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169618e+09
1701696180 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伦理学放在关于人性的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我们的心理既有理性成分，也有非理性成分，它还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幸福的生活是满足这一本性并引导它走向幸福和充分实现其目的的生活。他的观点是目的论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设计的，实现了其设计目的就是善。当人类实现了其本性的设计目标时就实现了幸福生活。跟斯多葛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人类应该使用他们的理性去完全征服他们非理性的心灵，把他们自己从激情中解放出来，他更接近他的老师柏拉图——他认为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情绪引向良好的方向。但是跟柏拉图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我们应该在某种绝对、永恒、不变的形式中寻找美德，应该是我们用自己的辨别力，在不停变化的环境下辨别怎样做才是对的。
1701696181
1701696182 像普鲁塔克所说的英雄一样，我们需要弄清怎样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引入了这样一个概念：有一些关键的美德——勇敢、节制、幽默、友好、耐心等——它们存在于两种极端之间的“黄金分割点”。比如，勇敢是过度鲁莽和过度怯懦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幽默是过于严肃和过于滑稽之间的黄金分割点，知道如何撞到两个极端之间恰当的分割点是需要练习的。我们获得这些美德的唯一方法是在真实生活的情境中练习它们，直到它们变成自动反应。他把美德比作演奏里拉琴，就像里拉琴的演奏者通过练习能变得更优秀一样，我们人类也能通过练习提高我们的品德，直到最后，经过漫长的训练，我们的习惯臻于完美，能在恰当的时间自动做恰当的事情。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会感到适当的耻辱，用适当的力量做出反应；如果我们处于政治漩涡中，能恰当地平衡、审慎和大胆；如果我们在一个宴会上，能以适当的轻松开玩笑，我们就成了幸福生活的行家。我们实现了幸福，它是对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的额外奖励。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真正的幸福不只是像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的那样，是愉悦的感觉，或者没有痛苦。不是，真正的幸福是eudaimonia，我们最高、最好的本性的实现带来的快乐。他写道：“幸福是灵魂与美德一致的活动。”我们甚至能在为崇高的事业，如我们的国家和上帝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发现幸福。当然，伊壁鸠鲁派会认为那样做是愚蠢的。
1701696183
1701696184 友谊与美好的社会生活
1701696185
1701696186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生活具有难以摆脱的社会和政治维度。斯多葛派不需要其他人即可追求幸福生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甚至在流亡中或在监狱里也可以去追求。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许多美德都是社会性的，如幽默、友善和耐心。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和他人在一起才能实现幸福生活。我们天生是社会性和政治性动物，所以当我们为共同计划而工作、跟他人友好合作时会感到满足。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友谊。伊壁鸠鲁学派也强调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说的友谊是跟政治生活分离的友谊，是私人友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高形式的友谊具有政治或公民维度。我们爱我们的朋友不只是因为我们相互喜欢，或者相互有用，而是因为分享同样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并且一起来推进这些理想。
1701696187
1701696188 那么，良好的社会就是使它的成员能够实现人性的社会。当人类本性的最高动力，如求知的动力、掌握技巧和美德的动力、跟他人联系共同奋斗的动力得到实现时，人类就会快乐。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在1970年得到了证实，当时两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和理查德·瑞恩发现，人类不是自由主义心理学认为的受利益激励的动物。实际上，他们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人类如果发现一项事业是有意义的、有挑战性的、有趣好玩的，即使钱更少，哪怕不给钱，他们也会更努力地工作。所以人类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写博客和维基百科词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挣钱。我们不是在消磨时间，我们是在创造。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我们在想办法实现我们本性中更高的冲动追求的意义、优越、充实、超越和乐趣。一个良好的社会会为它的公民创造机会，去实现这些冲动追求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追求幸福生活来说，最好的体制是民主制，因为民主社会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组建团体、协会、关系网和朋友圈，让他们在一起练习哲学和推理，走向共同善。民主社会想出的解决方法会优于专制制度下想出的方法，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一小撮人忙活，而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1701696189
1701696190 超越自助，走向互助
1701696191
