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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让政府来安排添置安全设施的经费，包括这些跑道灯。他们会用公共开支来支付这笔费用。你可能会拒绝接受。但是，这些跑道灯是免费的，虽然你认为其价值低于价格，但新的跑道灯确实比旧的好。那么，由公共经费向你提供这些跑道灯是不是最好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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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试图告诉我的学生，当被问到这类问题的时候要再追问一下，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替代方案是减税，那你一定是在为这些跑道灯埋单；要么说是在交税的同时接受免费的跑道灯。这样的话，你很可能接受一个较低的税率、比较少的公共航空安全预算和旧的跑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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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作为穷人交的税要比我们富人交得少。如果你拒绝安装跑道灯，就会为我节省开支。你的那部分开支或者说你节省下的那部分税金可能比跑道灯对你的价值要少。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新的跑道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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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后一种替代方案。如果航空安全机构把跑道灯按价折成现金给你，而且不要求你把这些钱花在灯光上；或者他们把跑道灯给你，并且你可以把灯卖掉，那么，你很可能会选择现金补贴。而这对我也无所谓，我宁可选择现金补贴和低税率，但是如果你有权选择，而且在现金补贴与跑道灯之间选择了前者的话，那么我强迫你购买跑道灯就没什么好处。也许你会妥协，接受少于跑道灯价值的现金，那么我就可以少交一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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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论证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按照人均值计算，政府花在救助穷人生命上的钱应该少于救助富人生命的钱。但是，这个论证不是无条件的，只有我们能够找到为穷人利益更好使用这笔钱的途径，这个论证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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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论证。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这些钱只能用来购买跑道灯，你就不能按照自己意愿支配这笔钱；如果这笔钱只能用于保护航空安全，而不能用于控制机场噪音或者改善学校条件；或如果纳税人回应你改善航空安全申请，而拒绝提供其他服务或扣减相应的税金，那么，你提高跑道安全的替代方案实际上会降低跑道安全。上面的分析不会帮助你得到比跑道灯更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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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重要的、决定性的限制条件更像是设计安全项目的政治约束，而不是最初在问题中出现的伦理学问题。政策制定过程中，穷人的生命不应得到和富人生命同样的保护吗？但是，当一架飞机在那个灯光设备过时的机场坠毁时，我们很难向我们的孩子解释为什么那个机场没有在航空安全机构那里得到和我们的机场一样的关注。航空安全机构的人在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这一点的时候也很困难。这里伦理学问题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再是我们最初察觉的那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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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前提是假设廉价机场由于其低廉的费用会吸引更多的旅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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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更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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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油配给制和机场安全的例子中，读者们会注意到一个经济学研究中分析特定现象、政策或者计划是否有功效的常用方法。这个方法专注于现象、政策或者计划的产出或结果，并研究替代性方案的结果是不是“更优”。我们所说的“更优”是指，产生的结果对于所有利害关系人都是优秀出众的；或者至少结果对于所有可辨识的利害关系人都更好。就汽油配给制来说，我们研究的是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结果要么能够满足所有的既定目标，要么能更充分地实现目标，要么能让相关的人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目标。寻求更好的结果并不是说配给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只是说配给制和其他解决方案相比还差一点儿。尽管不是经常如此，但有的时候还可能在重要程度上衡量或估计出不同方案的高下之分。还有一些时候，如果替代方案的结果不是对所有人更优，而且还对部分人不利，那就需要评估不利的范围和程度，给这个替代方案的结果所能导致的不利设置一个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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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灯的例证正说明了这种分析的成功之处以及部分局限。它只关注结果而不关注表象和过程。最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并没有阐释它是否现实可行，特别是更优的政策和计划所依靠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宪法规则、人们难以接受的政策或者不具可行性的行政决定。我怀疑会有很多读者比我更信服为低收入者提供较差空中旅行安全的机场的智慧，尽管他们能够得到在他们自己看来比机场安全的些许提升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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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例证，我假设如果机场安全是地方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那么，在救生设施上，我们就不能期望主要由低收入者使用的地方机场，获得比商人及富裕游客经常光顾的机场更多的投资；同时，我们认为也不需要先向使用经费充裕的机场的游客收税，再将税收收益补贴给受欢迎度较低的城市和机场；我们甚至会期待，希望节省路费的乘客更多地使用安全措施并非很完善的机场，因为想少花路费也意味着使用更便宜的地面设施。