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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和我正在奥伯河半岛上做15英里循环跑。两个月前，我们从迈阿密来到了这里。在迈阿密的夏天，或在那片地方的狂风与暴雨的际会（这被说成是夏天）中，跑六英里就几乎要了我们的命，我们的体能也支持不了一个小时。但我们现在却在狂奔。一开始我们对这多出来的距离跑得很费劲，但两个月后我们就能用两个半小时左右跑完这15英里。当然，天气不算很凉。这是在6月的法国南方，气温大概只比我们离开迈阿密时那里的温度低几度，但干燥的空气使人很惬意。雨果很骄傲，甚至多跑了几英里，飞快地往前冲，奔向那些站在我们经过的田野边上的白马和黑牛。雨果不算特别勇敢，它朝那些牛马跑去，仿佛是在献殷勤，我对此抱以傻笑。就在几年前，我曾跟一些多少不同于雨果的狗在这里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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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沿着海滩往西跑，再沿着瑞维雷特湖（一个小型咸水泻湖）的岸边往北跑。然后，我们沿着迪格大堤又往西跑了两英里，离开大堤，一直跑到大迈尔湖（一个很大的咸水泻湖），瑞维雷特湖就是几个世纪前由它形成的（人们认为那是它的下沉使然）。我们沿着芦苇丛生的湖岸，又往北跑了几英里。我们的一边是湖水，另一边是田野，接着是葡萄园——透过我们面前的热气，中央地块上的山峦在远处闪亮。接着，我们跑到了南运河——贝济耶最著名的儿子彼埃尔-保罗·黎盖（Pierre-Paul Riquet）[2]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学遗产。这条运河长150多英里，起点是位于德铎盆地（在我们东边大约30英里处）以西的加伦河。我们只沿着运河朝着西边的维伦纽斯-莱斯-贝济耶跑了几英里，运河两岸茂密枫树的阴影，为它遮蔽了逐渐强烈的阳光。接着，我们在那条穿过葡萄园、通向赛里尼昂的土路上继续跑。我们到了海滩，再转向东跑，东边是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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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只是偶然的事情：距离、方向、时间，甚至风景，都是偶然的。它们都无关紧要。奔跑的心跳才是跑步的本质，才是跑步的本真。在这里，在朗格多克的一个初夏清晨，心跳是柔和的。这里有我双脚轻踏沙土地的声音，有雨果“呼呼”的喘气声，还有拴在它脖颈上的小铜牌的“叮当”声。这里能听见飒飒山风，在我头顶上的枫树枝和我周围的葡萄藤之间作响。蝴蝶在和煦的微风中曼舞。跑步发挥其效力时，我便迷失在了它跳动的心中。我们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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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另一次跑步，虽然其路线与这次差不多，却是在不同的时间，几乎是在不同的生活里。兽医告诉我，我的狼狗布勒南得了淋巴癌，用专业术语说，其预示就是“警惕”[3]。这就是说，它快死了。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我的首要责任，我能为我这位老友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让它死得轻松一些。这也许意味着我的纠结。它若能在夜里悄然离世，毫无痛苦，不知不觉，那就好了……但恐怕事情不会如此。自从我六岁时麦克斯二世在睡眠中溘然而逝，我的任何一只狗都不曾这样死过。我要做个决定，做个最后判断。这判断将是：布勒南的生命已不再值得去活了。其生命无论是多了一秒还是少了一秒，都不值得再去活了。这就是目标。因此我必须带布勒南去见兽医，我不得不请兽医杀死它。我这是出于仁慈。我犯了错误。我总是怀疑我的决定。即使现在，在多年之后，我仍在自问：那天该杀它吗？我那个决定对吗？那个决定是不是太仓促了？我的决定是不是太慢、太迟、太软弱了？我一直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永远都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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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从寄宿狗舍把尼娜和苔丝接回来，我让它们在那儿住了些日子。那时它们还年轻，拼命似的想出去。我认为让布勒南小憩一下，暂时离开尼娜和苔丝难挨的活泼，对它会有好处。我们回来时，我立刻注意到布勒南的行为变了。它比这几周更欢乐、更警觉、更有趣了，我给它吃意大利细面条，那是我给自己做的午餐。它很快就吞掉了面条。接着，它干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它蹿上沙发，嗥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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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南还是一只年轻狼狗时，有一个常在小聚会上表演的节目。它会朝着一张有靠背的椅子猛冲，跳上椅子，再朝墙壁跑过去。当它跳到了体力能让它跳的最高点——它通常能跳到起居室墙高的四分之三左右——它就会抬起两只后腿来转圈（这是犬科动物的一种侧滚翻），再跑回到墙前。它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们在屋子里闲混日子的时间已经太久，该出去跑步了。时间渐渐耗尽了它这种蛮横的崇尚运动之举：跳到椅子上嗥叫，已经成了这些活动在它中年时的替代品。不过，我仍然清楚地知道它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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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一头有一条水沟，我们一到那儿，布勒南就开始来回地跑，跑到花园另一头的几棵树那儿，再跑回来：这展示了我多年来没见过的兴奋——至少我没见它这么兴奋过。