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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努力把古代哲学变成科学的危险。有一种很有害的说法说，你可以“证明”某种幸福生活模型的可信性，所以人们就不必再争论它或同意它。如果政治家轻率决定，因为研究证明了它，这种科学就应该立刻传播给大众，通过自动化程序和事先写好的剧本灌输到公民的性格中，这样的主张就会变得很危险。它标志着技术官僚、科学专家的胜利，但付出了实践理性、个体自由和选择的代价。塞利格曼及其政治上的支持者如此热衷于建立一种“客观的科学”，热衷于避免道德家长制的指责，以致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忽略了我们的道德判断、道德争论和自由选择的幸福生活模型，而被忽略的这些东西是人类充分发展相当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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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心理学的不稳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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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积极心理学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赞同它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传播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技巧，以及用经验科学检验这些思想。这真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程。道德哲学如果没有经过实证研究，就会像是钵中之脑，被切断了跟真实世界的联系，但是没有道德推理的纯粹科学的幸福生活模型就像无头之鸡。我们应该抵制这种想法：我们可以在排除道德争论和公共思考的情况下得到某种被证实的科学的幸福生活方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一个学科允许的限度内追求该学科的精确是受过教育的标志。”如果我们太急于向整个社会传播一种自我实现的版本，使它自动化，灌输给民众，最后我们给出的将是一种简单化、倒退的、侵扰民众的、有害的幸福生活的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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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努力加以说明的是，古希腊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不止一种，而是好几种幸福生活的模型。它们都遵从苏格拉底传统的三个步骤——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养成新的思考、感受和行为的习惯。他们也都赞同第四步：哲学能帮助我们过得更好。但是第四步在定义幸福生活、定义我们跟社会和神的关系时，他们走了不同的方向。这些哲学涉及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不同的价值判断。科学能“证明”前三个步骤，这总体上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伦理学确实好像符合我们的天性，也许政府可以向孩子和青少年教授基本的苏格拉底式认知行为治疗技术。但是科学永远都不能证明第四步。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哪个幸福生活的模型是好的，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肯定上帝是否存在，是否有来世，人的存在是否有超验的意义。科学也不能证明对世界的哪种情绪反应是健康的、恰当的。你的配偶去世后你悲伤多久才是恰当的，这不是一个科学能够客观地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文化和哲学问题——以及一个人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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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政府想在中学、大学或成人教育中心教授“幸福生活”（我认为它们应该这么做），那么我建议它们教授前三步，以及第四步中各种不同的道德进路，而不是把它们倒进一个酒杯里，搅和，直到它们失去它们的棱角、差异，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辩驳。我们要使人们能够考虑幸福生活的多种进路，然后去实验、创新、自己做决定。不然教育的过程就太消极了：专家用勺子喂幸福的艺术，大众跪下来咽下去。我不是自大地认为这本书中呈现的幸福生活模型已经详尽无遗了。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学派都分享了一些基本的苏格拉底式的假定和价值观。具体地说，他们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幸福生活是理性的、自我控制和自足。这可能是对幸福生活问题的部分回答，但这不一定是全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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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让·瓦尼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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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米诺的第一个晚上，我与大约200位朝圣者一起，住在潮湿的比利牛斯山龙塞斯瓦耶斯一个教堂的大厅里。我记得我坐在我的床上，以书掩面，被迫跟这么多陌生人挤在一起，让我有点儿不适应了。我习惯于拥有自己的空间。那天晚上，我前往唯一的餐厅，被告知跟其他朝圣者坐在一起。我就跟一个叫赛伦的爱尔兰年轻人坐在一起。我们开始聊天，我告诉他我在写这本书。赛伦对我说，朝圣完之后他要去跟一位哲学家一起工作，那个哲学家叫让·瓦尼埃，他在法国建了一个团体，在那里志愿者们跟智障人士一起生活。瓦尼埃最初在大学里研究亚里士多德，后来离开学院，建立了这个团体，叫“方舟”。最初他和他的一位朋友与两个智障人士一起在1964年创建了这个团体。慢慢地，这个团体变大了，今天在全世界35个国家有150个“方舟”。对此我感到好奇，朝圣完之后，我联系了赛伦，去了法国的特罗斯利-布勒伊，赛伦在那里的一个房子里要跟五位志愿者和六位有智力障碍的“核心”成员一起生活一年。我看过一些国营精神病院的状况，那里的状况令我眼前一亮，有严重障碍的核心成员被当作人来对待，被认为值得尊敬、照顾和关爱，他们与有时在那里住上一年的志愿者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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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瓦尼埃还住在特罗斯利的同一所房子的一个小屋里，他太高大了，就像一个住在小屋里的和善的北极熊。他已经83岁了，是一个在国际上很受尊敬的人物，但是他的生活很简单，人很平和，我可以感觉到，他跟我见过和采访过的大师不同，他不虚荣，不需要被关注。