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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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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你知道吗，到你真正买得起的时候，你就不想要什么东西了。孩子，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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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任何值得争取的成绩都会以某种方改变你，直到使你不再重视你的成绩。我若靠着某种奇迹，真的完成了这次马拉松比赛，我就要去迈阿密南滩吃一顿早午餐——喝掉满满一桶“莫吉托”鸡尾酒[10]，以示庆祝。但我敢向你保证：到了吃晚餐的时候，我最初的满足冲动就会被烦躁取代。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哦，我毕竟跑完了它，而且是在被大大缩减了的训练计划之后——我是说，那种训练会有多难呢？接着我想到了“吉斯100英里赛”[11]，从基拉高岛出发，到基维斯特岛[12]，时间在5月份。我又想到了拟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举办的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赛事。但其目标不是做成事情。那个想法会使你误解一切。我不需要一大堆长跑赛奖状，好让我把它们挂在起居室的墙上；我也不需要奖章或皮带扣，好让那些东西告诉人们：我跑过这个比赛，我跑过那个比赛。那么，知道自己跑完了某个比赛后产生的满足感呢？我甚至也不需要它。至少对我来说，获取成绩就是一个使我的所获不再重要的过程。我跑步不为了任何事情——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为了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当然，我必须取得成绩，才能让获取成绩的过程改变我。但获得某种东西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跑步是因为我想被改变。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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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中年危机的另一种思路，是把它看作一种找回青年时期自由的尝试。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至少错在了一个关键方面。长跑与自由有关——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是青年期的那种自由。传统的中年危机，以耐力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危机，都以各自的方式与自由有关。但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它们的确有一处关键性的不同——是它们对自由的理解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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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参加的快速体育运动中，如橄榄球、板球、拳击和网球，身心的区别最小。那些耐力运动中，投掷物、别人的双手或整个身体都会袭击我，或是故意的，或是恶作剧，身心之间没有区别。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些运动中，我就是我那个有生命的躯体。有时，我甚至在做完某个动作之后才知道做了什么。我还记得我打得最好的一场板球赛。我面对的是布里斯托尔[13]兰斯当板球俱乐部的一个快速投球手。他像是把球发到了背面区。我双脚并拢，想把那个球打回背后外野，但那是个长球，最后出界了。该我开球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向前迈了一步，还是后退了一步，但是我很准确地把球打了出去。球像子弹一样落在了背前野线上。我想，那是我唯一一次成功地打出了完美的斜后方击球，那是板球教科书上最难打的球。那多少有些偶然。一直到做完了那个动作，我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一刻，我本身和我所做的事情之间毫无区别：我用我的动作体现了我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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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认为：自由就是行动与必然相一致。同理，道家也把自由界定为“无为”：以不行动为行动。在快速体育运动中，你“全神贯注”时，就是在以不行动为行动。你所做的完全符合情势的要求。你的行动与必然相一致，你做了必须做的。这几乎就是我15岁时无意中做过的事，那时我在板球场上最自由。斯宾诺莎的观点若是正确的，那么，那一刻我也许是再自由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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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年危机与自由有关，但那是一种特殊的自由，涉及如何逃避成年人生活的种种忧虑，那种生活会慢慢把你碾作尘埃。但这种形式的逃避却想复制青年期的自由。这种自由完全与青春相关，其形式就是更年轻的女子和由跑车体现的速度。这种自由涉及逃避老年期：它涉及复制青年期快速运动的自由。这是一种生命的自由，恶作剧般地朝你袭来。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自由，来自行动与必然相一致的自由。长跑体现的自由大为不同，它不是斯宾诺莎的自由，也不是青年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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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的自由打破了身与心之别。其实，斯宾诺莎只把心灵和身体看作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长跑的自由中，身心之别往往被增加，而不是被抹掉。至少对我来说，身心对话总是以同一种方式开始。我为参加这次比赛训练时，长跑的前半期常常是从老文化路开始，从西南152街跑到西南104街。