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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建议的，在我们对这两种伦理学进路的批判性比较中，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因素。功利主义在广泛的范围中和各个一般性/特殊性层面上都产生了不合理的理论结果。除此之外，功利主义在其方法与动机方面还具有多重未确定性。哪怕我们鉴于常见的功利主义类型的未确定性而采取了梯度性功利主义，有两种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着。它们让我们对梯度性功利主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产生了怀疑。我们该谈谈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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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到美德 第十五章 功利主义的未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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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主义与实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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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功利主义的讨论中，我们一直绕开了一个关于应该如何阐述功利主义的重要问题。我们尚未考虑，我们是应该认为各种形式的直接功利主义是在称赞那些其总体效果或后果现实地有利于人类幸福的行动、动机呢，还是应该认为它们是在称赞那些其总体效果或后果（从某个合适的角度看）被预期是有利于人类幸福的行动、动机呢？（一个类似的、同样困难的问题也与更一般意义上的后果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捍卫者与批评者都倾向于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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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或似乎是建议说，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到底是表述为所谓的期望主义的形式[195]，还是实现主义的形式，这并不要紧。我想我曾见过，有些版本的效用原则已经把这种漠不关心嵌入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达之中。例如，有时这一原则被表述为，一个行动是义务性的，当且仅当这个行动比其他替代选项具有更好的或按照预期更好的（对人类幸福而言的）后果。字面上讲，对功利原则的这一表达认为，不管是具有按预期最好的后果，还是具有实际上更好的后果，这二者都构成一个行动的义务性的充分条件，而这是一个我从未见到任何人明确捍卫过的观点。这种对功利原则的含糊表达可能实际上意味着，行为功利主义或行为后果主义的捍卫者与批评者都尚不确定，到底是用实现主义的方式还是用期望主义的方式才能最好地表达行为功利主义或行为后果主义的观点，于是他们都尝试避开这一议题而去处理关于功利主义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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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绕开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之争的可不只是那些认为“功利主义是用期望主义还是实现主义形式来表述无关紧要”的人。还有一些人在这个议题才有确定的立场，要么支持对效用原则的实现主义表述，要么支持对它的期望主义表述，但这些人却没有为他们的特定偏好给出任何辩护根据。由于争论的两边都有明确的支持者，我们会期望能找到一些关于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各自的价值的探讨与争论。然而，在我搜索到的范围内，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一议题的重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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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接下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之争的问题是功利主义者与后果主义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功利主义与后果主义（无论是梯度性的还是其他形式的）便将处于一个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羸弱的理论位置。而在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之间的抉择的不确定性将让功利主义与后果主义都遭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批评，这种批评将会毁坏“构想出一个充分版本的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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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一议题上立足，我将首先描述，在对功利主义的阐述方面的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之争中的一些比较明确的立场。或许，如果我指出在功利主义文献中关于这一议题的意见的多样性，我们就更容易意识到，我们需要更细心地检验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本性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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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实现主义的行为功利主义或行为后果主义的有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和《伦理学》以及斯马特的《一个功利主义伦理学系统的概述》。这三人都区分了可谴责性与过错性，以减轻它们对那些具有不可预知的坏结果的行为的过错性的承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区分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来选择实现主义而非期望主义。上面几部作品关于这一点也都谈得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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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西季威克与其他实现主义功利主义者/后果主义者都未曾为他们对期望主义的拒斥提供辩护，我想，“为什么这些哲学家都选择了实现主义版本的功利主义与后果主义”这个问题或许有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他们认为，当从一个具有对各个可能的行为选项（或动机）的后果的完全的知识的角度来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和/或基于一种能允许这种完全知识的永恒普遍的观点来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道德判断才是最合适、最有效或最准确的。