他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登门跟他讨论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还是给了我很多时间。我问瓦尼埃希腊哲学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社会真正的灵性或生活方式的基础，他回答说：“亚里士多德理解我们对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深深的渴求，理解友谊的重要性。但是，他显然是一位精英主义者。他把人类定义为理性、自由的希腊男人，这太狭窄了。根据这个定义，野蛮人不是人，女人和小孩也不是真正的人，有智力障碍的人更不是人。”瓦尼埃指出，古希腊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学，都倾向于追求完美理性和完全自足的理想。连强调友谊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性美德的亚里士多德都将人的定义界定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一种超人，不需要任何人。斯多葛派提出了一种圣人模型，这种人像是一个不会受到伤害的理性堡垒。现在，这种理想还有一些价值：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学会自己站立，学会独立自主，认识到我们不是必定需要那些我们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会变得过于独立，会有太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结果变得孤独、与他人隔绝。瓦尼埃写到过，孤独是我们的时代最大的疾病，它部分源于我们羞于承认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容易受到伤害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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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会认为“方舟”里有智力障碍的居民是低于人类的。但瓦尼埃说，“方舟”的志愿者从核心成员那里学到了他们共同的人性：“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弱小，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都很脆弱，但这没关系，这是人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接受我们的弱小和脆弱，这在今天的社会极其困难，因为现代社会特别强调能力、效率、强大和独立。”瓦尼埃的哲学很接近于托马斯·阿奎那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把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理性跟更像基督教对我们的有限性的谦卑和同情结合了起来。希腊哲学过度强调了圣人超人般的独立于世，瓦尼埃的哲学以相互结识、建立联系、真正的友谊和爱为基础。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是使人们建立相互关系的社会，不是告诉对方去做什么，不是去证明我们优于对方，而是去思考我们共同的人性，去创造友谊，通过一起进餐、一起生活、一起跳舞来庆祝生命。希腊哲学中没有多少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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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本比一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版本小很多。它不努力去创造一个政府资助传播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幸福生活模型。瓦尼埃说，它是“很小的群体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么做的——跟残障人士在小群体里生活，表明他们也是人”。他说：“我更认同村落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太大、太技术化的危险，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不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相反，他和“方舟”的其他成员在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以结识为基础。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结识。跟另一个人结识不仅揭示我的优点，也揭示出我有缺点、遇到了困难，我需要你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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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哲学来说很激动人心的时代，旧的信念和结构在解体，个人和政府在寻求可以带至社会的共同的幸福生活观。政府又相信它能使我们变得更幸福、更聪明，相信它能构建一个西蒙·詹金斯所说的“快乐国家的基础”。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哲学团体只有在很小、很亲密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形成。幸福政治最后可能会变得机械化、工具化，用程序性的问卷调查，赋予幸福专家太多解读的权威，结果却是以公民独立自主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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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古代的幸福生活思想和现代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政治。这将使我们认识到，幸福不只是一个能够客观地加以定义、确定，用经验科学去测量的概念，果真如此的话，世界会成为一个更加无趣的地方。我们应该探索幸福的多种哲学进路。我们应该把公民当作理性的值得平等地与之交流成年人。我们应以实践理性平衡经验主义，以对价值和目标的考量平衡工具化技巧，以人为平衡科学。世界上存在着不仅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版本，而是多个。不是强迫大众追求一种官方的幸福目标，而是一群朋友在追求幸福时相互帮助。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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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尾声 思考死亡，就是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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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戴利1978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时年17岁，2008年退役，去过贝鲁特、格林纳达、巴拿马，参加过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在为美国战斗期间，他五次负伤、撤离。