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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情况不同了，世界变了。恐怕孩子们会开车去上学，回家后玩电脑游戏。我若生长在今天，会怀疑自己会不会去爬墙——成为“问题儿童”。世上有一种需要奔跑的男孩子——我不能说有一种需要奔跑的女孩子，但我无法直接看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本质区别。那种男孩子若是不跑，生活便会是一个令人痛苦、困惑的地方。我当年就是那种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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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达石山山顶，就必须头戴无线电天线杆，攀爬大约三英里很陡的山坡。我和布茨来到山顶时，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手表告诉我，我们用了几乎还不到半个小时。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当时我一定是弄错了。也许我们出发的时间比我记忆里的时间早吧？但无论事实如何，我们到了山顶后还是接着跑，因为我们从没想过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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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完全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危险。那里偶尔有些很陡的低洼处，还分布着几处不多的沼泽，因此你要当心。但我很了解这座山。我没带饮用水，因为这根本就不需要。你不会想喝溪水。山上的羊死亡率很高，你若喝了溪水，就完全有可能在小溪上游的水中发现一头死羊。但我知道哪儿有泉水，在那里，晶莹洁净的泉水会汩汩地涌出地面，十分神奇。我先喝，再让布茨喝：我可不喜欢尝布茨的口水。喝完之后，布茨和我接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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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想，这有点难为这只狗。布茨不再年轻了。它这时也许已经差不多八岁了，对大型的拉布拉多犬来说，这几乎可算是接近老年了[5]。但是，昨天的孩子们如今正用他们的生命跑步，他们的狗也是如此。我根本不担心布茨。夏天每个休息日的晚上，每逢橄榄球或拳击的比赛季暂停期间，我们都会去玩两三个小时的板球。手拿球拍。我朝车房的墙壁扔出一个球——坚硬、弹性好的球最为理想，布茨蹿出去，追上它，把它衔回给我。我脚下的草皮已被磨光，成了一片积满尘土的肮脏场地。那个球浸满了布茨的口水，粘着脏土，还有那面曾经白得发亮的墙，也在几年当中慢慢接近漆黑。每个夏天的傍晚都有两个小时的追踪，布茨追上那只板球，而只有天色已太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它才不情愿地被哄回屋里。布茨能整天地跑。而在这一天，我显然也能跑上一整天。我们跑着，踏着山上又细又长的草，踏着富有弹性的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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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小丘”——铁器时代一个堡垒的遗迹。它当年屹立在山上，守卫着那些小山，山脚下就是如今叫“纽波特”的地方。那个堡垒的所有遗迹，只是山脊上一个显眼的土堆，上面长着稀疏的草。我年纪大了以后，每当我回乡看望妈妈和爸爸，火车驶进纽波特时，我都会去“小丘”看看；后来我还开着M4型汽车到那儿去，让自己知道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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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转身往回跑，因为我们想不出不往回跑的理由。我们在山上过了一天，刚到黄昏，我们就到了家，正好赶上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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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去哪儿了？”我妈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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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山顶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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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心思补充一句说，我们已经跑了大半程马拉松。没过多久，布茨就缠着我去打晚间板球——趁天还不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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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方面，这一天预示了某些主题，它们将主宰我日后生活中的跑步。但在另一些方面，这一天则完全不同寻常。我回忆这一天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我是东格温特谷的海尔·加布雷塞拉西（Haile Gebrselassie）——埃塞俄比亚著名长跑运动员。但我其实并不善于长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无法相比。我也许年轻时用了大部分时光在很多地方参加长跑，但我那些朋友也都是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强得多。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参加越野长跑时根本不够资格，对长跑一无所知。那是学校每年一度的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越野跑，时间是在这次石山长跑的一两年前。当时说我是“运动员”（jock[6]），这也许不符合历史——那时这个说法尚未传到英国。但我认为当时我就是那种人，无论是否符合实际。我希望自己在这些竞赛中表现良好，成为橄榄球队的核心人物，成为板球队队长——我不记得那次越野赛的距离是多少了，不过我想大概是五英里吧。但是，那些瘦瘦的小男孩，有的我认识，有的我几乎不认识，但都不配给我系橄榄球鞋的鞋带，都从我身边飞跑过去了，而我却稳稳地站在原地。我跑到一半就放弃了，而那只是因为我们以为很多人都会中途放弃。