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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课外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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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改进自我的动力来自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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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附录中，我想回到第一章，进一步挑战一下苏格拉底和他的后继者在评价人类的理性时过于乐观的问题。苏格拉底提出，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能够改变自己，能够通过每天练习哲学而变得更聪明、更幸福。这是古代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最核心的理念。但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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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过去20年间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批评。丹尼尔·卡尼曼、约翰·巴奇和丹·艾瑞里等心理学家认为，虽然人类确实拥有意识、自我反思和理性选择能力，但这些能力很有限、很弱小。这些心理学家提出，人类拥有两套思考系统：有意识的、理性的、缓慢的系统，以及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快速的系统。我们用自觉-反思系统完成更高级的任务，如数学、为将来制订计划、谈判和情绪控制。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使用自动-情绪系统，因为它更快，消耗的能量更少。卡尼曼、巴奇、艾瑞里等人已经证明，我们的思考有很多是自动的。许多情况下，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时，我们其实是在听从自动无意识的暗示或偏见。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的意识系统以为它在掌管，但其实不然。它不是我们的灵魂的舵手，更像是一个无助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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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完全赞同。古希腊人也会赞同。他们当然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拥有完美的理性、自主的动物。柏拉图坚持认为，我们的心灵中有理性和非理性的系统，非理性系统通常处于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认为，他提出，我们的心灵非理性的部分“打击和抵制”理性的部分，以致当我们的理性想往这一边走时，我们非理性的心灵把我们拉向另一边。爱比克泰德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都完全是非理性的。他对学生说：“我们是随机的、轻率的……某种印象涌上我的心头，我就立刻按照它行动了。”苏格拉底虽然比他的后继者更加乐观，但仍然坚持认为大部分人终生都是在梦游，从未停下来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古希腊人对未经训练的人性非常悲观，但是他们表达了谨慎的乐观，认为人类在做出反应时可以被训练得更理性、更清醒、更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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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说过，这涉及心灵两套系统的双层运作。首先，你可以用苏格拉底式的询问和记日记等技巧，把你无意识的信念和反应带进意识。然后你用记忆、重复、榜样等技巧，把你新的理性的洞见变成无意识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所以哲学跟意识—反思系统和自动—情绪系统一起工作。它使有意识的变成无意识的，使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它还会使用文化——大部分希腊哲学都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哲学团体甚至哲学社会，把观念变成集体的社会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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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计划？我认为不是。它是认知行为治疗的基础，认知行为治疗对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家如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巴奇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无意识自我交谈的研究，提出了后来的心理学家仰赖的自动心灵的概念。认知行为治疗已经证明，人们可以学习如何意识到他们不假思索的信念，并学习如何理性地挑战这些不假思索的信念，然后养成新的不假思索的信念和习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能够学会以另一种方式思考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对世界做出反应，由此克服抑郁和社交焦虑等情绪障碍。对此，我有亲身体会。我在采访时向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阐述了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他们好像都同意我的看法。卡尼曼说：“说到认知行为治疗，没错，显然人们是可以被训练的，系统（自动—情绪系统）能被改进。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学习、在适应。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让情绪反应改变的方法。这确实是可以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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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能够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克服导致抑郁和焦虑的认知偏见，却不能克服卡尼曼和艾瑞里在实验室实验中发现的经济学上的偏见呢？我认为，这取决于这样的偏见会让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卡尼曼、巴奇和艾瑞里考察的是在实验室中做出的决定，受试者被问的是数学问题，或者假说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一次次地犯同样的认知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使他们在个人成长方面付出任何代价，不像那些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焦虑、愤怒、酗酒的认知偏见。如果你的认知偏见会令你的脾气变得很差，继而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那么这种偏见真的会令你在个人成长方面付出代价。类似地，如果你习惯性地误解你爱人的行为，使它们符合嫉妒“叙事”，因此不停地疏远你的配偶，这种认知偏见在让你付出代价，你就会有强烈的去改变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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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我认为人类确实有能力去纠正他们的习惯性认知谬误，如果这些谬误既是错的，又破坏了他们的个人成长。但这很困难，需要大量的精力、努力和谦卑（没人愿意承认他们是错的）。所以只有在真的必要时，人们才会这样做，当他们当前无意识的自发反应明显在伤害他们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这说明情绪对哲学修炼来说很关键。我们只有在有动机、有改变自己的情绪推动力时，才会动手去改变自己，这种情绪推动力可能源于人生中的危机和我们的人际关系，源于我们的理性告知我们说我们目前的人生轨迹错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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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附录二 有趣有用的苏格拉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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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有限普遍主义”，认为苏格拉底及其继任者提出的情绪认知理论（苏格拉底传统的步骤一、二和三）符合人类本性的生物学事实，不管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特殊。