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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00 起码以下这些基于社会责任进行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有人在道德上有需要劝我们信奉他们的信仰或习惯他们的饮食,不读某些典籍,不玩某些纸牌游戏,让我们向或不向某一面旗帜敬礼,禁止在咖啡馆吸烟或者不再使用阳性代词指代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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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02 当然,在某些情形之下责任意味着理解、无私、帮助支持他人并不伤害任何人。没有任何标识的可燃儿童睡衣、偷偷丢垃圾、把二手车的里程表归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道德困境(稍等,卖给我野马车的零售商就曾经很认真地和我说,作为消费者我应该反对禁止改动里程表的不公平法律,因为它降低了我再次出卖这辆车的价格!)。但是有一段时间,在两起暗杀事件受害者兄弟的敦促下,参议员几乎不能召集多数人在道德上支持控制便宜且易于取得的被称为“周六特价”的手枪;城市里的捕狗人是最不受欢迎的公职之一;堕胎被一些人解释为不可剥夺的自由,而被另外一些人解释为应当被公开禁止的罪孽;金像奖的获奖影片不能给我的孩子放映;黑人担心他们的文化被稀释的同时他们的领袖正被“取消种族隔离”运动所吸纳。这种情况责任感不是一种品质(这是一个人或多或少能够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政策选择,在人们能够对其负责的不同价值之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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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04 促使企业让部分特定人群来确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危险的,这些人群包括部分消费者,企业雇员的特殊利益群体,社区中最善于表达或最具威胁的任何族群,爱犬人士或对犬类皮毛过敏者。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是这一点值得我们牢记:在涉及企业责任尤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而且利益冲突总是和责任冲突相一致。保护性关税、小型矿山的安全检查、公寓楼里的宠物和枪支法案都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原则。有一些问题是纯粹分配性的,昂贵的低硫燃料有助于让住在烟囱下风方向的人们享受更清洁的空气;而使用这种燃料增加电力和其他商品的成本,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头上。同情的“责任”会让公司很难决定在哪个社区设置废物倾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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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06 我这里的目的不是攻击责任的观念,也不是说所有关于责任的努力都注定会违背另一些人的原则。我要指出的是一家公司负责人多少要像参议员或者大学校长那样有责任心。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是不是想做正确的事?”问题出现的时候表现为“正确的事情是什么?”选择并不总是在自私的企图和明显负责任的做法之间。决定往往是政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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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08 企业该怎么对待员工的毒瘾?怎样让男性承担从前由女性承担的秘书、接待或者档案员之类的工作?或者通过提高成本和价格的方式消除一些产品上的危险?或者让黑人组织主宰关于黑人的政策,女性组织代表女性谈判?假设企业迫于压力终止了南非的业务,让那里的人失业了。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公司应当对谁推迟作出正确选择的时机?这种情况下,真的有正确的选择么?或仅仅是在两个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选项中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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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10 今天我们面对企业责任的时候许多因素都是新的。我们很难回答塞拉俱乐部或者农民组织是否站在负责任的立场,而他们有可能采取相反的立场。但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在那些让人焦虑的事情上,尤其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上,我们无处寻求可靠的指导和已知的政策来源,而只能在负责任和自私的选项之间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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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12 并不是所有责任问题都涉及良知的困境。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并不是做错事的借口,但是,我们应当谨慎避免想当然地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负责任的,而且选择总是仅仅在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之间作出。企业中那些能够对作出负责任的事情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通常会被人指责为不负责任,就因为他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即便是带有偏见的雇主也会在确定其责任是针对自己的群体还是自己的传统价值中遇到麻烦;没有偏见的雇主在决定让弱势的少数群体承担多大的困难才合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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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17 选择与后果 [:1701716015]
1701716618 选择与后果 不负责任还是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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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20 许多现代企业责任问题是棘手又模棱两可的,这些特点可以用夸张一点的方式以劫机的例证来说明。当企图劫机或劫机行为正在进行的时候,必定出现戏剧性责任危机,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未能预见而且多数时候独一无二的情况作出艰难的决定,还有大量与劫机相关的常规问题在日程当中经过多年一直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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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22 比如一件直接相关的事情就是对行李的处理,目前我们什么都没做。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飞机座舱内的行李明显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得到1973年开始的检查程序证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直在对行李进行检查,随着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制造机身更大的喷气机,从而可以把客舱地板提高并为存放旅行包提供更多空间。多数行李被带进客舱是为了省去等行李的时间,倒不是旅客想要在飞行途中刮胡子或者穿浴袍。