我们离开屋子时，我打算先轻松地散散步，这段时间让它有机会嗅嗅气味、给一小块领地做上标记。但它习惯里的某种东西（也许是它杏核形眼睛的闪光）却使我确信出了怪事。于是，我们做了一件事，即使现在，我都不能完全相信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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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有半年多没跑步了。我曾多次试着去跑。现在布勒南老了十多岁，跑步时很快就会落在后头。我起初试过把这个情况跟跑步结合起来：先往前跑一会儿，再慢跑回来，跟布勒南一起跑，接着再往前跑，追上尼娜和苔丝。我想，让我决定不再这么做的正是布勒南脸上的绝望表情，那绝望伴随着一个认识：你的身体已不再听你使唤——我承认，这是把我的心思投射给了布勒南。当然，尼娜和苔丝仍然能整天地跑。但我可不能对我这位老狼狗兄弟这么做，因此我与狗群的跑步就转变成了温和的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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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们最后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同跑。我很快地穿上短衣短裤，翻出了被我扔在一边的跑鞋，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窄路朝树林跑，那条路能把我们带到南运河。最初两三英里，我们跑在大枫树的阴影里。当时若是7月，那些树便会使我们万分欣喜。但当时不是7月，它们没使我们欣喜。当时是1月，还有几天就是新年。这一次的山风带着洛泽尔和奥沃涅之雪的味道，朝着枫树间向下猛刮，那些树就像一个枫树风道。这次跑步冷得要命。每一次跑步都有自己的心跳，但这次是一颗寒冷的心的跳动。那些大枫树的树枝了无生机，没有树叶，被带雪味的山风吹得摇摇晃晃。我们的脚步没有声音，我们的呼吸，以及布勒南的链子的“叮当”声，都消失在了风中。那就像我们根本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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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盼着布勒南很快就累。我盼着早点儿回家。但它不累，一点儿也不累：它就像在我（我几乎就像它一样老）身旁的地面上飘，一副毫不费力的样子，几乎就像飘着，离地面一两英寸，几乎就像它不是快要死了。其实，若必须从我们两个当中挑出一个快要死的，你几乎一定不会挑布勒南。可以说，对我来说，在法国的那一年并不太愉快。那段时间里，我写的不多，想的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喝了很多新酿的红酒——我成了红酒的好友，尤其是弗格雷斯红酒和圣芝尼安红酒。我曾停止跑步，渐渐迷上了红酒。因此我当时的状况是：温和，迟缓，俯瞰着40岁这个年纪，自从审视我的年纪成了坏事之后，那还是第一次审视我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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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两三英里外的那个村子，很快就见到了南运河的一条岔路，于是沿着村子葡萄园边上的土路跑。我当时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快要接近离我们房子最远的地点了。癌症使布勒南体重大减，但即使如此，它的体重想必仍有120磅左右。我真的无法想象不得不背着它走三英里回家。但它还是像飘一样地跑，仿佛它体内的死亡并没使它烦恼。我们跑了大约一英里，小路朝南拐去，把我们带到了大迈尔湖东岸。我们一边是大迈尔湖，另一边是田野，田野上分散着一些当地的白马与黑牛。好多牛都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我们似乎没怎么打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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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和煦，温暖着我们。我们现在把树林留在了身后。连山风都吹不走太阳的温暖，而午后的太阳已开始了它沉入大海的缓慢之旅，阳光在被朔风吹乱的大迈尔湖面上狂舞。我们沿着这片泻湖跑了大约一英里，便到了迪格大堤。我们在那儿跑了半英里左右，然后再次向南跑，很快跑到了海滩。我们在那里休息，坐在正在消失的一月的阳光里，望着海浪轻轻地冲刷着金色的沙子，被树桩过滤过的沙子，冲刷着上周的风暴卷来的碎石。太阳慢慢地落向雪峰兀立的卡尼古山[4]，它安卧在海滩周围的群山中，其南边就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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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正等着我们两个。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刻，我们曾坐下来望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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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南死时，我39岁。使我震惊的是，那一年对我们两个来说都不算太好：一种生存（坏的生存，不是好的生存）的世纪末状态。那一年，我们的髓鞘开始崩溃。髓鞘包裹着神经轴突，神经轴突是大脑细胞之间的联结。这些髓鞘碎得越厉害，神经之间的连通性就越差。