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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着思考：人、狗、意义和死亡 8.众神、哲学家、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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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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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拉伸肌肉，再跑，再拉伸肌肉，别无选择时就走一段，沿着自由的边陲，跑完了从瑞肯贝克堤道到海滨公园的最后三英里。这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哲学家、没有天赋的跑步者完成他第一次马拉松赛跑的过程。这是我进入跑步心跳之旅中最深的一次。在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差距中，萨特发现了痛苦，我却发现了欢乐——我见到了固有价值体验采取的更出人意料的形式之一。也许有一天，我会进入得更深，只要还有更深。跨过终点线时，我想，这就是终点线吗？我现在可以停下来吗？接着会有人把一枚亮闪闪的奖牌挂在我脖子上。我认为我也许能得到它。我跨过终点线时，若有某个更恰当的获胜之念取代那些烦恼，进入我的头脑，那就太好了。但我想，我的用时绝不会是5小时15分23秒左右，或者不会是5小时8分44秒的芯片时间（由于参赛者人数众多，开发令枪的时间与我实际越过起跑线的时间之间有一段延迟。我的比赛号码布装有比赛组织方给的一块小芯片，能记录我跨过起跑线之后的用时。这个用时就叫作“芯片时间”）。我的股四头肌抽筋的问题，使我在跑最后三英里时多用了大约15分钟。那段时间的确悲惨，若在几个月前，我会化作一团怨愤的烈火。但今天——真实处境就是如此——我可远远不是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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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这跑完的26英里又385码，有意义吗？它真有价值吗？它很美，但没有意义。它位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停止之处，在此你会发现事物“值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我们往往把每一种事物的价值都看作其目的的功能。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特征的问题是：能用它做什么？说某个事物“毫无用处”就等于说它毫无价值。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指出的，这就是我们的“座架”，即我们的“装框”[1]，它要求我们以一种特定方式看待生活中的价值。生活中若有某件事情值得去做，那一定是为了其他某件事情。跑步——无论是跑马拉松还是绕着街区慢跑——若值得去做，那一定是因为它能促进健康，能增加满足感，能增加它造就的自我价值，能缓解压力，能带来社交机会。一种活动只要具备起码的价值，就一定对某件事情有用。而其中包含的假设，我们给“座架”下定义时固定在其中的假设是：这个事物是某个其他的事物——活动之外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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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会看见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例如有些学生对我说：“我真的希望学习哲学、文学和语言，可我父母告诉我，必须去做明智的事、有用的事——能让我日后找到一份工作的事。”因此，他们年轻的人生便被纳入了他们从未真心想要的进程。他们为了报酬而工作，他们在生活中找到的任何满足，也许都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才会找到。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座架”，他们的父母也许会说：“去找被你看作游戏的事，去找你为了事情本身而做的事，再去找肯为你做的事付钱的人。但是无论挣了多少钱，你都一定要尽力保证你一直都是为了事情本身，不是为了钱而做：要尽力保证你做事永远都是在游戏，而不是在工作。”我希望我能对我的孩子们说出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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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考价值的这种方式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同样有害，尽管害处也许不那么明显：它使我们不能理解人生的价值或意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他的《西绪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写道：“杀死你自己等于坦白。自杀就是承认人生对你太沉重了……自杀完全是承认人生‘是个不值得的麻烦’。”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它很有启发性）说，寻找人生意义，就是寻找使人生成为一个“值得的麻烦”的事情。“人生中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一定在于其意义或目的”，这个思想不可能使人们找到人生的意义——至少，它不可能使人们找到一种方法，去理解通常意义上的目的。