[196]实际上，他们认为，在基础层面上，对行动的道德评价是一个不带个人感情地仁慈的理性的存在者从一个不受通常的关于时间、地点和人的认知限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行动时所具有的偏好或态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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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为的正当性或过错性依赖于一个不带个人感情地仁慈的、无所不知的理性存在者[197]，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实现主义的偏爱。那个无所不知的存在者将知道一个行动的遥远后果，这些后果是行动的实施者所不可能预知的。给定这个存在者的非个人性与仁慈，这个假想的存在者对这个行动的态度将部分地依赖这些遥远的后果是有利还是有害于人类幸福。这个无所不知的存在者会认为像杀死婴儿期的希特勒这样的事是可赞许的，或至少会比婴儿时期的希特勒的身边的人更加认为这件事是可赞许的。因此，在有效地评价与执行行动的时候所做出评价之间存在着隔阂。如果不带个人感情的仁慈的无所不知是合适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支点，那么正确的功利主义评价将是对实际的长期后果的评价，而非对预期的或可预见的（长期）后果的评价。[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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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据我所知，实现主义的捍卫者或支持者们尚未回应过这一问题。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版本的效用原则都要求仁慈性与非个人性作为恰当道德判断的基础性条件。然而，我们有任何好的理由去假设这种判断的支点中必须包含全知性条件，或必须要求进入一种普遍永恒的视角吗？一些直接功利主义者曾质疑仁慈性是否是对合适的道德判断所要求的态度的完整的刻画，并认为正义的因素在使一个事态成为好事态这个方面也具有独立的作用，但正义因素却不能被包含在对不带个人感情的仁慈的心理解释之中。类似地，一个期望主义者也可以宣称，对某个给定行动者的行动的判断应该从与行动者在相关方面相似的认知性或知识论性角度来做出。这个期望主义者会认为，非个人性与仁慈性已给出了我们在做出对行动的客观有效的道德判断时所需要的所有距离，能让这判断免于行动者的非道德或反道德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偏见；然而，任何对行动者的视角的进一步的偏离都将使我们很难或更难把随之产生的评价当作对这个行动者所做出的行动的评价；由此，最好把期望主义后果当作直接功利主义或直接后果主义的行为评价的焦点或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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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不太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期望主义论证。我并未真正被它说服，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像直接后果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以脱离行动者的实际动机来合适地判断一个行动，那么我们大概也能够脱离行动者的认知视角来判断行动。不过，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好的论证可以要求把脱离认知视角作为合适的或准确的道德评价的条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论证认为，那种既脱离了行动者的动机，也脱离了行动者的认知/知识论限制的功利主义观点更前后一致、更均一，并因此在方法论上更好；然而这样的论证也伴随着理论上的危险。实际上，在当下语境下这种论证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功利主义显然不要求我们脱离行动者的其他一些方面来判断行动。功利主义通常仅仅把“对”或“错”这样的表述性形容词应用于故意行动，因此它脱离行动的故意性特征来判断行动的对或错。此外，功利主义也拒绝脱离行动者的能力之内的各个替代性选项来评价行动——功利主义通常认为这些替代选项是与行动的评价相关的，并因此拒绝脱离行动者的因果能力来评价行动。因此，任何来自一致性的论证都将是一把双刃剑，而且这里的议题或许太过复杂而无法通过任何一致性论证来得到有效的处理。很难看清楚，功利主义怎样才能捍卫它对实现主义版本的偏好或对那种普遍永恒视角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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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应该提到，有些哲学家选择去使用一种期望主义版本的行为功利主义。[199]其他一些人甚至断言，期望论功利主义是一种更好或更精确版本的功利主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在这么断言时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200]实际上，很难捍卫这两种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中的任何一种而反对另一种。正如我提到过的，这种困难以及它为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的特定版本或表达带来难题的潜在可能性，很大程度上都被那些倡导实现主义的人、倡导期望主义的人和那些试图在这一议题上保持中立的人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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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现在我们有理由下结论说，功利主义中存在着的未确定性比我们原先认识到的更多。而且，前面的章节考虑过的那些种类的未确定性让我们对常见版本的功利主义产生了怀疑，并让我们有理由质疑，是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具体版本或诠释（哪怕是一种梯度性的版本）能够在理论上得到辩护。很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简单地回避或绕开这种期望主义与实现主义之间的争论。不过，“不管我们用期望主义版本还是实现主义版本来构想功利主义，都无关紧要”这样的想法可以被进一步地解释，而这种解释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困难。（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与方法论方面）最优化型与满足底线型功利主义之间的未确定性把我们导向了一种只包含了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点的梯度性功利主义；与此类似的，功利主义的实现主义版本与期望主义版本之间的未确定性或许也会导向某种只赞同这两种版本的共同点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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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义与期望主义都清晰地认为，一个比替代选项具有预期的或现实的更好后果的行动要比替代选项更好；仅仅当这两种关于“更好性”的标准互相分离，某个行动具有预期的更好后果却不具有现实的更好后果的时候，这两种观点才发生分歧。