我跑向120街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跑到104街就行，然后你可以走一会儿。”但是，这个“我”是谁？是什么？这个“你”又是谁？是什么？谁允许谁这么做？受苦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心灵常会提出一些鼓励，提供一些鼓舞士气的话，但从根本上说，能使我跑到104街的正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看上去一定像是我的心灵允许我的身体去跑——我的身心若无区别，又怎能如此呢？这个直觉，促使17世纪哲学家、数学家、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开始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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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认为，身体（他有意地让身体包括大脑）是一种物体，仅仅在组织细节上有别于其他物体。但头脑，或曰心灵、精神或自我（笛卡尔放心地认为，这些叫法可以互换）却大不相同。头脑是非物质的东西，由不同的物质构成，那些物质遵循的运作规律和原理与物质对象遵循的不同。作为其结论的观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一个是物质的身体，一个是非物质的头脑。笛卡尔关于头脑的观点很可能不正确。尽管如此，长跑最明显的自由却还是笛卡尔设想的自由，而不是斯宾诺莎设想的自由。脆弱的正是肉体。在长跑中逐渐增加距离，这是头脑的一种能力，即向身体撒谎，并使身体信服。我跑到104街时，必须继续跑。我必须保证我的身体仍然能以我确定的稳定速度，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成功的跑步精神有时必定是一种不诚实的精神。耐力的核心是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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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的自由所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某人对自己的身体撒谎，并似乎由此表明了（但也许是错误地表明了）身心之别，笛卡尔所说的这个表现，还只是自由的第一种表现，第一个方面。有待揭示的，还有一种肯定更加有趣的表现：我的一位老友（我们今天将要见面）认为我的那种表现已经够久了。但是，即使不愿支持笛卡尔关于身心关系的总体观点，说青年期的自由抹掉了身心之别，长跑的自由强调了身心之别，这似乎仍然是正确的。斯宾诺莎的自由是青年期的自由。对笛卡尔的自由，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怎样表述它的特点呢？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说过，做哲学家就是学习如何去死。西塞罗是二元论者，其理论与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致相同。头脑（或曰精神）是一种非物质实体，肉体死后，它依然活着。西塞罗认为，哲学家知道如何去死，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西塞罗认为头脑在人体死后仍然活着。长跑者知道怎样跟头脑一起消度时光——无论头脑是否能战胜死亡。长跑不是逃离老年期，而是跑向老年期。长跑远不是危机感的一种表现，而是承认一个人生命中已经达到的那个点。因此，长跑的自由便似乎是年龄的自由。长跑的自由远不是找回青年期的自由，而是宣示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由，也许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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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在珊瑚阁。我见到了几个男人，都是当地的政治家。此刻，他们正用一个传声很不清楚的扩音器讲话：“你们为这次比赛训练了好几个月，你们错过了午餐，你们错过了晚餐，你们错过了一些会议……”是啊，我希望我曾如此。我继续思考一些问题，以使我不再为自己参赛准备不足而忧心：我继续思索中年危机，思索跑步的理由，它们能解释我为什么非参赛不可。我认为，长跑体现了一种自由，但不是青年期体现的那种自由，至少不是我的青年期体现的。因此，长跑便几乎不是为了找回青年期的自由。不过，“找回自由”这个思想中还是有某种东西，其正确性和重要性震动了我。我想到，长跑涉及尝试找回我青年期的某种东西。但我又想到，长跑想找回的并非自由，它想找回的是知识。这就是我一直都在设法确认的那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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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知道某件事，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把它忘了。我不但忘了它，而且必须忘了它——遗忘是做人这个伟大游戏的一部分。我以前懂得价值。当然，我那时并不知道我懂得，但我毕竟懂得。我陷入了成长的游戏之后，起初并不知道这种“遗忘”中让我损失了什么。但我慢慢地感觉到了这个损失，后来也品尝到了它：先是一种骨头里的刺痛，接着是一种血液里的酸痛。长跑带回了我曾一度懂得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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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是哲学家的人认为，哲学家大多都用很多时间思考生活的意义。但这恰恰是哲学家们不做（或不再做）的事情，而这是历史性讽刺的又一个例子，三百年来的哲学发展史上，经常出现这种讽刺。在比较安稳的时代，我们哲学家当中的一些人也许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往往是私下里思考。生活的意义，那是在比较简单的时代思考的事情。我们已经大大超出了那种思考。我们现在花时间思考的事情，任何没受过长期正规哲学训练的人都不可能理解。换言之，哲学被专业化了：这是把群氓挡在哲学门外的一种方式。正如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所说，一旦涉及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我们就都是业余爱好者。