欲知为何如此，可以看看以下这段引自海德格尔著作的话，具有其典型的晦涩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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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使用物已最接近其存在，那个存在便涉及此物……例如，此物是“上手者”，因此我们称它为“锤子”，它涉及锤击，锤击涉及使某物牢固，使某物牢固涉及保护该物、使之不受坏天气影响，这种保护“就是”为了给“存在”[2]提供掩蔽，换言之，就是为了给“存在”的存在提供一种可能性……但这一连串“涉及”本身的总体，最终却回到了“何所指”，其中不存在任何进一步的“涉及”……最初的“何所指”就是“何所由”，但“何所由”总是包含着“存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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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引自《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一书，发表于1927年。同年，施利克发表了短文《论人生的意义》（On the Meaning of Life）。虽然这两篇文章明显不同——施利克的易读，海德格尔却似乎以不必要的晦涩为大乐事——但它们的兴趣却重合在了一点上：假设某个事物只有具备目的才有价值。其实，海德格尔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目的导向何处。“存在”是他用来表示人类的术语，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人类具有的那种存在。人类从工具网络的角度观察世界，而最终结合在这个网络中的目的，则全都反过来指向我们，即“存在”。一个人用锤子钉钉子，以加固某个东西，使房子更安全，使之不受风暴侵害……使“存在”存活。价值来自目的，又是目的的终点。因此我们若拿起这个模式，将它清空，又想找出人生的意义，便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同义反复。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我们将发现，唯一的答案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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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有其自身之外的目的事物，都不能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因为你若跟随那个目的，到达其逻辑的结论，便只会发现更多的人生。在我看来，有一条路能走出这个同义反复的循环圈：找出一些活动，而目的链就结束于那些活动。我们若想找到人生价值，而某种事物有可能成为人生意义或人生意义之一，那我们就必须寻找那些无目的的事物。换一种说法，一个事物要成为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必要条件就是它不具备外在于它的目的，即它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用处。在这个意义上，无价值性就是真正价值的必要条件。一个事物的价值若与它对其他某个事物的有用性相关，它就会成为那个作为价值所在地的“其他某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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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如摩里兹·施利克早我多年做出的类似结论，我们若想找到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就必须寻找那些自带目的（因此也自带价值）的事物。何况，这些事物是什么也十分清楚（指出这一点的也是施利克）。我们为其自身而做，因此才有了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一切形式的游戏。至少对成年人来说，跑步是现有最古老、最简单的游戏形式。我们跑步可能出于多种目的，其中大多是工具性的，它们只构成了工具性价值的基础。但跑步的真正价值却超越了这种工具性价值，其自身就使跑步成了“值得的麻烦”。跑步的目的和价值是跑步固有的。跑步的目的和价值就是跑步。跑步是生活中目的或意义的停止处之一。作为这样的事物，跑步就是能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的事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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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们马拉松的地方，也给了我们哲学。那个地方就是公元前4世纪和5世纪的雅典城邦。欲理解古代雅典人，至少必须理解三个事物：他们的众神、他们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运动员。诚然，这个时期的雅典人已不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的众神，就像如今我们大多数人不再能使自己相信《创世记》中的上帝一样。但古雅典人仍然记得那些故事，就像记得关于创世和人类堕落的那些故事，那种故事就是他们的记忆形而上的真实，而不是字面的真实，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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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最令人难忘的词句，出自葛罗斯特伯爵之口，是他被李尔王的女儿里根弄瞎双目后不久说的：“众神主宰着我们的命运，就像顽童捉到飞虫那样，为了他们的娱乐而杀害我们。”[3]在古希腊人看来，众神与他们的娱乐有紧密的关联。其种种理由远非偶然。