可以有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它以上面所提示的方式把自己仅仅限制于那些轮廓清晰的情形中，由此它实际上为功利主义的道德优势性或更好性提供了仅仅充分却不必要的条件。不过，正如同梯度性功利主义为功利主义留下了一个非比较级道德价值方面的巨大空隙，上面这种功利主义版本也为梯度性功利主义留下了比较级道德价值方面的相当大的空隙。由于这种具体领域方面的进一步丧失，我们可能会怀疑，从理论的角度看这样一种不明确的、对问题缺乏表态的功利主义是否值得我们拥有。除非功利主义拥有某些资源来回答这种形式的怀疑，它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可行性看起来就非常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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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先前讨论过的在常见的还原论功利主义与排除论功利主义之间进行抉择的困难。我们在这一章中关心各种类型的还原论功利主义的未确定性，不过无论实现主义还是期望主义都代表了功利主义还原论的某种具体形式，功利主义可以按照这些具体形式来把评价性词语/语言还原为经验性或非评价性词语/语言。正如我希望我在第十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已经说清楚的那样，在更为人熟知的（无论什么形式的）还原论功利主义与那种否认了任何评价性谓词的适用性的排除论功利主义之间的抉择，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实际上，看起来这个抉择和在期望主义与实现主义之间的抉择一样是令人沮丧地未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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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未确定性方面的问题对功利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功利主义所引起的那些直觉不合理性对功利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样。功利主义总是可以厚着脸皮拒绝承认后一类威胁，然而，前一类威胁似乎确实是功利主义的独特视觉所无条件地固有的。并不是任何与功利主义假设与进路的基本分歧导致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未确定性的难题。相反，这些出现的困难是在以尽可能完全与一致的方式追求功利主义进路与功利主义方法论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显露出来的困难是每一个从功利主义自身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的功利主义者都应该面对的困难。只要这些功利主义者或其他人还没有向我们表明怎样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功利主义进路是一项自我设限、自我破坏的失败事业。这让我们现在有进一步的理由去选择美德伦理学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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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人曾建议说，功利主义者可以超越他自己的功利主义假设与方法论，并最终诉诸常识性考虑或直觉合理性来避免未确定性方面的指控。或许期望主义比实现主义更加符合常识，或许我们可以说还原论功利主义比第十三章中简要讨论的排除论功利主义更接近广泛接受的或常识性的道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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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甚至大多数）直接功利主义者都不愿意太过依赖常识思考或直觉（边沁以及更晚近的黑尔与斯马特都是这种态度的好例子）；而且看起来，如果功利主义者为了避开未确定性就得允许自己如此大规模地依赖日常道德思考，那么他又会为自己制造其他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最终会同样地威胁他的理论位置的有效性。在第十四章，我提到了功利主义在关于生活、人、特质与成就的可赞赏性的观点方面如何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区别于常识直觉。不过，刚才我说过，功利主义或许可以“厚着脸皮不承认”他的观点与常识意见之间的差别构成了问题；此刻我想到的是那些典型的或常见的功利主义观点，它们坚持认为伦理学应该合理地重组、或整理我们的直觉，而不是依赖于这些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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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功利主义为了现在消除未确定性的目的而向伦理直觉赋予某些重要性或有效性，那她在面临像第十四章末尾那样的与直觉之间的差异时就不能简单地厚着脸皮硬挺了。因此，解决未确定性的代价将是令第十四章所讨论的功利主义的反直觉理论后果变得更突出与棘手。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功利主义似乎都陷入了深深的难题，而常识美德伦理学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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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任何非功利主义伦理观只要认为对行动、特质与人的评价是对相关事态的非个人性的/客观的评价的函数，便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多元论和/或完善论形式的后果主义——这些观点允许把幸福/快乐之外的其他东西算作个人利好，而且/或者认为事态之好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要比直接功利主义所认为的更复杂——在这些问题上与常识观点更接近。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找到一个总体性观点，这种观点既能逃脱上面的未确定性方面的指责，又能避免第十四章中描述的那些反直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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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未确定性，我们大概必须以直觉性考虑来解决期望主义与实现主义、还原主义与排除主义之间的争议。然而，即便我们解决了这些争议，并接受了一种非功利主义的、更具有直觉性的关于个人利好与好事态的理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后果主义也会遭遇第十四章所讨论的那些困难。这些困难也许不那么严重，但仍然构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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