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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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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给予了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新的自信，让他们认为，首先存在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其次政府能够也应该积极地干预公民的生活，来推广这种幸福的生活？自信的来源之一是，认知行为治疗被证明能帮助人们克服情绪障碍。如果我们的个性、习惯和幸福水平都是固定的，政府努力推广幸福生活也就没有意义了。认知行为治疗已经成功地证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格和个人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基本的认知和行为技巧而变得更快乐。认知行为治疗的目标很有限——它的目标是消极地去除疾病症状，而不是积极地致力于鼓励人们的成长。但是，亚伦·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年轻同事马丁·塞利格曼开始思考，能否把认知行为治疗技巧教给每个人，不仅是为了消极的去除疾病的目标，而是以积极地鼓励人们成长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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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塞利格曼在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期间发起了积极心理学，它的目标是使心理学超越其消极的以疾病和病理学为中心的研究，代以研究和推动人类成长的积极目标。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是亚伦·贝克和阿尔伯特·艾利斯从斯多葛派那里拿来的技巧——通过改变你的习惯性信念而改变你的情绪。但是塞利格曼加上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美德，或者叫“性格力量”，所有人类文化都赞同这一点。塞利格曼坚持认为，科学能够用调查问卷来量化一个人拥有这些力量的程度，接着可以用它来帮助人们提高这些性格力量。所以积极心理学不仅是教授快乐或积极的情绪，而更是如塞利格曼在采访中对我说的那样：“……感兴趣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美德，是希腊人所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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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积极心理学的新的文艺复兴——用现代经验科学检验古代哲学，创造“一个经验上合理、容易理解、吸引人的幸福生活观”。积极心理学家以他们的宣传和调查问卷为武器，告诉我们什么能令我们更幸福、更强壮、更坚韧。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提案——谁不相信科学？谁不想变得更幸福？塞利格曼显示出了他吸引资助的天份，有私人资助机构如坦普尔顿基金，也有来自学校、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资助。一些公司如销售鞋子的Zappos接受了积极心理学，并向员工教授它。政府也开始对积极心理学的传播提供资助，比如英国政府花钱让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设计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性项目，教中学生“情绪恢复”。2009年，塞利格曼中了头奖，五角大楼给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张1.25亿美元的支票，让他们给所有的美国士兵上坚韧课，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过。这是塞利格曼所说的新的“幸福政治”的第一步，政府出钱向公民教授人类成长的科学，就像美第奇家族用他们的财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传播柏拉图哲学一样（塞利格曼这样类比）。幸福政治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2011年底，在欧洲濒临金融崩溃的边缘时，欧洲议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向200位世界领导人赠送了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还附上一封信，呼吁他们在2012年把幸福当作主要的政策焦点。他写道：“积极思维不再是讲给流浪汉、空想家和永远天真的人的理论。积极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关心生活质量。现在该让街道上的男男女女了解这种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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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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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西方社会正在超越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回到接近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政治观，那时欧洲团结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人类成长的目标之下。政治家不是让教士和神职人员，而是让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指导我们过得幸福。塞利格曼是一位科学家，积极心理学说它自己是客观、道德上中立的科学，这让政府得以向它的公民宣讲一种幸福生活观，同时还声称他们不是道德上的家长制统治者。塞利格曼坚持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哲学。它“不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它“不是一种道德理论。它不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他说，积极心理学描述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不指定它。塞利格曼坚持说，积极心理学没有提出一种幸福生活的模型。他提出，有五种不同的幸福版本，他称之为PERMA：Positive emotion，积极的情绪，或者在伊壁鸠鲁学派的意义上是感到快乐；Engagement，充实，或者说感到沉浸于一种活动；Ralationships，人际关系；Meaning，意义，或者说感到你在为一种有价值的更高的事业做贡献；Achievement，成就。他说，自我实现的这五种版本可以科学地加以测量，幸福生活也许是这五种幸福的某种组合，但谦卑的社会科学家不会告诉我们哪种是最好的。所以积极心理学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它只是测量什么样的引导能够带来这些自我实现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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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积极心理学是如何教孩子和士兵的，你会发现它非常带有规定性、强迫、说教，比如每一个美国士兵都要上的“全方位士兵健康”课。这种课程有许多受欢迎的地方——它教士兵斯多葛派的这种观念：理解了我们的信念和解释外界事物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能变得更坚韧。但它还努力教授“乐观思维”，这种思维包括不责怪自己犯下的错误，要因为成功而得到赞扬。这不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内容，也不是斯多葛派的教诲。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观念——它训练我们事情顺利时得到表扬，事情搞砸了时逃避责任。同样误导人的是，塞利格曼声称，调查问卷能够量化我们的生活多么有意义，我们拥有多少“性格力量”。现在每位美国士兵都要做许多塞利格曼设计的程序化的问卷，它们被称为全球评估工具。士兵们用0~7分的分值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计算机给他们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甚至他们的精神健康打分。如果他们得分太低，电脑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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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领域。你可能缺乏意义感和人生目的感。