18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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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这样说：因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做游戏；人只有做游戏时才是完整的人。这个命题乍看上去似乎不合情理，但我们若将它运用于责任与命运这两种严肃之事，它就获得了重大而深刻的意义。我向你保证，它将支撑起审美艺术和更困难的生活艺术的整个大厦。但只有在科学中这个命题才出人意料：在艺术中，在艺术的最优秀代表——希腊人的感情里，这个命题早就存在并发挥了作用。只是他们将本应在人间实现的东西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在这个命题指引下，他们使世人脸颊上因辛苦劳作而生出的皱纹和空洞面孔上的轻浮笑容，都从神圣众神的额头上消失了。他们将这些永远快乐的神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责任、每一种忧虑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让闲散和漫不经心成了神性不可或缺的成分，而神性只是对最自由、最崇高的存在状态更人性的称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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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段文字的意义，你不一定非相信奥林匹斯山众神不可，这就像要理解《创世记》、上帝或众神的意义，你不一定非相信《旧约》里的上帝不可——那些都是形而上的娱乐。在这两种情况下，重要的都是故事所表达的意义，而不是表达故事所用的语言。这段文字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但也包含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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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其中包含了一个事实。希腊人“将本应在人间实现的东西移到了奥林匹斯山上”。神的生活代表了理想的人生应有的样子，那是“最自由、最崇高的”的人生。理想的人生摆脱了“每一个目的、每一种责任、每一种忧虑”。要填满这样的人生，一个人该怎么做？将今生用于工作，你就不得不当一个发了疯的神。你能通过工作获得任何东西，你如今可以通过你几根神圣手指的敲击电脑键盘，去获得任何东西。众神不工作——他们做游戏。他们是不死的——他们还想做别的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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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假设众神突然想到了性。众神永远不死，又摆脱了一切目的、责任和忧虑，他们一定会将大量时间用于性事吗？众所周知，众神并不反对彼此的性邂逅，也不反对邂逅凡人。但即使是这些事情，也往往被他们变成了游戏。我们不妨假定，主神宙斯的目光落在了某个凡间美女身上，例如阿尔克墨涅、安提俄珀、达那厄、迪亚、伊莱雅、欧罗巴、欧里墨杜萨（弗提亚国公主）、卡利斯托、卡吕刻（厄利斯王后）、卡西俄珀亚（埃塞俄比亚王后）、拉弥亚、拉俄达弥亚、勒达、林斯索娥、尼俄柏、奥林匹亚（迈锡尼公主）、潘多拉、普罗托戈尼亚、皮拉、弗提亚、塞墨勒和忒伊亚（希腊帕纳斯山的水仙女）。宙斯有大量的时间，其目光频频被美女吸引。作为众神中最强大的神，他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也有一些不利条件。宙斯体验不到追逐异性的战栗，体验不到揣摩“她愿意/她不愿意”的种种变换。诚然，只要宙斯做了决定，那女子便会愿意，因为宙斯是众神中最强大的，她最终别无选择。结果，宙斯便把他的许多性邂逅变成了游戏。他伪装成阿尔克墨涅的丈夫，去引诱她。他化身萨堤（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去引诱安提俄珀。对欧罗巴，他化作了公牛——虽说那个游戏几乎不能算是引诱[5]。他化身为同在奥林匹斯山的阿尔忒弥斯（宙斯的女儿），去引诱卡利斯托。他化身天鹅，去引诱勒达。最独特的是他化身蚂蚁使欧里墨杜萨怀了孕。她给宙斯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迈密登——“蚁人”。宙斯在他的引诱、征服或（据称的）强奸过程中，很喜欢用低效的手段去获取他想要的目标。他情愿把事情变得使他难办。正如伯纳德·舒茨所说，宙斯以游戏的态度去实现他那些先游戏目标。宙斯喜欢游戏，其理由很清楚：你若拿走了游戏，宙斯的性邂逅中所剩的便只有胯下快感了。我想，这种快感也许不该拒绝，但它不能成为一位神的不朽存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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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席勒的这段话里有一个错误。宙斯是个不讲道德的怪物，总的来说，奥林匹斯山众神也都是如此。席勒这段话中的错误是：假定工作的人生之外的另一种人生是“闲散和漫不经心”的。做游戏当然是闲散的。但宙斯与别人交往时，却并没表现出明显的漫不经心。他的道德过失全都源于一种“不能”（也许是“不愿”），就是不能在一切存在固有价值的地方看出固有价值。宙斯认为能在游戏中找到固有价值。凡人只有担任了宙斯的游戏中的角色才有价值。宙斯显然也在一些瞬间认为凡人并不只是些角色，也许在他看来，这些瞬间很短暂，也很可怕。在这些时刻，他会想尽办法保护一位凡人配偶。但总的来说，凡人只是人质而已，他们只具备工具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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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似乎已走上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陷入了一个道德沟壑，奥林匹斯山众神会发现连想理解它都很困难。我们欣然承认凡胎人类具备固有价值。