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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帮助弱势者这项原则是否符合伦理学,也不知道另一项不对弱势者提供帮助的原则是否符合伦理学。多数关于福利权利、按支付能力有比例承担医药费的讨论,以及不得以家人挨饿来胁迫失业者遵守某种“工作伦理”的讨论,都是以一种伦理学的形态进行的。从一个相对有限的程度来看,伦理学的考量事实上是在鼓励开小差,奖励一些钻制度空子的人,催生人们对国家的依赖。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两项原则相冲突、两种需求指向相反的方向,而且,任何一项需求的重要性都不足以让人忽略另一需求的价值。也就是说,每一个目标都有价值,因为总会有一个特定群体因不同价值追求而身处险境,因而没有理想的折中方案。由此可见,原则当中所涉及的伦理学内容与达成妥协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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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它不会消失,也不容忽视。这一问题甚至不仅存在于公共政策之中。“妥协”这个词本身就有双重含义:让一项原则作出妥协是错误的,而在两项原则之间进行妥协就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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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给“无价”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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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尖锐的事件当中,有一些是要给无法衡量的价值确定一个明确的成本(价格)。拯救一条生命值多少钱?维护裁判公正,以保护无辜者免受错误指控需要花多少钱?使用昂贵又痛苦的治疗手段来延续奄奄一息者的生命,或者在延续某些人看来没什么价值的人的生命,应该有什么限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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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这类事情其实十分普遍,在涉及国家健康项目的时候会出现。在涉及交通信号灯、机场安全、医疗研究、火灾和海岸警卫以及政府雇员安全等问题的时候,决策会与这些事情直接相关。在涉及职业安全、供水安全、建筑法、限速规定,甚至摩托车头盔等问题时,决策与这类事情间接相关,因为总要有人为之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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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们总是觉得,他们的决定是影响其他人的,而不是决策者自身,联邦层面上的决策者们尤其如此。飓风警报和龙卷风警报是为遭受风灾地区的灾民制定的;矿山安全是地面上的立法者和官员心系地下矿工而履行的责任。针对老龄人口、重症昏迷病人、瘫痪病人和身患绝症病人的政策是由不属于上述群体的人制定的。议员在进行关于时速55英里限速辩论的时候,会权衡一下自己家庭成员的安全以及由于限速而增加的旅行时间,但是如果他是勤勉认真的,也只会偷偷摸摸地进行这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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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小社区考虑是否要购置一个移动心脏监护室或者一台消防车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不再是我们为了拯救别人的生命应该花多少钱,而是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能花得起多少钱。为别人的生命安全花钱或者省钱,需要的是道德反思,然而,按学校的收益单独(或者和邻居一起)制定学校安全政策的预算,与其说是道德判断,还不如说是一种消费选择,实质上是在控制风险与消费品选择之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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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建议。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加真实的换位思考在国家层面的决策中减少不可控的道德内容。我们不再询问决策者应有怎样的社会义务,取而代之,问题是决策者们希望我们怎么花他们的钱。在决定要求人们为安全带、烟雾报警器、灭火器和避雷针该花多少钱的时候,换位思考要简单得多,设身处地地看看我们自己愿意为这些事花多少钱并以此决定我们的立场也很合理。问题可能还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在道德上的挑战可能就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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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相似的困境,而且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那么,决定是要建造表演的看台还是买一辆救护车,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就不这么简单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要求拨款委员会在决策时能够像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谨慎。我们不希望委员会过分吝啬而忽视现实的危险,也不要太粗枝大叶把经费花在遥不可及的危险上,那些经费实际上是我们的钱。我们希望决策者们考虑的不是政府为了人民的安全应当花多少钱,而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想要为自己的安全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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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这些决策中的尖锐问题卸掉了道德内容,而仅剩下最初的基本框架,现在实质上已不再是利他的而是利己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已经不再是核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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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义务的契约化方法。即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我可能对你付出无限的关爱,提供舒适的生活,安排饮食住处,永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甚至在我质疑你是否值得如此付出的时候而感到万分愧疚。轮到我的时候,我也会对你(或者对任何负担同样责任的人)有相同的期待,虽然可能会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但绝不至于放弃我的这些权利。但是,当我们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坐下来,通过立法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明确我们之间可以给予对方的东西,并认同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达到平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选择,同时避免过高的要求。而且,这在我们眼中也不会成为一个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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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契约化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两难困境。比如有两架客机遇难,其中一架满载乘客,而另一架几乎空着。如果我们只能选择营救其中的一架飞机,那该怎么选择呢?这种情况下,塔台工作人员要作出像上帝一样的取舍。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伦理上的两难问题,即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不能轻易给出答案。