1701696192 关于哲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图景。它带我们超越了自助，走向了团体互助。我们自己帮不了自己，我们需要跟其他人携手，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但他的政治观点对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它需要我们都成为哲学家公民，这样我们才能走向共同善的道路。当时并没有实现这一点，因为只有少数人——柏拉图式的精英——管理人类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教育，为教育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因为这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信任政府去扮演家长式的管理个人生活的角色，积极地给公民的心灵灌输好的道德习惯，尤其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亚里士多德提出，除非我们能得到正确的教育，不然就不可能实现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可行的观点吗？如果我们看看文艺复兴早期，那时亚里士多德哲学一度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官方哲学，这是因为多米尼加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努力，他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并说服梵蒂冈认可它。当然，只有有知识的精英才真正能够研究哲学，但是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欧洲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共同价值观，一座科学和文化、理性、信仰之间，及人和宇宙之间的桥梁。这个基础为乔叟、但丁、拉斐尔的崇高理想铺平了道路。但不幸的是，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了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它被固化成了宗教教条。如果你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你就是异端，就会被烧死。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被官方以极端的方式变成了错误。
1701696193
1701696194 “幸福生活”没有绝对标准
1701696195
1701696196 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他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理论。他缺少伽利略、培根、开普勒和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其他人使用的科学方法，他的科学理论虽然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到了17世纪很自然地就过时了。发起科学革命的自然科学家们成功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物理学权威，他们为进一步挑战天主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权威开启了道路，也为启蒙运动时期伦理学的百家争鸣开启了道路。教会的知识权威的衰落意味着，从18世纪到现在，西方不再拥有关于幸福生活的绝对权威哲学。相反，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相互竞争的道德理论的兴起——功利主义、康德主义、伯克派、洛克派、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
1701696197
1701696198 现代哲学成功地破坏了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但是却没有为普通人重建一个道德体系，即以象、故事、仪式、节日和真正紧密的群体为基础的道德体系。康德跟普通男女的生活及他们关切的事物有什么联系？他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希望和慰藉？唯一努力创造整套哲学体系来对抗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启蒙哲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放弃学术生涯成为记者之前计划了一系列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他说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跟亚里士多德主义一样，为人类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哲学框架，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联系了起来。但遗憾的是，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的残酷现实距离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梦想很遥远。实际上，苏联统治是如此残酷，以致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不可以负责告诉他们的公民如何去发现和实现幸福。毕竟，你怎么能证明你的幸福观比其他人的好，因此你有权力去把它强加给他人？也许如以赛亚·伯林爵士所说，想象“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问题存在着的唯一的答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想，因此任何把这个答案强加给大众的尝试都必然会带来高压政治和集中营。
1701696199
1701696200 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支持更加有限的政府观：它应该是一个守夜人，像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所说的那样，保护其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伯林著名的定义，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即他们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积极自由”，他们自己的幸福观。政府应该抵制插手公民私生活的诱惑，它永远都不该试着去治愈心灵，或者指导他们走向某种特定的人类实现自我概念。那是专制的成因。
1701696201
1701696202 为了跟这种有限的政府角色的概念相一致，政治变得越来越成为少数官僚专家的官僚政治，他们主要关心国家GDP的增长。同时，战后的多元主义慢慢变成了60和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没有人有权利去告诉别人该如何生活，一切道德方案其实都是暗中试着把自己的兴趣强加给他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的本质的、不变的人性，所以任何以人性为基础建立道德观的尝试其实都是权力和控制的伪装。道德，以及真理本身，不是以人性为基础，而是人工的建构，是实用主义的虚构。哲学的目标不应该是建立某种幸福生活的模型，而应该是揭穿所有的幸福生活模型都只是自利的虚构。幸福生活就是对你管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芳香疗法，那是你的事。如果你喜欢施虐受虐，那是你的事。谁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目标，只要他们宽容别人的事情。只要对你管用，只要能令你感兴趣，那是你的事。