如果联邦经费想要为更贫困地区机场的地面设施提供资助，那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主张，来论证食品、害虫防治、有毒废物处理或者警察和医疗等项目要比跑道灯好处大得多，也能帮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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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通过重申两点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第一，这一分析试图通过重构政策规划及其替代方案以重新调整结果，并保留了原本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利益进行结果评估权重体系的完整性。它研究了替代性方案的结果，从所有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评估，以此确定不论计划的内容怎样、结果如何，是否存在一个更优的方案。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它确实是有用的。第二，政策制定的过程没有什么神秘主义，失误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参透的，只要决策者乐意为发现是否存在更优方案而付出一点儿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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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经济学家使用“效率”概念来描述这个过程，而且经常在考量的过程中严格区分“平等”和“效率”。效率这个词听起来冷冰冰的，而并不具备带给人类满足感的感觉。而且，如果我告诉你，把最好的跑道灯安装在比较差的机场上是没有“效率”的，那你很可能认为你准确知道我的意思，而且并不欣赏这一想法，甚至会不喜欢我这个人。如果我告诉你，“没有效率”仅仅意味着我能找到对当事各方来说都更好的解决方案，那么，你对为什么要在这么罕见的意义上使用“效率”这个词的疑惑就情有可原。对于这种对效率含义理解的差异，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学家们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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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逃离平等和效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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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需要处理的事务当中，最容易引起分歧的就是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税收和关税、福利和食物券、租金管制、农产品补贴、天然气管制、最低工资法案、公屋制度、社会保险及其融资、电价立法、劳工法和劳资谈判都是主要关于收入分配的。至少，关于这些政策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农民、城镇消费者、失业者、业主、慢性病人、健康人和富人的收入和支出的。自由是一个争论点，但人们争论的实际是追逐利益或者生计的自由。权利是一个争论点，但人们争论的实际是享有福利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接受延续生命的医疗服务的权利，继续从事诸如渔业、农业等受到威胁的职业的权利，或者是为工作和市场竞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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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死刑、堕胎、预防性拘禁也会产生意见分歧，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但是，这些问题也是与收入分配存在关联性的。正是将堕胎纳入医保范围重新引发了关于实施堕胎权利的争论，而死刑、被告权利涉及一些可能仅由于收入歧视而引起诉讼的程序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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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伦理学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争论。汽车业、钢铁业和肉类加工业都希望免受国外同行的冲击，我们希望劳资双方在维护自身权益进行论证时，尽量控制在他们认为最令人悦服的道德范围内；那些政治领域里的对手们也应如此。但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关注某项具体政策的伦理学含义或者整体上的收入分配，希望站在非利益关系人的立场上、基于公共利益作出是非判断的时候，经济学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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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收入分配的相对优势问题上，或者具体来说，在拒绝给不穷的群体一美元的同时，究竟应该给穷人多少钱才算合理的呢？答案是“不用很多”。尽管我给经济学注入了一些含糊其辞的伦理学特质，但是经济学分析的强项在于从不同的路径中选取更有效的方式实现特定的分配目标，而不是帮助人们决定目标是什么。它有助于让富人以更低的成本向穷人提供帮助。而且，在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当中，经济学分析能帮助你认清，其实这个问题与你休戚相关！如果采用浪费最少的方式，富人以给定的成本能够为穷人做得更多。实际上，在多数时候，经济学通过在同一时间内观察两种事物来实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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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很像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经纪人或者调解人，善于促成一揽子交易。综合交易旨在寻求一种更优的交易方案，想方设法让谈判桌上肯于接受让步一方得到更有意义的收获。如果你工间休息所花费的成本和我急需的一个医疗扩展项目所花费的成本一样，那么，把工间休息时间与医疗项目做个交换，我们就皆大欢喜。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议题同时拿到谈判桌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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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分析的是曾向学生们提出的另一个诱人的提议。起初，我的学生拒绝了，但当我从两个而不是一个维度处理之后，这个提议就变得很让人称心如意。在将个人收入从毛收入计算为应税收入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可以扣减。无论这个孩子是婴儿还是少年，无论你有6个孩子还是只有1个，而且无论你的年收入是20000美元还是120000美元（这是我真正想要强调的），你的每个子女可以让你扣减1000美元的应税收入。问题是，年收入是20000美元的人每个孩子的扣减额度是1000美元，那么对年收入是120000美元的人来说扣减额度是否还应该是1000美元？正如我给学生们的提议，对于高收入人群应税收入的扣减额度应该高于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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