我们这么做当然绝对正确。一些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应把这种承认扩大到一些非人类凡胎，但个体的人却是固有价值最明显的所在之处。作为西方道德体系和政治制度基础的基本假设是：人人生来平等；人人具备同等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人们固有的。不应把人当成游戏中的人质，不应仅仅把人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正如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的：人就是“目的本身”。另一方面，游戏通常都会被看作人生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方面。当然，人们应当在生活中抽出一些时间去做游戏，但不能过分游戏，并且只有一个人已经满足了生活中更重要、更紧迫的要求时，才能去做游戏。这不仅是由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在这些社会里生存就必须工作），这种态度还有更深刻的根源。努力工作能使人获得合理的赞扬。游戏只是一个人做的事情。一生都做游戏（条件是一个人足够幸运，一生都不必工作）则会招致非难。我们常说：一生都做游戏的人“永远都长不大”——此话包含着侮辱的意味。努力工作是有益的、高尚的。游戏只是娱乐。在道德上，我们无疑优越于奥林匹斯山众神。不过，我们同时也忘记了古希腊人懂得的某种东西，就像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儿时懂得的东西那样。古希腊人知道，我们会在乌托邦（理想国）里做游戏。在乌托邦里，正是游戏补偿了人生，使人生成了“值得的麻烦”。但精确描绘出来的乌托邦，却是人们能过的最佳生活。看来，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古希腊人将游戏视为人们能过的最佳生活的基本成分。人生中具备固有价值的，正是游戏，不是工作，因此使人生成为“值得的麻烦”的，也正是游戏，不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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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雅典最杰出的哲学家，也可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6]说过：“西方哲学传统最无可争辩的总体特征是：它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构成的。”柏拉图围绕着他所说的“形式”[7]构建了他的全部哲学体系。某个事物的形式就是该事物的本质，即它实际上是什么。我们今天谈论某个人跑步的形式，就是谈论他的技术。这是柏拉图哲学的回声：你的形式越好，你就越接近完美的跑步者。在稍微不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员描述为具有好的或不好的形式，或者说他状态良好（in form）或状态不好（out of form）。柏拉图和我们如今使用的语言大大有关。我即使在状态良好的日子里，也离长跑运动员的形式很远。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海尔·加布雷塞拉西（Haile Gebrselassie）和凯内尼萨·贝克勒（Kenenisa Bekele）都远远比我更接近长跑者的形式。的确，在一切在世者和不在世者当中，这两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长跑者的形式。但柏拉图也许会说，连加布雷塞拉西和贝克勒都不完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不完美。使任何人成为长跑运动员的，是他们与长跑者形式的相似性，或用柏拉图常说的话说，是他们对长跑者形式的分享。他们作为长跑者的地位，依赖于他们与长跑者形式之间的关系。但形式就是形式，其地位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这是更普遍的事实。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一切之所以是其本身，完全是因为它与一种或多种形式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我是人，因为我与人的形式之间存在（不完美的）相似性；雨果是狗，因为它与狗的形式之间存在相似性，如此等等。但绝不存在逆向的依赖性：那些形式的存在，并不依赖于那些作为其例证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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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指出，最重要、最真实的形式是“善”的形式，即善的理念。一切善的事物，行动、规则、人、机构等等，之所以被称为“善”，是因为它们相似于“善”或分享了“善”。因此，这些事物的善都依赖于善的理念。它们都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善：它们与外在于它们的某种事物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联。但“善”就是善本身。总之，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每一个事物都有形式。这些形式都是人类无法感知的非物质领域的事物，它们在这个领域里构成了一座现实之外的金字塔。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善”的形式，它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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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不相信这个说法。一个由各种本质构成的非物质世界，那些本质构成了一座真实性和价值逐步增加的金字塔：我对这些说法的相信程度，就像相信奥林匹斯山众神、相信《创世记》关于上帝的说法一样，即几乎不相信。