有时，你很难理解你和你身边其他人经历的事情。你可能没感到跟某种比你更强大的事物的联系。你可能会质疑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无论如何，你是谁、你做什么很重要。要做一些事情来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和目的性。改变是可能的，相关的自我发展的培训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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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中世纪的教士被装有关乎人类精神文明软件的电脑给取代了。注意，质问“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成了精神虚弱甚至生病的标志——我们远离了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的思想，更接近天主教的思维方式：任何对官方幸福道路的背离都是疾病甚至异端。一些士兵认为它无礼、侵扰他人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类似地，学校在教授积极心理学时，它是规定性的、简单化的。比如把积极心理学纳入课程中的威灵顿学院，提出了一个“10分幸福课”的安东尼·赛尔登校长说它“囊括了每个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的孩子和成人都需要遵守的东西”。这所学校的幸福课老师伊安·莫里斯说，他觉得学生“没有多疑癖”。但这真的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难道幸福课不该训练学生的怀疑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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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学校和军队向年轻人传授道德价值观，但是我反对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教给他们。支持成长科学的经验论通常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粗鲁地干预人的性格。积极心理学家真的认为快速的程序化问卷能够准确地量化一个人精神上有多健康、他们有多么幸福吗？你可以问一个人他认为他的人生多么有意义或者多么道德，但是谁会说他们的回答是对的？你可以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在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而做贡献，但是这并不能让你知道他们参与的事业是不是真的崇高。问卷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但它不能告诉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塞利格曼本人拼命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努力保护他的科学信誉，他坚持说，一个人也许在积极心理学的成长测试中得分很高，但他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举本·拉登为例，说拉登可能会在PERMA测试中得分很高。但如果本·拉登符合你的幸福模型，那么这个模型肯定在哪儿有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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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努力把古代哲学变成科学的危险。有一种很有害的说法说，你可以“证明”某种幸福生活模型的可信性，所以人们就不必再争论它或同意它。如果政治家轻率决定，因为研究证明了它，这种科学就应该立刻传播给大众，通过自动化程序和事先写好的剧本灌输到公民的性格中，这样的主张就会变得很危险。它标志着技术官僚、科学专家的胜利，但付出了实践理性、个体自由和选择的代价。塞利格曼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如此热衷于建立一种“客观的科学”，热衷于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以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忽略了我们的道德判断、道德争论和自由选择的幸福生活模型，而被忽略的这些东西是人类充分发展相当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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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心理学的不稳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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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积极心理学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赞同它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传播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技巧，以及用经验科学检验这些思想。这真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程。道德哲学如果没有经过实证研究，就会像是钵中之脑，被切断了跟真实世界的联系，但是没有道德推理的纯粹科学的幸福生活模型就像无头之鸡。我们应该抵制这种想法：我们可以在排除道德争论和公共思考的情况下得到某种被证实的科学的幸福生活方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一个学科允许的限度内追求该学科的精确是受过教育的标志。”如果我们太急于向整个社会传播一种自我实现的版本，使它自动化，灌输给民众，最后我们给出的将是一种简单化、倒退的、侵扰民众的、有害的幸福生活的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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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努力加以说明的是，古希腊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不止一种，而是好几种幸福生活的模型。它们都遵从苏格拉底传统的三个步骤——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养成新的思考、感受和行为的习惯。他们也都赞同第四步：哲学能帮助我们过得更好。但是第四步在定义幸福生活、定义我们跟社会和神的关系时，他们走了不同的方向。这些哲学涉及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不同的价值判断。科学能“证明”前三个步骤，这总体上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伦理学确实好像符合我们的天性，也许政府可以向孩子和青少年教授基本的苏格拉底式认知行为治疗技术。但是科学永远都不能证明第四步。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哪个幸福生活的模型是好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肯定上帝是否存在，是否有来世，人的存在是否有超验的意义。科学也不能证明对世界的哪种情绪反应是健康的、恰当的。你的配偶去世后你悲伤多久才是恰当的，这不是一个科学能够客观地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文化和哲学问题——以及一个人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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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政府想在中学、大学或成人教育中心教授“幸福生活”（我认为它们应该这么做），那么我建议它们教授前三步，以及第四步中各种不同的道德进路，而不是把它们倒进一个酒杯里，搅和，直到它们失去它们的棱角、差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辩驳。我们要使人们能够考虑幸福生活的多种进路，然后去实验、创新、自己做决定。不然教育的过程就太消极了：专家用勺子喂幸福的艺术，大众跪下来咽下去。我不是自大地认为这本书中呈现的幸福生活模型已经详尽无遗了。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学派都分享了一些基本的苏格拉底式的假定和价值观。具体地说，他们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幸福生活是理性的、自我控制和自足。