结果，我对跑步渐渐爱恨参半。当然，我仍然随时都在跑。日复一日，我跑着上学，或者晚上和布茨一起在山上跑。我从没认识到自己是在跑步。跑步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尽力把跑步与比赛区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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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长跑比赛若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就会把它们与日常的跑步区分开。我不在乎短跑，这多半是因为我那时短跑还算不错。我那时是中学田径队的队员。“田径队”这个叫法也不大对：它也来自大西洋彼岸，似乎已不知不觉地渗入了我的思维模式。20世纪70年代，东南威尔士还没有“田径队”这个叫法。那时，学校若要在周末开运动会，某位体育老师就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罗兰兹，你跑得挺快。周六到体育场参加百米短跑赛吧。”我不喜欢周末在体育场外溜达，等着参赛，便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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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帕克西怎么样？他跑得比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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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周末不在，你必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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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兰有个体育场——鉴于整个库布兰的体育设备都很差，应当说，这个体育场的设备好得与整体状况很不谐调。因此威尔士的体育赛事大多都在这个体育场举办。所以我每年都要用两三个周末去这个体育场，但并不热心。我好像记得，我有一次拿到了威尔士15岁以下少年百米短跑决赛的季军——尽管我想，很多大卫·帕克斯[7]都没参加那天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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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大愿意承认百米跑是我的专长，而这只是因为没有比它距离更短的赛跑了。必要时我能一次跑两个100米赛，但从不跑400米赛——我认为，400米赛是专为最纠结的受虐狂们设置的。你必须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跑完400米！一个人怎么会享受这样的赛跑，我真弄不明白。其实，对我来说，就连100米跑都嫌太长。我是个“快缩先生”，坚持不了多久。起跑后最初5米左右我的状态最好，之后我就会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奥林匹克运动会若有一项“冲出起跑线”的比赛，我坚信那会对我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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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属于一小批数量越来越少的人，他们力图把世界级的生物学家与世界级的长跑运动员结合起来。在其《我们为什么奔跑》（Why We Run）一书中，他概述了适于从事长跑者的总体解剖特点：“长跑者有一个共同特征——优秀的长跑者都很瘦。长跑者必须完全沿着地面飘，有时要连飘好几个小时。理想的长跑者是：骨骼轻而细，腿部肌肉细长，像小鸟一样。”若说这就是长跑者，我就是个反长跑者了。我飘不起来。我跑起来脚步很重（我的步子很沉，这显然是个问题，也是我几年来多次受伤的根源）。我远远不像小鸟。我腿短，骨头大，身体粗壮。我往往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矮小粗壮倾向的运动型体质者。但更符合实际的是，我也许是一个有运动型体质倾向的矮小粗壮者——假定这两者有区别。在我最好的状态下，我只要刻苦训练，便能练就短跑选手那种厚厚的大块肌肉；在我最坏的状态下，我会是个胖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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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纤维有两个基本类型：慢缩型和快缩型。成功的长跑运动员的腿部肌肉，包含着79%~95%的慢缩肌肉纤维。一般人腿部的肌肉中，慢缩纤维和快缩纤维各占50%。短跑运动精英腿部的比例是：慢缩纤维占25%，快缩纤维占75%。慢缩纤维燃烧脂肪，只能靠不断供氧才能运作。快缩纤维燃烧葡萄糖，不用供氧即可运作。换句话说，它们是无氧运作。你快跑时，腿部的乳酸会燃烧，这就是快缩纤维无氧运作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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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你的锻炼方式对快缩和慢缩肌肉纤维比例的影响很小。格尔尼克（Philip D.Gollnick）[8]及其同事在1972年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剧烈的有氧锻炼至多能将4%的快缩纤维转化为慢缩纤维。他让受试者在踏车上跑步，以他们85%~90%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每天跑1小时，每周跑4天，持续4~5个月。（这涉及受试者领取的实验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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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人们发现快缩纤维分为两类：FTa（a类快缩纤维）和FTb（b类快缩纤维）。FTa纤维具有慢缩纤维的某些特征。作为快缩纤维，它们靠燃烧葡萄糖进行无氧运作，但它们也靠燃烧氧气运作，像慢缩纤维那样。这两种快缩纤维在普通人体内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大致各占一半。与把快缩纤维转化为慢缩纤维相比，艰苦、持续的锻炼能更有效地把FTb纤维转化为FTa纤维。马拉松长跑精英体内的FTb肌肉纤维最终会变为零。