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正在填写联邦航空局调查问卷的乘客,当被问到紧急情况下希望塔台遵循什么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既无关伦理,更不会让我深陷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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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假定我们面对危险时的反应能力相似而且都买得起相应的保护设备,我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然而试图确定安全对于处境相对安全的人值多少钱的概念性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情况是你的处境比我更危险,或者说你身处险境而我非常安全,而规则是当我们共同分担降低风险的费用且我们二人都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结果是我认为所有措施对我一文不值,而你却会发现,应对风险措施的价值要比你独自承担全部费用再翻番还更值钱。如果你是飞行员而我不是,而且本地机场新的跑道灯要花掉我们每人1000美元,那么,对你而言值这个价,但对我不是。如果跑道灯对你的价值超过2000美元,而且你乐意付费,那就应该买下来。至于我是不是乐意付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为购买跑道灯承受的价格不超过1500美元,而且新的跑道灯仅为改善你自己的安全,那我会建议不买跑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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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之间在是否购买跑道灯并分担2000美元费用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我性格中的经济学家成分是这样分析的:跑道灯关系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如果你有权要求我为此支出1000美元,且我了解你的主张并支付了这笔只对你有利的费用,那么,你是否真的愿意购买跑道灯呢?还是更愿意从我这儿收取1000美元之后干脆据为己有?我对此根本不介意。如果你根本不需要跑道灯却非让我出钱,可能会令我感到不满,但是,更让我不满的是你把我的1000美元花在你认为根本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上。实际上,和购买跑道灯相比,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我直接给你750美元,而你什么都不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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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就此罢休,而且,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用的观点、一项有价值的思考。当然,其他相关的思考也有价值,但它们不是伦理学问题。即便其他思考属于伦理学问题,但其所追问的也不是我们这个狭小的二人社会做出不购买跑道灯的决定,是不是过分地轻视你的生命价值了?事实上,你可能确实低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我对此也没什么需要感到内疚的。你的私人车道可能也需要更好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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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穷人而我很富有,你使用的是廉价的小机场,而我的机场设备要完善很多,那么,问题更困难了。现在,由机场安全公共基金出钱支付,要给设备完善的机场装上跑道灯,而设备不完善的机场则不再安装范围之内。且不说就机场的流量来看,跑道灯给你的廉价机场带来的收益可能更多。[1]如果安装跑道灯真的能够改善机场的安全水平,就会有人问我们是否应该花钱把跑道灯也装到你的廉价机场上?实质上,我们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和我的生命一样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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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穷人而我是富人,那么你的生命是不是不像我的生命那么有价值呢?这里的“价值”是指为防范特定风险所投入的资金。注意,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一个数字模型,假如我们最多愿意为每个人花2000美元来避免1/500的死亡概率,那我们每挽救一个生命就要花费1000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每个生命的价值是1000000美元。那么,你的生命值多少钱?我的生命值多少钱?你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我的生命值钱?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先阐明我们提问时所指的价值是对谁而言,最终由谁埋单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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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比我穷,那么,很可能你花费在自己身上的钱就比我为自己花费的钱少,包括人身安全在内,你为与你的生命相关的任何事情所支付的货币数量都没有我支付的多,就因为你比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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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预期,和富人相比,穷人用于家庭和汽车安全的投资会比较少,因为这些商品是在消费了更紧急的必需品之后购买的。我们会预期和财政宽裕的城镇相比,财政紧张的城镇花在消防上的钱会比较少,因为财政紧张的城镇税收收入少,而且除了消防车之外更需要学校和街道。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的飞行安全项目会拒绝为你的机场安装跑道灯,而我的机场就能得到政府花钱安装的跑道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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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性格中的经济学家成分想说:“是的”。我性格中的政策建议者成分至多会说“也许”或者“这得看情况”。事实上,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最终由谁筹备资金;二是如果没有给你安装跑道灯,还有其他什么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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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观点包含了一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内容,让我们按以下步骤依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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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每条跑道的使用者都需要为包括安全设施在内的所有跑道设施付费,我们可能发现,你廉价机场中的低收入使用者认为新的灯光给机场安全带来的改善微不足道,并不值得新增的费用;而我机场中的富裕使用者则认为添置灯光是笔不错的买卖。我对生死的认识可能和你一样,但是,如果我和你一样穷,那么我会认为我提前为灯光支付的费用很不值得。所以如果你发现我的机场安装了跑道灯而你的机场没有,也不用太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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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一个联邦安全机构正在考虑要求安装新的跑道灯,且安装费用由机场使用者承担,那么,为了让你买跑道灯,他们必将确信你存在错误的认识。假定你知道跑道灯的价格,他们就不得不假设你要么不知道跑道灯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飞机起飞和降落时的危险,要么不知道怎样权衡自己的生命和金钱。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必须相信你是在自己的立场上犯了错误;而且如果他们能搞清楚你确实知道跑道灯对安全状况的改善作用,他们就一定会认为你或者是低估了你自己的生命,或者是高估了用自己的收入能够购买的商品。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联邦安全机构能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钱对你的价值。你可能会很合理地抵制要你自费安装那些昂贵的跑道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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