如果能够生产出更便于检查的专为乘坐飞机设计的行李箱,乘客们可能会放弃将行李带进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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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24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检查程序。不管它的效率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如果检查程序在1973年有意义,那么同样的程序在这之前也应该是有意义的。一些航空公司在这之前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但最终是联邦规定让这些程序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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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26 有一种筛选乘客的程序,参考的是真正或潜在劫机者的行为模式。它看起来完全依靠本已非常忙碌的客运代理人靠他们自己的责任感来实施这一程序并将其合法化,而对他们筛选中过于严格强势或过于宽松懒散的两类错误并没有明确的惩罚制度。而对于机场安全、飞机设计和装卸系统没有什么改进。对于与劫机相关的飞机操作规范、人员选择、乘客座位安排和行为规范都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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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28 上文回顾这段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劫机威胁的历史,目的不在于将航空公司的行为评价为不负责任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解决本来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识别社会责任是多么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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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30 第一,基本责任很不清晰。这其中包括犯罪行为和航空公司的责任。联邦政府对自己的政策不知所云,也没有明确的责任,航空公司的总裁们即便想要承担责任也完全不知道责任到底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也搞不清管辖权在联邦政府部门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是怎样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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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32 第二,航空公司可能考虑采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全体成员的共同行为,比如所有航空公司的统一制服。我们也不清楚民用航空局和司法部能允许它们走多远,而且许多操作流程的改变还要求机场采取积极行动进行配合,而航空公司既不拥有机场也不能控制机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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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34 第三,总体来说我们不清楚航空公司该对谁负责或者说该为谁的利益服务。航空公司的经理们可以对本公司乘客的安全负责,也可以对所有乘客的安全负责,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帮助避免广泛蔓延的暴力行为。他们可能有义务在进行旅客筛选、选择性调查或盘问旅客的时候不使用种族性数据。他们可能有义务保护乘客免受非法或不适当的搜查和关押。对员工安全的考虑是另一个问题,不浪费股东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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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36 如果一位航空公司的高层官员按照他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解决了所有关于劫机的问题(据我了解很多航空公司的官员都做到了),我们很难弄清楚他都做了什么。一个负责任的目标应该是避免向乘客发出任何不适当的警报,阻止劫机者的过程中避免任何戏剧化和激励的手段,避免在英雄主义行为中让乘客和机组成员负担可能需要牺牲生命的责任,还有就是避免任何夸大飞行危险以致危及航空旅行的行为,当然还包括提高乘客和股东成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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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38 就像银行业整体都很精明和负责任的不会作出任何过激的行为来面对抢劫银行的威胁一样,航空公司也会很精明地将他们对劫机威胁的应对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是我们不缺乏替代假设来解释一些偶然、随机、非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打断了航空公司“不回应”的总体趋势和其他在明智、自律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反应,促使航空公司以个人行为代替稳健低调处理公关问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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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40 航空公司关于劫机问题的社会责任确实复杂且充满矛盾,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缺乏经验的郊区出租汽车公司,而是应用高级技术从事跨国交易的大型公司,这些公司从设立开始就饱受生命和财产威胁的困扰。要说美国哪些企业能够对付持有武器、可能很疯狂的男女在危险和不稳定的环境下劫持消费者为人质,那非航空公司莫属。一家小型食品公司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肉毒素中毒,但人们会期待大型航空公司在新的威胁出现时能够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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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42 当然人们会更加期待在类似情况下挺身而出的是联邦政府。涉及航空安全的事项上,刑事犯罪由联邦司法管辖,航空公司的成本和税率似乎也由联邦政府决定。相应的,我们是否也可以推断航空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应当由有管辖权的联邦政府部门来确定。起码要为航空公司共同制定的政策和统一行动提供必要的资助或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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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716644 我们不能轻易确认航空公司可以不负责任。我们缺乏的是对责任的权威界定,对承担责任的动机的权威界定,对由社会责任引发的领导和共同责任的权威界定。相比航空公司,这种权威界定的缺乏在联邦政府部门内部更加明显。不负责任和缺乏责任感之间的区别在于,良知和法律责任可能有助于避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提升责任感则需要切实的主动性。判断需要行为的组织性基础,而不能仅仅依靠人们的个人良知。对错误行为的阻止不同于对正确行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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