1701696203
1701696204 亚里士多德生活观的回归
1701696205
1701696206 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批思想家开始复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些生活方式就是比其他生活方式好，通过生活艺术的教育来鼓励公民的自我实现是政府的正当角色，甚至是它的义务。政府不仅应该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还要支持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充实等积极自由。它认为，自由主义使我们陷入了孤独和孤立，像钱包里散乱的零钱一样叮当响，在超大城市中漂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的名字。
1701696207
1701696208 首先，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提出了这种很有挑衅性、负面的自由主义，如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和阿兰·布鲁姆，他们都在80年代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著作，提出道德相对主义令西方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危机，我们需要回到古典的价值观和人类自我实现的观念。到90年代，玛莎·努斯鲍姆、迈克尔·桑德尔等人接过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想，他们都努力寻找自由民主和美德伦理之间的平衡，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达成了新的共识，把跨越整个政治光谱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联合了起来，如莫里斯·格拉斯曼、菲利普·布朗德、杰夫·马尔根、琼·克鲁达斯、戴维·韦立兹、理查德·里维斯。里维斯宣称：“在政治和政策领域，亚里士多德式的幸福生活观念渗透了当代人的关切。”如《每日电讯报》所说，“我们的领袖现在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这个十年的开头几年，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齐和英国的戴维·卡梅伦都宣布，他们将把幸福当作公共政策的目标。欧盟好像也要效仿他们。其部分内容是，政府将衡量公民的快乐水平，伊壁鸠鲁学派意义上的积极感受。但是国家统计办公室说，他们还要做“幸福进路”调查，询问公民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过得值不值得，是否有意义。如一位内阁大臣所说：“亚里士多德没有搞对一切，但他搞对了大部分。”所以，在天主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衰落几百年之后，好像欧洲将再次拥有共同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繁荣的目标。
1701696209
1701696210 自我实现的心理学
1701696211
1701696212 是什么给予了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新的自信，让他们认为，首先存在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其次政府能够也应该积极地干预公民的生活，来推广这种幸福的生活？自信的来源之一是，认知行为治疗被证明能帮助人们克服情绪障碍。如果我们的个性、习惯和幸福水平都是固定的，政府努力推广幸福生活也就没有意义了。认知行为治疗已经成功地证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格和个人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基本的认知和行为技巧而变得更快乐。认知行为治疗的目标很有限——它的目标是消极地去除疾病症状，而不是积极地致力于鼓励人们的成长。但是，亚伦·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年轻同事马丁·塞利格曼开始思考，能否把认知行为治疗技巧教给每个人，不仅是为了消极的去除疾病的目标，而是以积极地鼓励人们成长为目标。
1701696213
1701696214 1998年，塞利格曼在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期间发起了积极心理学，它的目标是使心理学超越其消极的以疾病和病理学为中心的研究，代以研究和推动人类成长的积极目标。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是亚伦·贝克和阿尔伯特·艾利斯从斯多葛派那里拿来的技巧——通过改变你的习惯性信念而改变你的情绪。但是塞利格曼加上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美德，或者叫“性格力量”，所有人类文化都赞同这一点。塞利格曼坚持认为，科学能够用调查问卷来量化一个人拥有这些力量的程度，接着可以用它来帮助人们提高这些性格力量。所以积极心理学不仅是教授快乐或积极的情绪，而更是如塞利格曼在采访中对我说的那样：“……感兴趣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美德，是希腊人所说的幸福。”
1701696215
1701696216 这便是积极心理学的新的文艺复兴——用现代经验科学检验古代哲学，创造“一个经验上合理、容易理解、吸引人的幸福生活观”。积极心理学家以他们的宣传和调查问卷为武器，告诉我们什么能令我们更幸福、更强壮、更坚韧。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提案——谁不相信科学？谁不想变得更幸福？塞利格曼显示出了他吸引资助的天份，有私人资助机构如坦普尔顿基金，也有来自学校、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资助。一些公司如销售鞋子的Zappos接受了积极心理学，并向员工教授它。政府也开始对积极心理学的传播提供资助，比如英国政府花钱让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设计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性项目，教中学生“情绪恢复”。2009年，塞利格曼中了头奖，五角大楼给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张1.25亿美元的支票，让他们给所有的美国士兵上坚韧课，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过。这是塞利格曼所说的新的“幸福政治”的第一步，政府出钱向公民教授人类成长的科学，就像美第奇家族用他们的财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传播柏拉图哲学一样（塞利格曼这样类比）。幸福政治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2011年底，在欧洲濒临金融崩溃的边缘时，欧洲议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向200位世界领导人赠送了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还附上一封信，呼吁他们在2012年把幸福当作主要的政策焦点。他写道：“积极思维不再是讲给流浪汉、空想家和永远天真的人的理论。积极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关心生活质量。现在该让街道上的男男女女了解这种知识了。”
