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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哲学家阿尔都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他虽然出生于位于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11]，却通常被看作德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尽管他对热力学原理一无所知，尽管他根本不曾思考过能量的零和博弈，他的宇宙观还是十分近似我刚刚简述的宇宙观。叔本华认为，假定存在意识在其中形成的那种宇宙，那么意识造成的痛苦就会不可避免地多于欢乐：“这个世界上，痛苦多于欢乐，或至少痛苦与欢乐是等量的，欲快速地检验这个论断，就要用一只动物全力吃掉另一只动物时的感觉，去比较那只被吃动物的感觉。”意识本身并不是坏东西，但它却形成于一个坏宇宙：这个宇宙是根据热力学原理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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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虫类后代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并因此有了意识，每一只虫子后代便都能有意识地区分出自己在争夺能量的战斗中所处的地位。一般地说，表示这场战斗顺利的标志，被称为“欢乐”或“快乐”；表示这场战斗不顺利的标志，则被称为“苦难”或“痛苦”。这场战斗若很顺利，只要其他一切都未改变它，它便会继续下去。但这场战斗若不顺利，就必须认识到这个情况，因为这场战斗很快就没有机会继续下去了，无论顺利与否。因此虫子后代的意识，必须敏锐地获知那场争夺能量的战斗并不顺利，这种敏锐必须大大超过获知战斗顺利的敏锐。因此任何有意识动物的生命当中，除非格外幸运，痛苦更有可能超过欢乐：它在其生命过程中体验到的痛苦，会使它体验到的欢乐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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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才从未真正地注意到。我那个叫苦不迭的跟腱——我跑此前两英里时，它还在沉睡。现在它醒了，纠缠着我，以毫不含糊的疼痛让我知道它在叫苦。我完全忘了其他一切进展得多么顺利。当然，顺利完全是相对而言的，但我的心仍在平缓地跳动，我的肺仍在做着还算说得过去的工作，即吸气和呼气。何况，除了那个跟腱，我小腿的其他部分也仍然都在做着它们该做的工作，毫无抱怨。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身体工作得很好。但我注意到这个了吗？事情进展得顺利，我心生感激了吗？当然没有，正如叔本华认识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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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只要未遇障碍，便会平稳流动，人和动物的天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从未真正注意到，或真正意识到符合我们意志的事情。我们若注意到某件事情，就一定会挫败我们的意志，或者会感到某种震撼。另一方面，一切反对、挫败、抵抗我们意志的事情，换言之，一切使我们不快、痛苦的事情，都会迅速、直接、极为清晰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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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的注意力，会不可避免地关注我们生活里那些出了错的事情，这种关注大大超过了对那些正常运作的事情的关注。我的心脏在我跑步时有效地跳动，这是无须关注的事情。只要事情没有变化，它就会继续有效地跳动，因此我无须对它做什么。但我那个叫苦不迭的跟腱却的确需要关注，哪怕这种“关注”仅仅是我去注意它，再决定该怎么办：是继续跑，把它拉长，还是停止跑步。我若不关注它，它就会断裂，而那将意味着我跑步生涯的落幕。坏事需要关注，而好事却无须关注。正因如此，意识才往往会关注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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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对人类来说，这种情势被我们相对复杂的认知能力，尤其是记住以往事件、预期未来事件的能力进一步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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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情的主要来源，是关于不在眼前的和未来的事物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人的一切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正是这个思想，才是人的忧虑、希望、恐惧的真正来源。这些情感影响着人们，其深刻程度超过了眼前的欢乐与痛苦的影响程度。人具备反思、记忆和预见的能力，因此其实也就具备了一种浓缩、储存其哀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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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的这个观点基于意识的一些更基本的形式。假定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即意识最关注的往往是出错的事情，不是顺利进行的事情，那么记忆和预期便只是比较复杂的意识形式而已。因此记忆和预期主要关注坏事而不是好事，便很重要。我们的记忆和预期乐于关注的，往往是包含恶意之事，而不是包含善意之事，如此我们才能防止再次出现坏事（记忆），或完全防止出现坏事（预期）。当意识变得日益复杂，痛苦与欢乐的不平衡就随之变得日益显著。对一切生物来说，生活都是坏事，但若其他一切情况不变，人类为获取他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而误入了歧途，这对人类来说却是最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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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告诉我们，使他与《旧约》和解的，是其中关于“人类的堕落”[12]的故事，因为它是《旧约》包含的“唯一形而上的真理”[13]。他不相信这个故事的字面真理。我也不信。也许，叔本华比任何人都敏锐地理解了一点：最重要的真理，总是以包裹着隐喻的形式出现，而这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看似它讲述的，而是你不情愿从其字里行间爬出来之后发现的东西。