哲学是一门相当奇特的学科，其中连最伟大的哲学家（至少可能是）都免不了在几乎一切问题上犯错——我认为柏拉图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错了。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了某个事物，一个我们直觉地、本能地感觉到的思想就真的非常重要，而我们往往还没弄清它，就给它穿上了形而上学的外衣，那件外衣太奢侈了，绝不只是个小小的假话。宗教（无论是奥林匹斯山的宗教，还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也许就是关于这一点的最明显例证。但是，柏拉图却绝无这种基本的人类倾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重要的都不是教义的词句，而是它说明的道理。人们会发现，从那些假话的字里行间会悄然地出现某种重要的、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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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所说的“善”的形式就是善本身。剥掉它形而上学的冗余，柏拉图所说的善，就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其他任何事物而有价值的善。换言之，柏拉图所说的善是固有的价值。不存在形式的世界，至少我怀疑这个说法，但存在固有的价值。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可以找到固有的价值；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在各自人生中所做的事情里，可以找到固有的价值。今生唯一值得去做的就是热爱善，不是把善理解为另一世界中的形式，而是理解为那些自身就有价值的事物。工具——只因它们可能带给你其他某个事物才有用的东西——是人生中无足轻重的东西。你也许需要工具、觊觎工具，你也许不顾一切地想要它们，但你不应因它们不值得去爱就不爱它们。《圣经》告诉我们：贪财乃万恶之源。这句话在一些看似更有理的译文中是：爱钱是各种罪恶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圣经》绝对正确。但这只是一个更普遍真理的限定版：爱是与那些本身有价值的事物之间的恰当关联。像对待本身有价值的事物那样对待自身无价值的事物——这就是各种罪恶的根源：罪恶的生活，罪恶的社会政治制度，往往还有罪恶的人。唯有具备自身价值的事物才值得去爱。人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自己置身于值得去爱的事物当中，并且把这些事物和不值得去爱的事物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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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便有了菲迪庇德斯（Pheidippides）[8]，也许是虚构的人物。据希罗多德（Herodotus）[9]记载，菲迪庇德斯从雅典跑到斯巴达求援——两地相距152英里——当时，入侵的波斯军队已在马拉松登陆[10]。另一些记载（其来源和真实性不明）则说，马拉松战役结束后，菲迪庇德斯带着希腊人获胜的消息，从马拉松跑了26英里，到了雅典。有记载说，那是他能跑出的最长距离，他高喊：“我们胜利了！”之后马上就死了。无论是否真有菲迪庇德斯，他都和我们如今所知的那个长跑比赛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出于明显的理由，那个长跑比赛叫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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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迪庇德斯来说，他的奔跑据说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据说，当时有位元帅对他说：“菲迪庇德斯，快去雅典，快去吧。你说的马是什么意思？”菲迪庇德斯是为了另一件事而跑——为了自己活命：无论结果如何，他都必须服从命令，不然就会使长官不悦。若是某个人开始跑步，或长时间停跑后又开始了跑步，其结果便一定显得很重要。我当然也这么想，尽管我认为那些大多以狼狗为基础的结果有几分不合常理。所以说，我成年后的跑步生涯有一个工具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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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人跑步的工具性理由无论是什么，跑步都具有一种非工具性的本质，即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渐渐重申其自身的倾向。至少，跑步对我来说就是如此。我开始跟布勒南同跑时，还是个薪水微薄的哲学副教授，买不起自行车。跑步是应付一种急需的最廉价的可行之举，更是防止布勒南吃掉我的一切东西、最廉价的可行之举。但随着生活的发展，我的工资悄然地渐渐上涨了，我终于买得起自行车了。的确，几年后我迁居爱尔兰时，我买了一辆很好的山地自行车。但是，唯有在我受了伤、不能跟我那时正显著扩大的狗群同跑时，我才骑车。到那个时刻，跑步便控制了我：跑步的本质，即我后来想到的“跑步的心跳”，已经建立了它对我的控制。狗群变老了，它们的身体变弱了，它们那些破坏性的暴行也减少了，我杜撰了一些新的工具性理由（它们其实都是小小的神话），以向自己解释我为什么要跑步。我对自己说：我跑步是因为跑步能使思维清晰。但现在我认识到了真相：那时我已经不中用了。我虽然杜撰了一些理由，提出了一些声明，但我还是越来越少地为激励一群寒了心的狗而跑步，越来越少地为了跑步能提高认知质量而跑步。我越来越多地为跑而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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