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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相似的困境，而且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那么，决定是要建造表演的看台还是买一辆救护车，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就不这么简单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要求拨款委员会在决策时能够像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谨慎。我们不希望委员会过分吝啬而忽视现实的危险，也不要太粗枝大叶把经费花在遥不可及的危险上，那些经费实际上是我们的钱。我们希望决策者们考虑的不是政府为了人民的安全应当花多少钱，而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想要为自己的安全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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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这些决策中的尖锐问题卸掉了道德内容，而仅剩下最初的基本框架，现在实质上已不再是利他的而是利己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已经不再是核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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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义务的契约化方法。即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我可能对你付出无限的关爱，提供舒适的生活，安排饮食住处，永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甚至在我质疑你是否值得如此付出的时候而感到万分愧疚。轮到我的时候，我也会对你（或者对任何负担同样责任的人）有相同的期待，虽然可能会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但绝不至于放弃我的这些权利。但是，当我们在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如果我们一起坐下来，通过立法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明确我们之间可以给予对方的东西，并认同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达到平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选择，同时避免过高的要求。而且，这在我们眼中也不会成为一个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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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契约化的方法有助于解决其他一些两难困境。比如有两架客机遇难，其中一架满载乘客，而另一架几乎空着。如果我们只能选择营救其中的一架飞机，那该怎么选择呢？这种情况下，塔台工作人员要作出像上帝一样的取舍。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伦理上的两难问题，即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不能轻易给出答案。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正在填写联邦航空局调查问卷的乘客，当被问到紧急情况下希望塔台遵循什么规则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既无关伦理，更不会让我深陷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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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假定我们面对危险时的反应能力相似而且都买得起相应的保护设备，我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然而试图确定安全对于处境相对安全的人值多少钱的概念性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如果情况是你的处境比我更危险，或者说你身处险境而我非常安全，而规则是当我们共同分担降低风险的费用且我们二人都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结果是我认为所有措施对我一文不值，而你却会发现，应对风险措施的价值要比你独自承担全部费用再翻番还更值钱。如果你是飞行员而我不是，而且本地机场新的跑道灯要花掉我们每人1000美元，那么，对你而言值这个价，但对我不是。如果跑道灯对你的价值超过2000美元，而且你乐意付费，那就应该买下来。至于我是不是乐意付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为购买跑道灯承受的价格不超过1500美元，而且新的跑道灯仅为改善你自己的安全，那我会建议不买跑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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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之间在是否购买跑道灯并分担2000美元费用的问题存在分歧，但我性格中的经济学家成分是这样分析的：跑道灯关系到你个人的人身安全，如果你有权要求我为此支出1000美元，且我了解你的主张并支付了这笔只对你有利的费用，那么，你是否真的愿意购买跑道灯呢？还是更愿意从我这儿收取1000美元之后干脆据为己有？我对此根本不介意。如果你根本不需要跑道灯却非让我出钱，可能会令我感到不满，但是，更让我不满的是你把我的1000美元花在你认为根本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上。实际上，和购买跑道灯相比，更好的解决方案是我直接给你750美元，而你什么都不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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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就此罢休，而且，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用的观点、一项有价值的思考。当然，其他相关的思考也有价值，但它们不是伦理学问题。即便其他思考属于伦理学问题，但其所追问的也不是我们这个狭小的二人社会做出不购买跑道灯的决定，是不是过分地轻视你的生命价值了？事实上，你可能确实低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我对此也没什么需要感到内疚的。你的私人车道可能也需要更好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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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穷人而我很富有，你使用的是廉价的小机场，而我的机场设备要完善很多，那么，问题更困难了。现在，由机场安全公共基金出钱支付，要给设备完善的机场装上跑道灯，而设备不完善的机场则不再安装范围之内。且不说就机场的流量来看，跑道灯给你的廉价机场带来的收益可能更多。[1]如果安装跑道灯真的能够改善机场的安全水平，就会有人问我们是否应该花钱把跑道灯也装到你的廉价机场上？实质上，我们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和我的生命一样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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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穷人而我是富人，那么你的生命是不是不像我的生命那么有价值呢？这里的“价值”是指为防范特定风险所投入的资金。注意，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一个数字模型，假如我们最多愿意为每个人花2000美元来避免1/500的死亡概率，那我们每挽救一个生命就要花费1000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每个生命的价值是1000000美元。那么，你的生命值多少钱？我的生命值多少钱？你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我的生命值钱？