因此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便被抛弃了，这也许是因为缺少某种专业主义，在使哲学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道路上，哲学家们一直都力图实行专业主义。我并不是在支持此类说法中的任何一种，远非如此，我只是记录了它们。值得庆幸的是，以往十多年里，我感觉到了人们的态度正在转变，这个问题已不再一定是禁忌，即使对大多数地地道道的专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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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有意义，生活不是句子，因此生活没有意义。从前，哲学家们烦透了哲学的时候，便开始痛恨它，并设法摆脱哲学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它们。这些哲学家认为，“生活不是句子”这个命题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某个人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当然并不真的认为生活具有一个句子所表达的那种意义。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种提出另一个问题的方式：生活中什么重要？关于意义的问题就是关于重要性的问题。它指的不是语义内容，而是重要性。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是什么使生活值得去过？我该怎样生活？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问，其假设是，我的生活方式应当反映我认为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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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句问话暗示了一点：我们想找出一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事物，找出一个奇迹般的真理，从它的角度看，一切都有意义。但我们若换个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生活中什么重要？”这个假设就消失了。虚无主义者会回答说：什么都不重要。但我认为，真正自信的虚无主义者为数寥寥。一种更看似有理的回答是：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东西。生活中究竟什么比较重要，这也许因人而异。但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某个事物为什么重要——无论对你、对我或其他人都重要？什么是价值？说某个事物有价值，这是什么意思？这只是一种提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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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就是难点。哪怕只是看到有问题，也就有了哲学的难点和困难。对此的回答是：它们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极少是复杂得不可言喻的（或刁钻的）困难。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你一旦说出了关于哲学真理的问题，它们就再明显不过，乃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它们。我认为，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们的平凡根本不会使人们理解它们，这是回答哲学问题时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要理解一个哲学回答，你必须知道怎样靠你自己去解释它。为此，你需要看看它来自何处，需要理解该答案要回答的那个问题的力量和紧迫性，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些答案的引诱力，并且也许会在某一点上屈服于其中一个或多个答案。在这方面，哲学的回答完全不同于人类知识或考察的其他任何领域的回答。例如，若有人告诉我E=mc2，我也许会说：“多谢，我现在知道了物体包含的能量是其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要理解它，我不必知道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来的——我很幸运，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哲学的回答与此不同。你若不知道怎样解释它们，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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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若是关于人生的——关于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你就必须在你的人生中去感受这个问题的力量和紧迫性。对这些问题的其他一些解答的引诱力，对这些引诱力的屈服，这些都是你在你的生活中感觉到的和做过的事情，从本质上说，它们不在你的头脑里。你若感觉不到人生中的意义的问题——人生中的价值的问题——便不能理解任何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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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回答中，最终发现的并不是我们的心智。我们能够理解其价值的，正是我们的血和骨头。唯有去生活，你才能感觉到人生意义这个问题。通过生活，你会渐渐理解你在生活中将会遇到的事。你不是仅仅从智力上理解这一点，你用五脏去感觉它、品味它，感到它是一种骨头里的刺痛和血液里的酸痛。对“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告诉我们是什么拯救了今生——是什么使生活值得去过。要理解人生中的拯救，你就必须准确地理解把人生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你感到你正在变老时，感到你的血液变稀、变凉时，感到你的体力和智力开始下滑时，你就会理解这种拯救。若说生活有意义，那种意义就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某种“值得其所带来的麻烦”的事物造就的。