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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共有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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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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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条件（不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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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机条件（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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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道夫”条件（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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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条件（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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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麦道夫”条件（可能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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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不仅表明了作弊很普遍，还表明了作弊是有传染性的，能通过观察身边的人的不良行为增加自身作弊行为的程度。具体来说，我们身边的社会力量是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的：当作弊者是我们所在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我们的行为会与他们一致，最后，我们会感觉作弊从社会角度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但当这个作弊的人不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时，我们很难为自身的不良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且自身的道德感让我们更想把自己和那些不道德的人，以及（更不道德的）外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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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还表明，其他人在我们定义自身行为（包括欺骗）的可接受范围时是多么关键。只要看到自己的社会群体中某人的行为跨越了这个范围，我们就很可能会重新调节自己的道德标准，把别人的行为看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如果这个人恰巧是有权力的人，比如父母、老板、老师或其他我们尊重的人，那么我们将其看成榜样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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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实的诚实真相：我们如何欺骗了每一个人，还有我们自己？ 当不诚实的病毒在政党和金融机构内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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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们为了几美元作弊而恼怒，这是一回事（尽管这种欺骗行为很容易出现）；当作弊在大范围内发生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小组内部有几个人不遵从准则时，他们影响了周围的其他人，而这些受影响的人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以此类推。我认为，2001年的安然事件、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等很多案例，都是由于人们的相互影响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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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很容易地联想到下面这种情景：大型银行的一名知名银行职员鲍勃进行了不正当交易，并从中获取了很多利益，例如对某些金融产品要价过高，次年才报告银行损失等。大型银行的其他职员听说了鲍勃的所作所为，在吃午饭的时候对此谈论了一番。其他大型银行的职员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件事就这么被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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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很多银行职员都明白鲍勃不是唯一捏造数据的人，还将他算作了他们内部的一员。现在对他们来说，捏造数据是可接受的行为，至少在“保持竞争力”和“保证股东得到最大利益”[25]这方面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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