1701696217
1701696218 超越多元主义？
1701696219
1701696220 好像西方社会正在超越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回到接近中世纪天主教世界的政治观，那时欧洲团结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人类成长的目标之下。政治家不是让教士和神职人员，而是让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指导我们过得幸福。塞利格曼是一位科学家，积极心理学说它自己是客观、道德上中立的科学，这让政府得以向它的公民宣讲一种幸福生活观，同时还声称他们不是道德上的家长制统治者。塞利格曼坚持认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哲学。它“不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它“不是一种道德理论。它不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他说，积极心理学描述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不指定它。塞利格曼坚持说，积极心理学没有提出一种幸福生活的模型。他提出，有五种不同的幸福版本，他称之为PERMA：Positive emotion，积极的情绪，或者在伊壁鸠鲁学派的意义上是感到快乐；Engagement，充实，或者说感到沉浸于一种活动；Ralationships，人际关系；Meaning，意义，或者说感到你在为一种有价值的更高的事业做贡献；Achievement，成就。他说，自我实现的这五种版本可以科学地加以测量，幸福生活也许是这五种幸福的某种组合，但谦卑的社会科学家不会告诉我们哪种是最好的。所以积极心理学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它只是测量什么样的引导能够带来这些自我实现的类型。
1701696221
1701696222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积极心理学是如何教孩子和士兵的，你会发现它非常带有规定性、强迫、说教，比如每一个美国士兵都要上的“全方位士兵健康”课。这种课程有许多受欢迎的地方——它教士兵斯多葛派的这种观念：理解了我们的信念和解释外界事物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能变得更坚韧。但它还努力教授“乐观思维”，这种思维包括不责怪自己犯下的错误，要因为成功而得到赞扬。这不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内容，也不是斯多葛派的教诲。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观念——它训练我们事情顺利时得到表扬，事情搞砸了时逃避责任。同样误导人的是，塞利格曼声称，调查问卷能够量化我们的生活多么有意义，我们拥有多少“性格力量”。现在每位美国士兵都要做许多塞利格曼设计的程序化的问卷，它们被称为全球评估工具。士兵们用0~7分的分值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然后计算机给他们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甚至他们的精神健康打分。如果他们得分太低，电脑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框说：
1701696223
1701696224 “精神健康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困难的领域。你可能缺乏意义感和人生目的感。有时，你很难理解你和你身边其他人经历的事情。你可能没感到跟某种比你更强大的事物的联系。你可能会质疑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无论如何，你是谁、你做什么很重要。要做一些事情来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和目的性。改变是可能的，相关的自我发展的培训是有效的。”
1701696225
1701696226 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机械的思维方式——中世纪的教士被装有关乎人类精神文明软件的电脑给取代了。注意，质问“你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成了精神虚弱甚至生病的标志——我们远离了苏格拉底和斯多葛派的思想，更接近天主教的思维方式：任何对官方幸福道路的背离都是疾病甚至异端。一些士兵认为它无礼、侵扰他人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类似地，学校在教授积极心理学时，它是规定性的、简单化的。比如把积极心理学纳入课程中的威灵顿学院，提出了一个“10分幸福课”的安东尼·赛尔登校长说它“囊括了每个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命的孩子和成人都需要遵守的东西”。这所学校的幸福课老师伊安·莫里斯说，他觉得学生“没有多疑癖”。但这真的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难道幸福课不该训练学生的怀疑精神吗？
1701696227
1701696228 我不反对学校和军队向年轻人传授道德价值观，但是我反对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教给他们。支持成长科学的经验论通常是经不起推敲的，它粗鲁地干预人的性格。积极心理学家真的认为快速的程序化问卷能够准确地量化一个人精神上有多健康、他们有多么幸福吗？你可以问一个人他认为他的人生多么有意义或者多么道德，但是谁会说他们的回答是对的？你可以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在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而做贡献，但是这并不能让你知道他们参与的事业是不是真的崇高。问卷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但它不能告诉你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塞利格曼本人拼命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努力保护他的科学信誉，他坚持说，一个人也许在积极心理学的成长测试中得分很高，但他仍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举本·拉登为例，说拉登可能会在PERMA测试中得分很高。但如果本·拉登符合你的幸福模型，那么这个模型肯定在哪儿有严重的错误。
1701696229
[ 上一页 ]  [ :1.701696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