科埃略《朝圣》一书的启发。他们以模糊的“新时代”的观念认为，当他们踏上正确的道路时，宇宙会给他们发出启示。一位朝圣者对我说：“我差点儿错过了我的航班，但是当我改了航班后，我的背包是第一个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的。那时我知道我选择来这里是对的。其他人踏上这条路的原因没有这么带有宗教性质。来自威尔士的白人女子詹妮靠出售性用品为生，她来这里是为了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找乐子。他们不停地离开道路跑进丛林做爱。还有人希望走一个月，思考一下他们的人生，例如德国女士安娜，她在决定是否要维持她的婚姻（她决定不这样做）。还有像胖乎乎的厄瓜多尔人阿尔贝塔，她母亲送他来这条路上找一个媳妇。我不是在寻找救赎或一个妻子，但在行走中间，我爱上了得克萨斯经济学家克劳迪娅，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朝圣，我们一起行走。虽然朝圣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年龄各异、职业和信仰各异，但一个月来，我们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团结了起来。每天早上，朝圣者在6点醒来，吃早饭，背上背包，开始往西走。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走路，分享故事，忍受对方的呼噜声。我们也许丢失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共同的价值观或共同的美好的人生目标，但是一个月间，我们拥有共同的地理上的目标，路边的树木和房屋上画的黄色箭头指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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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朝圣时，我很像一个斯多葛派，头几天一边大步前进一边听我的iPad，看我一天能走多少公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脚走不动了，我感到孤独，与世隔绝，开始想我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受这种孤独的折磨。到朝圣结束时，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因为我得到了其他朝圣者的许多帮助（也许还因为我恋爱了）。朝圣会令你容易受伤，令你容易受到他人的摆布。你学会了接受别人的帮助，接受你自己的依赖性。我意识到在古希腊哲学中经常提到的自立对幸福生活来说是不够的。我们不是，也不应该努力成为不可战胜的斯多葛派超人，安全孤独地待在我们的孤单城堡中。我们相互需要。我们要承认这种需求，并拥抱这种需求。在现代自由社会，我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努力把个人跟教会、国家和社群的干涉隔开，我们赢得了我们的个体自由和隐私，但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孤独。我们高度强调自由、私有、自律的个人。如果我们受伤了，我们的伤不为他人所知。朝圣通过显而易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打破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哪些人遭受痛苦和需要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往往是较年轻的朝圣者，那些你以为身体很强壮的人，最后需要60来岁的朝圣者去帮助他们。我们必须相互照顾，分享感冒药，交流对付肌腱炎的秘诀，相互照料伤口，尤其是听对方的故事，由此来相互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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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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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一直伴随着亚里士多德。或者说，我带着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是他写给他儿子尼各马可的一本书。我一直以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无趣的百科全书编纂者、一个分类者、街头哲学的敌人。但是在路上，我才意识到这种观点有多么错误，原来亚里士多德能提供那么多东西。他公元前384年出生于希腊北部沿海的斯塔伊拉，他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的私人医生。18岁时，他被送往雅典，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亚里士多德后来成为柏拉图最著名的学生，以及柏拉图最主要的批评者。他在学园学习了20年，在柏拉图去世后离开了雅典，接着游遍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然后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下，成了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鼓励亚历山大军事远征，建议他做“希腊人的领袖和野蛮人的暴君”（种族主义是亚里士多德最不吸引人的地方，他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还认为妇女和孩子理解不了哲学）。最后他离开马其顿，回到雅典，在那里建立了他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Lyceum），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建在一个献给阿波罗的果园里的。亚里士多德在那里教了12年书，在亚历山大去世时再次离开雅典，于公元前32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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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学校中央，柏拉图指向天空，亚里士多德指向大地。这被解释为表示这两位伟大哲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柏拉图对人世或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但对神圣和抽象的东西感兴趣。相反，亚里士多德更像一位科学家，迷恋地球上的事物如何运行。根据皇家学院教授阿曼德·洛里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他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希腊闲逛的时候，寻找章鱼或乌贼加以研究。据说他让亚历山大大帝把他在全球各地行军途中遇到的有趣的物种的样品送给他。亚里士多德惊人地博学多闻，在生物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写过最权威的著作。柏拉图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但也许除了莎士比亚之外，再也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智识如此广博的人了。他创造了一套囊括了整个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从生物学到心理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天体物理学无所不包。几百年来，通过天主教会，这套哲学成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基础。只有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有如此广的范围和历史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是“总体哲学”，但是包含的主题内容要窄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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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伦理学放在关于人性的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我们的心理既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它还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幸福的生活是满足这一本性并引导它走向幸福和充分实现其目的的生活。他的观点是目的论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设计的，实现了其设计目的就是善。当人类实现了其本性的设计目标时就实现了幸福生活。跟斯多葛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人类应该使用他们的理性去完全征服他们非理性的心灵，把他们自己从激情中解放出来，他更接近他的老师柏拉图——他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情绪引向良好的方向。