在这些故事里，在这些关于创世和人类堕落的故事里，我们必须把字面上的真伪与叔本华所说的“形而上的真理”区分开来：“因为它们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洞察力，而正如自由思想先驱们的后代那样，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时为罪恶所困，而完全由于我们必须弥补这个罪恶，我们的存在才如此悲惨，其终点就是死亡……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最像一种被禁止的欲望造成的罪行和招致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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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若无比仁慈、全知全能，他就能做他愿做的一切事情，且不会犯错。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创造出了一个符合热力学原理的宇宙？这些原理确定：这个被创造的宇宙必将成为一幅毁灭与死亡的零和全景图。这些原理确定：这个宇宙中若真的出现了意识，“苦难”便总是会压倒“快乐”。这些原理确定：若说生活对一切生物都是坏事，那它对一切（自称的）“最高级物种”就是最坏的事。这一切若都是上帝所为，他为什么如此对待他的这个创造呢？最明显的解释就是上帝因为我们所犯下的罪而在惩罚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出其他的解释。若存在一位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我们便几乎可以断定：上帝撤去了通向天堂的梯子，关闭了天堂的大门。看来，上帝根本就不大喜欢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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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悲惨无比。叔本华以悲观主义哲学家著称，这很有道理。但我发现：叔本华最有趣、最具建设性的思想，并不是他对人类困境的描述。我认为，他对人类困境的描述大多是正确的。这至少是出乎意料的。人们想到叔本华时，绝不会想到这个答案。但我认识到：这是叔本华说过的最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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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搭乘公共汽车赶路，觉得极为不快。道路比土路强不了多少，路面坑坑洼洼，你不断地被从座位上颠起来。这个座位只是一块厚木板，一路上你后背的擦伤越来越多。车上没有空调，你热极了，很不舒服，汗流浃背，身上散发出了汗味。但比起你周围的人来，这不算什么：那群人散发着臭气、打嗝、放屁，极其令人厌恶。其中很多人乘车时都随身带着家畜和另一些动物。孩子们在尖叫，还有人当着你的面给婴儿换尿布。车上的厕所堵了，粪尿满溢，人和动物在过道里拉尿。显然，车上任何人（包括你）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也几乎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地。尽管如此，你周围所有的人还是编着荒唐的故事，那些故事毫无逻辑，毫无根据，甚至毫无差强人意的叙述主题，讲的是他们要在哪里下车、下车后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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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瞥见有个人正盯着你，你也看着他。你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极度痛苦，看到了对无望和无益的同样理解，看到了同样的厌恶之情，看到了同样的恐惧。那一刻，你理解到：你们俩都在这辆车上。这个理解很快就扩大成你对所有同行乘客的理解。他们也许不像那个盯着你的人那么清醒和警觉，但那只是程度问题。你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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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车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晓得各自的悲惨境遇。他们彼此讲述的愚蠢故事，无不出于困惑和恐惧。这个认识如同两眼间的一道闪电，使你豁然开朗。于是，你知道了你能原谅你的同行者们那些被你看作缺点的东西。他们也像你一样，被吓坏了，不知所措，被震惊，遭人厌恶。对这些同行乘客，唯一合理的态度就是宽容、忍耐和关怀。这是他们需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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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叔本华思考了世界的本质后得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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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世界与人还不如都没存在过”这个信念使我们彼此满怀宽容。不仅如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完全可以认为：恰当的称呼并不是Monsireur、Sir、Mein Herr，而是My follow-sufferer、Soci malorum、Compagnon de misère[14]。这听上去也许很怪，但符合事实。它使我们正确地看待他人。它让我们想到了生活中终归最需要的东西——宽容、忍耐、尊重和关爱他人，人人都需要这些，因此人人皆有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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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键问题是，叔本华似乎根本不曾考虑过：一个为了能量而做零和竞争的世界里，怎么会有宽容、忍耐、同情和关爱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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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带着雨果跑步回来，而我那些形而上的思索，却被一些更现世、更直接的关注打断了。现实中的我，一个刚做了父亲的人，即将进入五旬的人生：很累，浑身是汗，刚刚跑步归来，还必须履行一些责任。儿子布莱尼快两岁了，小儿子麦克森两个星期大。他俩的尿布都该换了。我获得了能量，又消耗了能量。