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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假设是传统公司害怕新企业进入市场。如果外燃机只能由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和AMC这几家公司生产，而且将来也仅限于这几家公司，内燃机汽车的强制报废看起来就是在短时间内让五千多万辆汽车报废的绝妙策略。如果外燃机的制造技术（或者其他内燃机替代技术）如此困难以致缝纫机和潜水艇的制造商能否掌握这项技术还不明朗，那么汽车制造商能否从面向新晋企业的新技术中获益就很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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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相应的答案。还存在第四种有趣的可能性。汽车制造商难道不会学着像油漆匠、理发师或者承包商一样思考吗？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费用提升”规则很多时候对企业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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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反商业化规范的反对情绪当然存在。有一种并非总是毫无根据的理解，认为政府侵入制造业领域对受影响的企业来说往往意味着厄运。这种态度往往不针对利润，人们不喜欢或者装作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然而，人们不禁要怀疑政府规制是否像看起来那么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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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企业会默认接受不高于其竞争对手的惩罚标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会希望遵守一些社会标准，但是如果它的竞争者忽视这些标准它也不会单方面地遵循这些标准。我的建议是一项标准一旦得到所有公司的采纳，那么这项规则往往不会过于苛刻。通常一项会预先增加企业费用（或者将费用内部化）的措施在涉及企业利润的时候会表现的中立甚至会有利于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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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唯意志论和强制的虚假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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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问题是明确区分依赖企业自愿责任承担和强制性要求政府负责任地进行调控。在这两种糟糕的选项之间作出选择纯粹是在形态之外或之上，除此以外还有如此多的技术、工具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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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画线的方式提出问题表明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应该自愿完成但没有完成的，所以来自政府的强制是矫正性的也是惩罚性的。这就说明，通常是无意的和错误的，企业通常会更希望公众能够依赖于它们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政府强制是它们一直试图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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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会得出一个很有趣的替代选择，即允许公司自我强制。哈丁所说的“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本来指的是防治污染的政策，这里也可以适用于在对手提价的前提下进行的提价。强制的形式可以是政府对申请执行强制性规范的回应。政府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允许一项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合同性协议。而对于为实现相同目的的其他协议，立法可能赋予已经获得大多数公司认可的协议以强制性效力（在很多州实施的商品零售价管制就是一个近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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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企业需要的是协调一致采取共同行为的能力或者是它们能够用以协调行为的信息。可变速留声机可能不足以引起消费者对监管行为的要求，但是保险杠高度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简单、可识别、容易记的标准能在消费者和保险公司那里留下印象，那么单纯的建议就会变的对国内汽车制造商具有强制性。夏令时的推行仅仅是一种调解时间和日期的公共宣告，所有人的期待都是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们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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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自愿强制二分法（近期在专业经济学论文中常被提及）的替代是法律义务的重新分配。对被侵犯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应对外部化的重要手段。无过错保险是一种新近的有趣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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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尝试是公共领域的引领。除了举出例证之外，政府购买权利还可以节省一些诸如重新设计产品的间接费用；而且政府合同一直被作为一种强化某些领域中雇用的手段，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某个企业的供应商而间接地对该企业发挥影响力。上面这两种技术都影响到了汽车设计：安全带、转向灯和安全杠标准可以通过规定警车、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方式发挥影响，从而让所有企业满足新的标准。（既然保护退休金计划的立法已经启动，联邦政府就能通过调整自己的实践作为范例，从而为私有企业退休制度改革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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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游戏规则已经成为政府另一个重要的重新定义和重构企业责任的方法。《国家劳工关系法》就是一个例证。多租户房东通过立法和法院能够取得或者正在取得讨价还价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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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运行的方案可以同时具有自愿和强制两方面的要素。任意性而不是绝对性的税收也是一种弹性的强制。补贴更是如此，即便人们不会对作为受益者的公司使用“强制”这种比较生硬的字眼。免税和共同承担费用的协议所具有的强制性就没有直截了当的立法规范那么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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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政府资助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了一种方法绕过强制-自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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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强制和自愿不是巨细无遗包罗万象的选择。它们甚至不是处于天平的两端，因为有许多技术实质上与二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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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市场不是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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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经济学家和商人会试图论证关于生意的生意就是生意，而这些人往往被指责为不关心公共利益。我们期待一家公司会为了赚钱极力削减成本并且只关注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当这家公司试图做一些正直的事情，比如植树、降低噪音或者设计买家并不感兴趣但是能满足审美标准的汽车，结果就是更高的价格、更低的工资或者把潜在的分红浪费在这样一些东西上，这些东西本身是无害且美好的，但是仅仅体现了总裁们对公众期待的回应或者为他们自己留下好名声。即便是对这种行为的受益者来说，接受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的善”所获取的收益还不如接受等量或者少一点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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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营者当然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钱。如果他们乐意为消费者提供比他们愿意为之承担的价格更好的商品，或者给员工播放音乐，或者通过支付高工资的方式补贴特定群体，至少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只有国税局会关心潜在的浪费。但是当大型公有企业的主管们这么做，就会带来争议，他们不仅是在花别人的钱，而且在其中还融入了自己的个人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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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玩笑开始的论证可能很恰当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企业试图行善，它们实际所能完成的非常有限，并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中的现状是公平的，而且只要市场需要企业可以进行残酷的竞争。根据这个思路，该走捷径而没有走捷径的企业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并很有可能就此消亡。生意就是生意，适者生存。就像政府总是宣称对国家生存承担的义务高于对选民的义务，就像宪法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会关注表面的博爱，企业有的时候也要遵循人们称之为丛林法则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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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不适当地贬低了丛林法则。康德拉·洛伦兹在著名的《攻击与人性》中给出了大量例证说明进化反映了物种生存需求，也反映了个人的生存需求。有利于个人但不利于群体的行为模式受到反复的压制。成年狼的神经系统让它不具备攻击幼崽的能力。如果这种制约没有存在于狼的神经系统，成年狼在还是幼崽的时候根本无法生存，它的父母也不可能把它生出来。丛林法则有它自己的戒律，没有它们，没有自然的限制，物种就无从繁衍。无法无天绝不是丛林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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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企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应当利润最大化，这是不是与我们对一般人的期待有所差异。我们可以指责促使疾病泛滥以推销自己服务的医生。我们不希望车辆抛锚的汽车司机给路过的司机10美元以换取电话求助。我们会鄙视给粗心顾客安装根本不必要的昂贵零件的修理工，我们鄙视他是因为如果我是这个修理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知道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一些个人道德是巨大的社会财富。阻止我们以高昂的社会成本换取微小的个人收益是有好处的，因为从整体看，损失更大了。信任和诚实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洛伦兹将动物的克制描述为“道德的行为对比”很可能是对此进行了倒推。也许人类道德是一种对丛林动物天生不能违反的本能戒律的必要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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