这可能是对幸福生活问题的部分回答，但这不一定是全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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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让·瓦尼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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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米诺的第一个晚上，我与大约200位朝圣者一起，住在潮湿的比利牛斯山龙塞斯瓦耶斯一个教堂的大厅里。我记得我坐在我的床上，以书掩面，被迫跟这么多陌生人挤在一起，让我有点儿不适应了。我习惯于拥有自己的空间。那天晚上，我前往唯一的餐厅，被告知跟其他朝圣者坐在一起。我就跟一个叫赛伦的爱尔兰年轻人坐在一起。我们开始聊天，我告诉他我在写这本书。赛伦对我说，朝圣完之后他要去跟一位哲学家一起工作，那个哲学家叫让·瓦尼埃，他在法国建了一个团体，在那里志愿者们跟智障人士一起生活。瓦尼埃最初在大学里研究亚里士多德，后来离开学院，建立了这个团体，叫“方舟”。最初他和他的一位朋友与两个智障人士一起在1964年创建了这个团体。慢慢地，这个团体变大了，今天在全世界35个国家有150个“方舟”。对此我感到好奇，朝圣完之后，我联系了赛伦，去了法国的特罗斯利-布勒伊，赛伦在那里的一个房子里要跟五位志愿者和六位有智力障碍的“核心”成员一起生活一年。我看过一些国营精神病院的状况，那里的状况令我眼前一亮，有严重障碍的核心成员被当作人来对待，被认为值得尊敬、照顾和关爱，他们与有时在那里住上一年的志愿者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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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瓦尼埃还住在特罗斯利的同一所房子的一个小屋里，他太高大了，就像一个住在小屋里的和善的北极熊。他已经83岁了，是一个在国际上很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的生活很简单，人很平和，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见过和采访过的大师不同，他不虚荣，不需要被关注。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登门跟他讨论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还是给了我很多时间。我问瓦尼埃希腊哲学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社会真正的灵性或生活方式的基础，他回答说：“亚里士多德理解我们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深深的渴求，理解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显然是一位精英主义者。他把人类定义为理性、自由的希腊男人，这太狭窄了。根据这个定义，野蛮人不是人，女人和小孩也不是真正的人，有智力障碍的人更不是人。”瓦尼埃指出，古希腊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学，都倾向于追求完美理性和完全自足的理想。连强调友谊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性美德的亚里士多德都将人的定义界定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一种超人，不需要任何人。斯多葛派提出了一种圣人模型，这种人像是一个不会受到伤害的理性堡垒。现在，这种理想还有一些价值：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学会自己站立，学会独立自主，认识到我们不是必定需要那些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会变得过于独立，会有太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结果变得孤独、与他人隔绝。瓦尼埃写到过，孤独是我们的时代最大的疾病，它部分源于我们羞于承认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容易受到伤害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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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会认为“方舟”里有智力障碍的居民是低于人类的。但瓦尼埃说，“方舟”的志愿者从核心成员那里学到了他们共同的人性：“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弱小，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都很脆弱，但这没关系，这是人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接受我们的弱小和脆弱，这在今天的社会极其困难，因为现代社会特别强调能力、效率、强大和独立。”瓦尼埃的哲学很接近于托马斯·阿奎那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把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理性跟更像基督教对我们的有限性的谦卑和同情结合了起来。希腊哲学过度强调了圣人超人般的独立于世，瓦尼埃的哲学以相互结识、建立联系、真正的友谊和爱为基础。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使人们建立相互关系的社会，不是告诉对方去做什么，不是去证明我们优于对方，而是去思考我们共同的人性，去创造友谊，通过一起进餐、一起生活、一起跳舞来庆祝生命。希腊哲学中没有多少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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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本比一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版本小很多。它不努力去创造一个政府资助传播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幸福生活模型。瓦尼埃说，它是“很小的群体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么做的——跟残障人士在小群体里生活，表明他们也是人”。他说：“我更认同村落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太大、太技术化的危险，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不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相反，他和“方舟”的其他成员在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以结识为基础。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结识。跟另一个人结识不仅揭示我的优点，也揭示出我有缺点、遇到了困难，我需要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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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哲学来说很激动人心的时代，旧的信念和结构在解体，个人和政府在寻求可以带至社会的共同的幸福生活观。政府又相信它能使我们变得更幸福、更聪明，相信它能构建一个西蒙·詹金斯所说的“快乐国家的基础”。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哲学团体只有在很小、很亲密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形成。幸福政治最后可能会变得机械化、工具化，用程序性的问卷调查，赋予幸福专家太多解读的权威，结果却是以公民独立自主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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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古代的幸福生活思想和现代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政治。这将使我们认识到，幸福不只是一个能够客观地加以定义、确定，用经验科学去测量的概念，果真如此的话，世界会成为一个更加无趣的地方。我们应该探索幸福的多种哲学进路。我们应该把公民当作理性的值得平等地与之交流成年人。我们应以实践理性平衡经验主义，以对价值和目标的考量平衡工具化技巧，以人为平衡科学。世界上存在着不仅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版本，而是多个。不是强迫大众追求一种官方的幸福目标，而是一群朋友在追求幸福时相互帮助。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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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尾声 思考死亡，就是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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