由此开始了认知与运动能力衰退的长期过程。你处理信息能达到的速度，你移动自己身体能达到的速度，随着被称为神经的“动作电位”的频率而增加。这是一种沿神经轴突发生的放电过程。快速的信息处理、快速的身体运动，都需要高频动作电位的爆发。高频动作电位的爆发，依赖于包裹着神经轴突的髓鞘的完整性。因此这些髓鞘若是破碎了，你就既不能像以前那么快地思考，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快地运动了。髓鞘的完整性从39岁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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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我的肌肉总量也减少了20%。自那天我跟布勒南坐在海滩上，这是另一件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至少，这是40～49岁之间肌肉的标准减量。跟布勒南沿着奥伯河半岛跑步那天，我还没到48岁，远远没到——但即使没到，我的肌肉也已减少了。诚然，变老的速度因人而异，但一旦身体的任何部位开始衰老，若无任何严重干预，那衰老便通常都是线性的。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方面衰老的轨迹都是直线。那条线的斜度因人而异；在同一个人身上，那条线的斜度则因能力不同而异。但就每一种能力而言，那条线通常都是下降的直线，除了少数的局部轻微偏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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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作为哺乳动物一定有大量益处，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例如，很多爬行动物就不会衰老——不会像哺乳动物那样衰老。但所有哺乳动物的必死性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哺乳动物年龄越老，就越有可能被吃掉，或者动作变得太慢，以至捕不到食物。爬行动物的必死性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爬行动物能保持相当多的不变因素，直到它们很老的时候。哺乳动物变老时，它们就失去了繁殖卵母细胞的能力——雌性不再能够繁殖细胞。爬行动物丝毫不会丧失这种能力。它们能不断地繁殖年轻细胞（更准确地说，这包括将要变为年轻一代的卵子），直至死亡。一些爬行动物失去四肢后能再生，任何哺乳动物都不能如此。哺乳动物大都有两套牙齿，而一旦把那些牙齿用坏、用光，它们就要倒霉。爬行动物一生都在不断地换牙。因此，哺乳动物的衰老并不像爬行动物。但哺乳动物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在应对时间的流逝方面，是哪些进化过程造成了这种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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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的环境中（例如其中有很多捕食者）进化的动物会把繁殖最大化。这个策略最适于应付危险。这种动物将成为所谓“R选择型”物种，这种选择有利于快速的发育、较小的体型和较短的寿命。另一方面，生活在危险不多的环境中的动物，会面临与同一物种其他成员为争夺资源进行的重要竞争。这种动物将成为所谓“K选择型”物种，这种选择有利于双亲对后代的抚养、缓慢的发育、较大的体型和较长的寿命。至少在近几年中，大象和鲸鱼是K选择型物种；家鼠、田鼠和老鼠是R选择型物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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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几年”这个说法只是为了生动起见——其中的“几年”顶多是6500万年。恐龙还活着时——那段时期也占据了哺乳动物将近四分之三的历史——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R选择型物种：它们都是体型小、夜间活跃的动物，其体型不会大于老鼠，顽强地坚守在食物链底层。因此我正以我的这种方式衰老，是因为我后来的K选择没能彻底抹除或覆盖早期哺乳动物的R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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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澄清了一个问题：这全怪恐龙。你想到这个时会觉得有点倒霉。没有早期哺乳动物的R选择，我的生命轨迹本来会更像爬行动物。我仍会出生、成长，直至衰老。从这个角度说，我哺乳动物的生命轨迹似乎只是有点小小的不幸，因为显然还存在其他一些可能性。我最早的祖先们只要不那么胆小，结果便会完全不同。聪明的爬行动物若跟我们这些恐龙的后裔一同进化，我就完全可以断定：我感到的就不会只是一点点羡慕。我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伟大的生命进化抽奖中，我抽到的那根稻草比恐龙的短得多得多。后恐龙[6]大概会对我表示同情：“伙计，你真倒霉！”我想我可能是蜉蝣的后裔（不用说，这个“可能”的意义格外宽泛）：我的寿数只有两个小时。但是，我比一些动物幸运并不等于说我不倒霉，正因如此，我才应当考虑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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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十分重视我们生命中的衰老和死亡，对它们的议论却很少，鉴于哲学家在我们生活里的中心性，这很出乎意料。他们的有关言论往往几乎无可置信。例如对死亡这个主题，许多著名哲学家的言论都惊人地乐观。