他经历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情形是2004年11月在伊拉克的第二次费卢杰战役，在那里发生了自越南顺化战役以来美军经历的最激烈的巷战。2004年一年中，伊拉克和其他国外反叛武装在这座“清真寺之城”构建了坚固的阵地，在全市范围内布置了狙击手和路边炸弹，准备跟陆战队决一死战。五角大楼认为该市已经成了大约5000名基地武装分子的据点，为首的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领袖扎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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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陆战队开始进攻，行动代号为“破晓行动”。美军首先乘坐布拉德雷战斗车辆开进，然后陆战队队员在大炮和重武器的掩护下步行跟在战斗车辆后面。他们从该城的北侧入城，一座房屋一座房屋地向南推进。汤姆说：“我愿意把费卢杰描述成像是在开一辆车，接着这辆车压到了一块冰，车开始旋转，失去了控制。所以你就往一侧打方向。这是本能的反应。这种情况很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你会死掉。我老实地告诉自己，在那险象环生的情况下，人人都会随时死掉。有时，为了集体的利益，你得去冒险，或者把别人送入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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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27岁时接触到了古代哲学，他拿到了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由此汤姆发现了马可·奥勒留，读了他的《沉思录》。他说：“我喜欢的一点是，他是一位士兵。我喜欢的另一点是，这本书是他写给自己看的，不是写给大众看的。他是在努力弄清如何安排他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人们应该以行动来说明该如何生活，而不是通过强迫他人相信你相信的东西。”汤姆最近去伊拉克和中亚其他地区执行任务时，随身带着奥勒留、爱比克泰德和塞内加的书，一有空闲就读。他说哲学思想和技巧能赋予他应对险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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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是我接受斯多葛派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服役的人、打仗的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想打仗，他们不想这样。他们知道，这与电影里的不一样，没有任何荣耀之处。他们只是在干一个活。有时你会处于你不喜欢的情境，但是你要干活。大部分士兵都会抱怨。我努力不去抱怨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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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2008年从海军退役，回到妻子身边，回到他们刚买的新家——有5.6英亩，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附近。他说：“我想回来定居，过平静的生活。我一直在与网上的斯多葛派群体一起做事，我希望它继续扩大。”但是汤姆的计划没能实现。在采访的最后他对我说，昨天他发现他长了一个脑瘤。他说：“医生昨天跟我确认了。我还没告诉我妻子。我将在圣诞节过后告诉她（采访是在12月22日），我不想毁掉她的圣诞节。她可能不希望我向她隐瞒，但事实就是如此。医生希望尽快给我做手术，应该是在明年一月的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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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惊呆了，对他说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难过。我问他作何感想。他说：“哦，不是你想听到的那样。我一直在想这个家中如果我遭遇什么不测，我妻子的生活有保障吗？不过实际上，抵押贷款上过保险了，所以如果发生意外，我妻子能留住这套房子。”我问他肿瘤有多严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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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从医生那里得到直接的回答。我去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几次，有好几次我都可能被击中。在服役过程中我五次负伤，但我依然从不相信我会在那样的情况下死掉。这次的情况不一样。一个不同是，现在不会立刻死掉。我也知道我的身体可能会受到损伤。我已经丧失了一些语言能力，记忆也出了问题。我的一个朋友2007年去世，几乎是跟我一样的病。他12月做的肿瘤手术，到第二年8月就去世了。所以我可能只剩大约6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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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问他对死亡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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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分觉得，这就是你的命，像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一样。另一部分想，医生也许可以帮我。马可·奥勒留说过大致的话，你可能只剩一天了，或者还剩十年，但是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候离开人世。这不是勇敢，只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从统计学上来说，情况并不妙——如果历史上所有人都死了，那么很有可能它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希望不是明天，但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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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来世吗？”他说：“我想有，但也可能没有。马可·奥勒留也说过，‘如果存在上帝，那令人感到安慰。如果我们只是原子，那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如果存在上帝，我可以肯定他会理解我的想法，以及我为何那样想。”患病的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了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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