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先阐明我们提问时所指的价值是对谁而言，最终由谁埋单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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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比我穷，那么，很可能你花费在自己身上的钱就比我为自己花费的钱少，包括人身安全在内，你为与你的生命相关的任何事情所支付的货币数量都没有我支付的多，就因为你比我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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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预期，和富人相比，穷人用于家庭和汽车安全的投资会比较少，因为这些商品是在消费了更紧急的必需品之后购买的。我们会预期和财政宽裕的城镇相比，财政紧张的城镇花在消防上的钱会比较少，因为财政紧张的城镇税收收入少，而且除了消防车之外更需要学校和街道。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政府的飞行安全项目会拒绝为你的机场安装跑道灯，而我的机场就能得到政府花钱安装的跑道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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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性格中的经济学家成分想说：“是的”。我性格中的政策建议者成分至多会说“也许”或者“这得看情况”。事实上，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最终由谁筹备资金；二是如果没有给你安装跑道灯，还有其他什么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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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观点包含了一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内容，让我们按以下步骤依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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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每条跑道的使用者都需要为包括安全设施在内的所有跑道设施付费，我们可能发现，你廉价机场中的低收入使用者认为新的灯光给机场安全带来的改善微不足道，并不值得新增的费用；而我机场中的富裕使用者则认为添置灯光是笔不错的买卖。我对生死的认识可能和你一样，但是，如果我和你一样穷，那么我会认为我提前为灯光支付的费用很不值得。所以如果你发现我的机场安装了跑道灯而你的机场没有，也不用太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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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一个联邦安全机构正在考虑要求安装新的跑道灯，且安装费用由机场使用者承担，那么，为了让你买跑道灯，他们必将确信你存在错误的认识。假定你知道跑道灯的价格，他们就不得不假设你要么不知道跑道灯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飞机起飞和降落时的危险，要么不知道怎样权衡自己的生命和金钱。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必须相信你是在自己的立场上犯了错误；而且如果他们能搞清楚你确实知道跑道灯对安全状况的改善作用，他们就一定会认为你或者是低估了你自己的生命，或者是高估了用自己的收入能够购买的商品。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联邦安全机构能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钱对你的价值。你可能会很合理地抵制要你自费安装那些昂贵的跑道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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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让政府来安排添置安全设施的经费，包括这些跑道灯。他们会用公共开支来支付这笔费用。你可能会拒绝接受。但是，这些跑道灯是免费的，虽然你认为其价值低于价格，但新的跑道灯确实比旧的好。那么，由公共经费向你提供这些跑道灯是不是最好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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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试图告诉我的学生，当被问到这类问题的时候要再追问一下，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替代方案是减税，那你一定是在为这些跑道灯埋单；要么说是在交税的同时接受免费的跑道灯。这样的话，你很可能接受一个较低的税率、比较少的公共航空安全预算和旧的跑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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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作为穷人交的税要比我们富人交得少。如果你拒绝安装跑道灯，就会为我节省开支。你的那部分开支或者说你节省下的那部分税金可能比跑道灯对你的价值要少。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新的跑道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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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后一种替代方案。如果航空安全机构把跑道灯按价折成现金给你，而且不要求你把这些钱花在灯光上；或者他们把跑道灯给你，并且你可以把灯卖掉，那么，你很可能会选择现金补贴。而这对我也无所谓，我宁可选择现金补贴和低税率，但是如果你有权选择，而且在现金补贴与跑道灯之间选择了前者的话，那么我强迫你购买跑道灯就没什么好处。也许你会妥协，接受少于跑道灯价值的现金，那么我就可以少交一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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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论证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按照人均值计算，政府花在救助穷人生命上的钱应该少于救助富人生命的钱。但是，这个论证不是无条件的，只有我们能够找到为穷人利益更好使用这笔钱的途径，这个论证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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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论证。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如果这些钱只能用来购买跑道灯，你就不能按照自己意愿支配这笔钱；如果这笔钱只能用于保护航空安全，而不能用于控制机场噪音或者改善学校条件；或如果纳税人回应你改善航空安全申请，而拒绝提供其他服务或扣减相应的税金，那么，你提高跑道安全的替代方案实际上会降低跑道安全。上面的分析不会帮助你得到比跑道灯更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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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重要的、决定性的限制条件更像是设计安全项目的政治约束，而不是最初在问题中出现的伦理学问题。政策制定过程中，穷人的生命不应得到和富人生命同样的保护吗？但是，当一架飞机在那个灯光设备过时的机场坠毁时，我们很难向我们的孩子解释为什么那个机场没有在航空安全机构那里得到和我们的机场一样的关注。航空安全机构的人在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这一点的时候也很困难。这里伦理学问题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再是我们最初察觉的那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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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前提是假设廉价机场由于其低廉的费用会吸引更多的旅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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