正因如此，生活的意义（或生活中的价值）这个问题，才成了历来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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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对话《美诺篇》（The Meno）中，柏拉图教给了一个名叫美诺的奴隶男孩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一些定理。柏拉图指出，他并没教给那个男孩任何新东西，而只是帮那个孩子回忆以前知道、但被忘了的东西。柏拉图说，我们都生来具备这种知识，但因为出生的痛苦经历而把它忘了。他用“回忆”这个词表示这种回忆以往所知的过程。柏拉图认为，“回忆”的概念与毕达哥拉斯关于“轮回”的思想有关，我当然不相信那个说法。不过我想，逐步忘记一些最重要的真理，这种情况倒是真的。这种遗忘并不发生在我们出生之时，而发生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一个儿童都知道价值——他们知道生活里什么是重要的——虽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他们以儿童了解事物的方式知道它，而成年人会发现很难做到那种了解，因此不得不重新学习一切。我曾经知道价值。知道它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头脑，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知道。跑步使我再次接触了成年期容易失去的某种价值。跑步是一种回忆方式——它使身体回忆起了头脑回忆不起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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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跑时会体验到某种自由——花时间与头脑相伴的自由。长跑中也有某种知识，那种知识曾充满了我还年轻时的生命中的活跃时光。这是一种关于价值的知识，是一种关于生活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知识。我在长跑中发现的自由，并非体验到我能随心所欲。那不是摆脱束缚之后感到的自由。相反，长跑使我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我离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有多远。但还有一种自由，它与知识相伴，与确信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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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政治家的话讲完了。只听一声发令枪响，我们起跑了……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跑。我们前面有一万人，我们要花差不多十分钟才能跨过起跑线。在珊瑚阁，一位快乐的老先生一直站在我旁边。他告诉我，他的目标用时是两个小时——我的用时是他的一倍，后来我才知道：他跑的是半程马拉松，不是全程。他一下子脱掉了运动上衣，把它甩到了身后的人群里。他转过身子，观看此举的结果。在路灯的微光里，他看见那个被他的运动服砸到的人的窘态，便咧嘴笑了起来。你穿着衣服参赛，却并没打算再次见到它，也许明年能见到吧，你用这个办法保持对比赛的热情。人们纷纷大喊大叫，高声抱怨，甚至可能还有人用假声尖叫。我们向前移动。一开始拖着脚步走，然后慢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慢跑，宛如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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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的某一个点上（也许不能完全确定），我们会发现被我们看作对马拉松第一步感觉的东西。它是这样的：我迈出了左脚，此刻我发现自己在想，就这样开始了。它已经开始了。这是第一步带来的奇迹。迈出第一步之前，我外表平静，但内心却充满了疑虑。从心理上说，我在困惑和怀疑之间挣扎着。我的小腿肌肉能行吗？我能跑得远吗？我会丢人现眼吗？但迈出了第一步，我的所有疑虑就被确信带来的安心和平静冲刷得一干二净了。笛卡尔（以及他酿就的传统）认为，知道某件事情就是确信它，对它毫不怀疑。我们有时谈论“毫不怀疑”，我认为这个说法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自由与知识紧密交织。我迈出这第一步时感到的平静、安宁的确信，就是以经验的形式出现的某种知识。我若是受了斯宾诺莎的更多影响，就像我年轻时那样（何况，谁年轻时没受到过斯宾诺莎的影响呢？），我就很可能设法把这种理解描述为一种知识，关于事物为什么非如此不可的知识，关于事物来由的知识。但那并不全对。即使我迈出了这一步，我也完全知道事情并不是非如此不可。我的确信包含着一种理解，即理解“事物为什么应当如此”，而不是理解“事物为什么必定如此”。但“应当”却是一个价值术语，其作用是规定，不是描述。对“事物为什么应当如此”的体验，应当是对价值的体验，即体验什么是重要的。与此相关，这种体验暗含着理解什么是不重要的。怀疑和犹豫的恐惧一旦变成了平静、安宁的确信，就构成了价值体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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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迈出了第一步，就知道了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跑了多远，我都应当在这里。我在做我应做的事。我在长跑中发现的自由体验，其实就是体验了某种价值，我曾知道它，后来却忘了。跑步体现了对这种价值的担忧。第一步已经迈出。长跑开始了。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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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沿海城市，又译科勒尔盖布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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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约为32.2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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