但是跟柏拉图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我们应该在某种绝对、永恒、不变的形式中寻找美德，应该是我们用自己的辨别力，在不停变化的环境下辨别怎样做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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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普鲁塔克所说的英雄一样，我们需要弄清怎样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引入了这样一个概念：有一些关键的美德——勇敢、节制、幽默、友好、耐心等——它们存在于两种极端之间的“黄金分割点”。比如，勇敢是过度鲁莽和过度怯懦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幽默是过于严肃和过于滑稽之间的黄金分割点，知道如何撞到两个极端之间恰当的分割点是需要练习的。我们获得这些美德的唯一方法是在真实生活的情境中练习它们，直到它们变成自动反应。他把美德比作演奏里拉琴，就像里拉琴的演奏者通过练习能变得更优秀一样，我们人类也能通过练习提高我们的品德，直到最后，经过漫长的训练，我们的习惯臻于完美，能在恰当的时间自动做恰当的事情。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会感到适当的耻辱，用适当的力量做出反应；如果我们处于政治漩涡中，能恰当地平衡、审慎和大胆；如果我们在一个宴会上，能以适当的轻松开玩笑，我们就成了幸福生活的行家。我们实现了幸福，它是对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的额外奖励。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只是像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的那样，是愉悦的感觉，或者没有痛苦。不是，真正的幸福是eudaimonia，我们最高、最好的本性的实现带来的快乐。他写道：“幸福是灵魂与美德一致的活动。”我们甚至能在为崇高的事业，如我们的国家和上帝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发现幸福。当然，伊壁鸠鲁派会认为那样做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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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与美好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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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生活具有难以摆脱的社会和政治维度。斯多葛派不需要其他人即可追求幸福生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甚至在流亡中或在监狱里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许多美德都是社会性的，如幽默、友善和耐心。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实现幸福生活。我们天生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动物，所以当我们为共同计划而工作、跟他人友好合作时会感到满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友谊。伊壁鸠鲁学派也强调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说的友谊是跟政治生活分离的友谊，是私人友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高形式的友谊具有政治或公民维度。我们爱我们的朋友不只是因为我们相互喜欢，或者相互有用，而是因为分享同样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并且一起来推进这些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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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良好的社会就是使它的成员能够实现人性的社会。当人类本性的最高动力，如求知的动力、掌握技巧和美德的动力、跟他人联系共同奋斗的动力得到实现时，人类就会快乐。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在1970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两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恩发现，人类不是自由主义心理学认为的受利益激励的动物。实际上，他们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人类如果发现一项事业是有意义的、有挑战性的、有趣好玩的，即使钱更少，哪怕不给钱，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工作。所以人类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写博客和维基百科词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挣钱。我们不是在消磨时间，我们是在创造。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我们在想办法实现我们本性中更高的冲动追求的意义、优越、充实、超越和乐趣。一个良好的社会会为它的公民创造机会，去实现这些冲动追求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追求幸福生活来说，最好的体制是民主制，因为民主社会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组建团体、协会、关系网和朋友圈，让他们在一起练习哲学和推理，走向共同善。民主社会想出的解决方法会优于专制制度下想出的方法，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一小撮人忙活，而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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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助，走向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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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图景。它带我们超越了自助，走向了团体互助。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我们需要跟其他人携手，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但他的政治观点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它需要我们都成为哲学家公民，这样我们才能走向共同善的道路。当时并没有实现这一点，因为只有少数人——柏拉图式的精英——管理人类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教育，为教育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因为这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信任政府去扮演家长式的管理个人生活的角色，积极地给公民的心灵灌输好的道德习惯，尤其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亚里士多德提出，除非我们能得到正确的教育，不然就不可能实现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可行的观点吗？如果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早期，那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一度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官方哲学，这是因为多米尼加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他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并说服梵蒂冈认可它。当然，只有有知识的精英才真正能够研究哲学，但是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欧洲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共同价值观，一座科学和文化、理性、信仰之间，及人和宇宙之间的桥梁。这个基础为乔叟、但丁、拉斐尔的崇高理想铺平了道路。但不幸的是，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了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它被固化成了宗教教条。如果你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你就是异端，就会被烧死。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被官方以极端的方式变成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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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没有绝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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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他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理论。