伊壁鸠鲁指出：死亡伤害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发生，因此也尚未伤害我们，而死亡发生时，我们已不再会受到伤害了。晚近得多的伯纳德·威廉姆斯[7]指出：我们对不朽的估计过高了，因为这最终会使我们失去自己的绝对欲望[8]——那些作为我们生存理由的欲望——其结果就是永恒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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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叔本华除外）满足于对死亡做些颇难让人信服的议论，而对衰老这个主题则几乎未置一词。就他们那些议论而言，其成果也同样让人难以置信。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嘲弄地描写了一个老头克法洛斯。克法洛斯认为，年老体衰是好事，因为你已不再受制于“青春的种种欲望”的暴政。但他们并未谈到，在哲学家关于人生中什么最重要的沉思中，衰老这个问题自行显示得最为清楚。这些议论似乎都大大偏离了主题，几乎就像衰老并不是人生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享乐主义者告诉我们要快乐。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快乐。但我的人生却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最后死掉。我难道不该至少有机会说一句“人生其实毫无快乐可言”吗？人生的全部意义若是获得快乐，我的历史、生物学和自然规律留给我的人生，便似乎坎坷得惊人。在我能找到快乐的地方夺走快乐，也许这就是人生。但人生中的其他时光——我无法在其中找到快乐的大部分时光——又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度过这些时间段（它们可能占了我人生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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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把你自己做到最好！”这句启蒙咒语，它曾被我们几天后就要返回的那个国家（指英国）热烈地采纳。人生要义就是实现自我：塑造你自己，使之符合你关于你愿做之人的幻想；努力奋斗，变成你那个可能实现的幻想的最佳化身。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例如，今生大部分时光都是不断每况愈下的过程。正如叔本华所言，“今日不好，且一日不如一日——直至最差终于到来。”依我看，在每况愈下方面，我倒是能做到最好。但这根本不像最初那个幻想那么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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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告诉我们：要做强者。那些没杀死我的东西，使我更强大了。也许吧，但不幸的是，某个东西迟早会杀死我。他还说：快乐就是感到自己的力量在不断增多。但我发现：我今生的大部分时光里，我的力量都在不断减少，这真是莫大的不幸。我本该想到，回答我该怎样度过今生这个问题，必须以这个明显的事实为出发点，不能愉快地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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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职业哲学家的生涯刚开始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主旨发言。对一位十分杰出的著名哲学家的一个有明显瑕疵的观点，有人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此事发生在我发言后紧接着的“问答交流”时段，所以大部分听众依然在场。那位哲学家没做出充分的回答，却提出了一系列散乱的事例，那些事例与论题几乎毫不相干。质疑者是我的大学同事，很有肚量。他终止了质疑，撕下一张便条递给我，上面写着：“他答不下去了。”那位哲学家的确答不下去了。显然如此。但这并没阻止其他听众朝他扑去，就像一帮杀人者闻出了一个有致命弱点的侪辈[9]。此事使我大为震动。我知道，这就是生活为我预备下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但知道它迟早会来——我也会无以作答，无论我像他那样当众暴露了自己的无能，还是把我的无能私藏了起来。无论是哪种情况，至少对我来说，那都是极其深重的悲哀。我想象克法洛斯会小声对我说：“至少你可以躲开那些暴君般的青春欲望了。”对，那么一来，一切不就平安无事了吗？一些哲学家谈论人生和人生重要之事时，我发现我不禁会想到那位年迈的著名哲学家：他一向都做得很好，但年迈时做不好了。我能看到的，只有那一系列散乱的、与论题几乎毫不相干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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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雨果和我沿着迪格大堤往回朝那个小村跑着时，正是在我跑步和沉思过程中的这一刻，我的小腿决定再次强调我的哺乳动物血统（我认为这很没必要）。从1977年起，小腿肌肉撕裂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困扰着我。那年我在金塞尔跑步时，常常冲下查尔斯堡旁边的小山，但那只是闹着玩罢了。一次冲下山坡时，我的左小腿肌肉受了伤，从此一直周期性地发作。两年后，我的右小腿肌肉也出了问题，虽说当时我已在跑步时练过下山疾跑。但直到今天，我的小腿在过去三年里一直都没出过问题，因此我以为我可以不管这个特殊问题了。我在迪格大堤上徘徊了一阵，想看看我能不能奇迹般地把这个问题拖到以后解决，但毫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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