我完全可以肯定，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何况，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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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我作为长跑者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事实就是：我不大善于长跑。我对长跑几乎毫无天资。我认为，我的生物学构造特征决定了我缺少这种天资。我不知道那天在“石山”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能（一辈子都不能）理解我的双腿为什么要停下它们正在做的事——为什么不能一直像这样整日整夜地跑动。但无论我多么愿意，无论我为此做了多少努力、进行了多少训练，我都不能复制我那天在石山上获得的自由感和力量感。我当时正处在从男孩变为男人过程的某个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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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必然性的铁链把我们锁在了一起，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但是我们年轻时，我们风华正茂时，几乎容纳不下在我们内心歌唱的那种力量，束缚我们的锁链似乎轻得多。那天我跑步时感到了年轻人的自由，一种想不出停止的理由的自由，而确实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青年期的自由是恣肆洋溢的生命，是肉体容器难以容纳的力量。你变老时，心中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少。你渐渐懂得了有很多很多停下来的理由：这些理由吵吵嚷嚷，自动冲了出来——你越疲劳，这些理由就越引人注意。但你若走运，若非常走运，那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些理由无论叫嚷得多凶，都不能主宰你。这是年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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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的构造，即以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指出的身体的“真实处境”为借口，但它仅仅是个借口吗？我毕竟没有接受过肌肉活组织检查。我若知道我具备世界级长跑运动员的肌肉结构，其中80%是慢缩纤维，而且根本没有FTb，也许会大吃一惊。但我对此怀疑。与我不具备生物学天资相关的，还有一个特征：那天的长跑成了我日后长跑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全无计划。我那天早晨睡醒后，想跟布茨一起到外面去，仅此而已。我并没计划跑到山上去。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朝山上跑。我完全是不知不觉地跑到了那里。我有时说我不喜欢跑步，但有时又相信跑步。但我想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跑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所以我想我一定是喜欢跑步。但我很不愿想到跑步。至少直到最近——如今事情变了，这么做自有理由——我若要去跑步，仍然必须保证自己不去想我要跑步。我不得不偷偷地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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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阅读跑步的杂志，它们有时会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你：你不想跑步时，怎样激发自己去跑。例如，给商人的建议是：把跑步纳入日程，就像把会议纳入日程，事后要感到骄傲，就像很好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对我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个办法能促使我去跑步，那就是让我自己相信我不是在跑步。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英国影片，叫“遭诅咒的村庄”（Village of the Damned），根据约翰·温德汉姆（John Wyndham）[9]的小说《米德维奇布谷鸟》（The Midwich Cuckoos）改编。它讲的是一些外星人变成了儿童。他们掌握某种十分歹毒的心灵感应术，似乎打算占领地球——这是很常见的外星人题材。影片结尾，主人公（他埋下了炸弹）正被那些外星人儿童用心灵感应术探测。后者怀疑他在策划，但并不知道具体策划什么。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去想那颗炸弹。这就是我对待自己跑步的常用方式。不，我今天绝不跑步。不，先生，我根本不想跑。我只想坐在这儿写字。接着，我突然站了起来，匆匆穿过房间，换上短裤，穿好跑鞋，冲出了门外，就像被好几只狗拖走了一样。我的身体不等弄清出了什么事，就像往常一样提出了反对意见，还设置了障碍——它的常见策略是让你觉得自己疲乏透了，累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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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想到跑步的这种厌恶——不跑步，以及想到跑步——贯穿了我的整个20岁和30岁期间，也许还延续到了我40多岁的时候。如今我大不相同了。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到屋外的公路上跑步。这也许是因为我如今有了两个儿子，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与跟他们在一起几个小时（别误会，我很喜欢如此）相比，跑20英里就是一种能让我放松的暂时休息。这也许是因为我开始懂得：在将近半个世纪[10]以来的全部伤害、麻烦和一直持续不断的低潮痛苦中，我的跑步生活并不一定通向不确定的未来。我有“最迟销售日期”，它十分清楚地印在我靠不住的膝盖上，印在我很不灵活的跟腱上，印在我很有问题的脊背上，印在我故障频出的小腿肌肉上。按照这个思路，我渐渐明白了：跑步不只是我做的一件事。它甚至不是我有权去做的事。它是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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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狗一起跑，不和人一起跑。这是我会在后面反复提到的另一个特点。人们一起跑是为了相伴，为了互相鼓励，为了交谈，为了吹牛。一句话，为了凑在一起。这些理由全都可以理解，全都值得尊重。但它们却不是我跑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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