他缺少伽利略、培根、开普勒和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其他人使用的科学方法，他的科学理论虽然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到了17世纪很自然地就过时了。发起科学革命的自然科学家们成功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权威，他们为进一步挑战天主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开启了道路，也为启蒙运动时期伦理学的百家争鸣开启了道路。教会的知识权威的衰落意味着，从18世纪到现在，西方不再拥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绝对权威哲学。相反，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相互竞争的道德理论的兴起——功利主义、康德主义、伯克派、洛克派、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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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成功地破坏了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但是却没有为普通人重建一个道德体系，即以象、故事、仪式、节日和真正紧密的群体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康德跟普通男女的生活及他们关切的事物有什么联系？他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希望和慰藉？唯一努力创造整套哲学体系来对抗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启蒙哲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放弃学术生涯成为记者之前计划了一系列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他说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跟亚里士多德主义一样，为人类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哲学框架，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联系了起来。但遗憾的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的残酷现实距离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梦想很遥远。实际上，苏联统治是如此残酷，以致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不可以负责告诉他们的公民如何去发现和实现幸福。毕竟，你怎么能证明你的幸福观比其他人的好，因此你有权力去把它强加给他人？也许如以赛亚·伯林爵士所说，想象“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问题存在着的唯一的答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因此任何把这个答案强加给大众的尝试都必然会带来高压政治和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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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支持更加有限的政府观：它应该是一个守夜人，像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所说的那样，保护其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伯林著名的定义，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即他们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积极自由”，他们自己的幸福观。政府应该抵制插手公民私生活的诱惑，它永远都不该试着去治愈心灵，或者指导他们走向某种特定的人类实现自我概念。那是专制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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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跟这种有限的政府角色的概念相一致，政治变得越来越成为少数官僚专家的官僚政治，他们主要关心国家GDP的增长。同时，战后的多元主义慢慢变成了60和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没有人有权利去告诉别人该如何生活，一切道德方案其实都是暗中试着把自己的兴趣强加给他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的本质的、不变的人性，所以任何以人性为基础建立道德观的尝试其实都是权力和控制的伪装。道德，以及真理本身，不是以人性为基础，而是人工的建构，是实用主义的虚构。哲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建立某种幸福生活的模型，而应该是揭穿所有的幸福生活模型都只是自利的虚构。幸福生活就是对你管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芳香疗法，那是你的事。如果你喜欢施虐受虐，那是你的事。谁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目标，只要他们宽容别人的事情。只要对你管用，只要能令你感兴趣，那是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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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生活观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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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批思想家开始复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些生活方式就是比其他生活方式好，通过生活艺术的教育来鼓励公民的自我实现是政府的正当角色，甚至是它的义务。政府不仅应该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还要支持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充实等积极自由。它认为，自由主义使我们陷入了孤独和孤立，像钱包里散乱的零钱一样叮当响，在超大城市中漂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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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提出了这种很有挑衅性、负面的自由主义，如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和阿兰·布鲁姆，他们都在80年代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著作，提出道德相对主义令西方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我们需要回到古典的价值观和人类自我实现的观念。到90年代，玛莎·努斯鲍姆、迈克尔·桑德尔等人接过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想，他们都努力寻找自由民主和美德伦理之间的平衡，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达成了新的共识，把跨越整个政治光谱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联合了起来，如莫里斯·格拉斯曼、菲利普·布朗德、杰夫·马尔根、琼·克鲁达斯、戴维·韦立兹、理查德·里维斯。里维斯宣称：“在政治和政策领域，亚里士多德式的幸福生活观念渗透了当代人的关切。”如《每日电讯报》所说，“我们的领袖现在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这个十年的开头几年，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齐和英国的戴维·卡梅伦都宣布，他们将把幸福当作公共政策的目标。欧盟好像也要效仿他们。其部分内容是，政府将衡量公民的快乐水平，伊壁鸠鲁学派意义上的积极感受。但是国家统计办公室说，他们还要做“幸福进路”调查，询问公民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过得值不值得，是否有意义。如一位内阁大臣所说：“亚里士多德没有搞对一切，但他搞对了大部分。”所以，在天主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衰落几百年之后，好像欧洲将再次拥有共同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繁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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