至少，在以前两年和以后两年当中，我的现世存在都是这两条热力学原理的决定性证明，这两条原理就是生活原理的基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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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两个儿子很难用语言形容，甚至难以捉摸，因为我尚未跟他们拉开一定距离。我对他们的爱，是在他们只有几个星期大的时候开始的。我要说，那是一见钟情，我爱我的儿子们，从看见他们的第一眼起，我就想紧紧地抱着他们，再不放手，但这并不完全是事实。我第一个儿子出生后，我在大约几个星期里一直感到震惊。必须时时抱着他，或紧或松，这个前景激起的是我的恐惧与战栗，而不是爱。但后来他对我做了一件事，一件不厚道的事，我不禁开始思考，开始了无情的盘算。其实，我这两个儿子的确在同样的时间做出了同样的事情，都在他们只有几个星期大的时候，他们对我笑了。他们对我笑了，从此我就成了他们的母狗（bitc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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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词只是我无法写出和捉摸我的想法时使用的表达。这就是我的说话方式，这只是又一个粗鲁的、过于汉子气的隐喻。我太爱他们了，以至我情愿替他们挡子弹。可是在叔本华简述的那种宇宙观里，爱又适合被置于何处？在为能量而进行的零和竞争中，爱的位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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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个古怪有趣的小小难题。首先，爱显然能与热力学的两条原理相容。爱毕竟出现在了一个根据这两条原理建立的宇宙里。因此说爱能与热力学的两条原理相容，就是说这两条原理并不排斥爱。但有时在体育运动中，若有人做出了虽然（根据竞赛规则）合法但有问题的事情，人们就会说他的做法不符合竞赛精神。爱也许忠实于法律的文字，但法律中还有一些东西似乎使残酷无情压倒了生活这场伟大竞赛的精神。热力学两条原理的最明显结论是：生活将是一场为了能量的零和竞争。但不知为什么，爱也慢慢地滋长了出来，这实在令人惊诧，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爱与为了能量的零和竞争的精神如此截然对立，怎么会在这种竞争中渐渐生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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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子的一些后代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能量（能量是生活这场伟大竞赛中的通货），逐渐生成了坚硬的甲壳。那些想盗取它们能量的后代，则逐渐生成了锋利的牙齿。另一些逐渐形成了一些运动方式，以逃避想盗取其能量的后代。还有一些则愿用自己的能量生成腿以便追逐，生成爪子以便捕捉。于是在某个点上，一些后代便组成了群体，或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抵御那些想夺走其能量的后代，或是为了更有效地猎取另一些后代，因为它们想夺取后者的能量。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有效而可靠的进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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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群体最初规模较小，只包括父母和子女，仅此而已。一些虫子后代的群体则规模比较大。但无论那些群体规模大小，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它们为何形成。个体动物若是群体的一员，便更有可能生存下来，把基因传给下一代。群体使构成群体的个体受益——使个体及其基因受益。这就是群体正当性的独有的进化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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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假定你有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说到底，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为了使自己受益。从表面看，这个群体往往像一个靠不住的企业，其内部充满不和、争吵和利益冲突，伤痕累累。你如何维持这个群体呢？一些动物甚至组成了大得惊人的社会群体，并由精微的化学信号连在一起，蚂蚁、蜜蜂都是佳例。但虫子的一些后代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动物：它们有了知觉力，有了感情。这些动物是形成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进化策略的基础。这些动物通过随机的突变和自然选择，渐渐变得彼此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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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不仅如此。即使一些虫子后代彼此友爱并照此行事，进化还是必须对付另一些后代，它们（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并不总以应有的方式去感觉，因此并不总是遵守规矩。制裁——日益严厉的处罚，包括逐出群体及处死——在把群体结为一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若观察出现得更晚近的虫子后代群体，即哺乳动物群体——丛林狼、野狼、猴子、猿类，甚至人类——那么，说这些群体仅仅是被制裁的威胁连在一起的，便大错特错了。仅仅被制裁的威胁连为一体的人类社会，将是一个由反社会者组成的社会。某些罪犯的帮会也许大致符合这个条件，但我认为其中大多数都不符合。但有一点却很清楚：这为一般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为错误的样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反社会者，因此我们彼此友爱就是自然的行为，即符合生物本性的行为：怀着爱心，彼此友爱，欣然享受他人的存在，因有他人相伴而喜，因无他人相伴而悲。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这些感情，便表明某种生物学层次上的东西出了错。这些感情，或像达尔文所说，这些社会本能，都是将社会性的哺乳动物连在一起的黏合剂。因此这些友爱之情就使动物获得了更好的装备，用于那场为能量而进行的零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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