但是，我还一直努力说明，这一传统到了第四步，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时，就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认为所有的幸福生活理论都是客观真实的，应该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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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的读者可能会对我的主张中的有限普遍主义、本质论和非历史主义提出异议。我真的认为苏格拉底的传统符合，一直符合、将来也会符合人性吗？这不是把西方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强加到无数种人类经验上吗？我会做出三点答复。首先，我的理论并不全是非历史的、普遍的，我并不认为苏格拉底式的对情绪的看法适合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文化。苏格拉底代表了西方文化中晚近才出现的后万物有灵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是一种转变的标志，以前，像万物有灵论者一样，人们把人的激情理解为精灵们引起的体验，从苏格拉底起，人们把人的情绪理解为个人自己的信念的产物，它是人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一时刻是自我和个体责任的诞生。在万物有灵论文化中，情绪障碍被外在化，被归为精灵的作用，治疗方法也被外在化，要由萨满来执行。在后万物有灵论文化中，情绪障碍被归结为个人自己的信念，治疗方法由他自己来执行，或者由他自己跟心理治疗师一起执行。这两种办法也许都有效，把后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输入到万物有灵论文化中并不一定合适。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式传统不是普遍的、非历史的，而是出现于人类进化的特定阶段（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只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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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拉底式的传统本身是历史的，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雅典人的斯多葛派不同于罗马人的斯多葛派，后来的每个年代都形成了它自己版本的哲学——苏格拉底传统下的其他哲学流派也是这样。这些版本可能都遵循了苏格拉底传统的前三步（人类能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并养成新的思考、感觉和行为习惯），但是它们将会依照个人的性格和时代的环境，在第四步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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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格拉底式方案依赖的情绪认知理论不只出现于西方哲学中，所以我认为它并不全是西方人的建构。在其他哲学传统中，尤其是佛教中明显能看到它。《法句经》的第一页上，佛就说：“他骂我，他打我，他击败我，他抢我——怀着这种想法的人将永远带有恨意。”佛教好像还跟斯多葛派一样有圣人理想，把自己变成抵抗激情的堡垒：佛说圣人“把自己的想法变得像堡垒一样坚固”，马可·奥勒留也说要撤退到心灵的内部堡垒中。这两种传统都说，我们应该把自己从对外界事物的依附和厌恶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做到平静、仁慈。这两种传统都强调要警觉、守护你的心灵，不要被自动的情绪反应冲昏头脑（这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题）。但是佛教值得赞扬的是发展出了一个一整套提升心灵技巧武器库，其广度是古希腊人没有意识到的，虽然他们表示灵魂的词pneuma也有“宽度”之意。许多现代斯多葛派在练习时冥想，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人和佛教徒的治疗技巧在认知行为治疗中有一致性。伊壁鸠鲁派以及斯多葛派专注于当下的技巧，以及“不要提起已经结束的痛苦”，佛教中都有对应的说法，尤其是禅宗。怀疑论者超越一切心灵建构的技巧在东方哲学中也有共鸣——实际上，皮浪就是在跟亚历山大大帝一起去印度时萌生他的怀疑论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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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教和苏格拉底传统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同情在苏格拉底传统中不是主要的角色，而培养同情心是佛教传统的重要部分。佛教本来是一种僧侣哲学，鼓励其信徒脱离社会，建立他们自己的宗教团体——这跟斯多葛派不同，斯多葛派的追随者积极参政，但跟毕达哥拉斯派类似，他们像佛教徒一样相信转世。最后，佛教努力要做而古希腊哲学家从没做过的是，把其信仰和神话、仪式、大众节日结合了起来，因此佛教今天仍然是一种大众宗教、一种活跃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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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看到赫拉克利特和斯多葛派的逻各斯类似于道教的道。赫拉克利特和老子大概是同时代人，他们都说到对立统一的神圣的自然法则。他们都提出，圣人超越了二元对立，使自己跟自然的兴衰和流变保持一致。二者都提出，圣人应该脱离政治，隐居起来。老子在中国思想中的强大对立者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类似：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强调，使美德成为习惯能完善我们的本性，他们都很乐观地认为政治和哲学能够携手令大众更幸福。中国政府对孔子的复兴和幸福政治的接纳，类似于西方政策制定者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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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典籍中都有人努力把他们自己的传统跟苏格拉底传统结合起来，如犹太教中的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伊斯兰教中的肯迪、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世德；以及基督教中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些宗教中都有人批评苏格拉底传统对人类理性太过乐观，相信尘世幸福的可能性。圣约翰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既是哲学家又是预言家。我们可以比较他传递的“天国在自身”这一福音和苏格拉底的使人们认识自己。耶稣所说的房子建在磐石和沙子之上的寓言也让我们想起马可·奥勒留的命令：要像被波浪冲击的山崖，稳固地挺立。中世纪的基督教赞颂斯多葛派，把塞内加奉为圣人，斯多葛的上帝之城的概念影响了基督教，尤其是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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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耶稣好像认为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在迈向善恶之间的最终决战。他显然也相信魔鬼，撒旦是被派来考验人性的。这都跟希腊哲学乐观的理性有着很大差别。耶稣的门徒，从圣保罗起，表现了对学习的敌意，这种态度在狂欢式的反智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顶点，如洗劫亚历山大图书馆，杀害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希帕蒂亚（公平地讲，罗马人，包括马可·奥勒留，都曾杀害基督徒）。虽然基督教跟斯多葛派一样，以为人类都是手足，但仍保留了《圣经·旧约》中的好斗的部落特征：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是通往天堂唯一的大门，那你就永远待在地狱。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但是我认识到，论创建精神团体，用集体灵修、神话、仪式和节日把这个团体凝聚起来，鼓励慈善活动，基督教把希腊哲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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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我认为情绪认知理论符合我们的生物本性。因此，苏格拉底传统，包含许多有趣的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自我转变和社会转变观念与技巧，对许多文化来说都可能是有趣的、有用的。然而，对苏格拉底传统也有一些有效的批评，比如过于强调自足、理性的个人，缺少同情和慈善观念——我在本书中已经批评过了。实际上，西方哲学中有一个跟苏格拉底传统完全相反的传统，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附录中考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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