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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吸烟者都曾尝试过戒烟。外科医生总协会已经持续40年警告人们吸烟有害健康，几乎所有人都已对此有所了解。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把香烟真的放在人所不能及的地方，且人们也可以公投决定是否实行此方法，那么，我猜想很大一部分吸烟者都会选择让自己不再有点燃香烟的可能。他们会为此付出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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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会成真。不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运动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戒除大麻运动，都让这种努力看起来毫无希望。反对禁令的人会开拓香烟走私市场，至于对走私市场从何压制，则是无人知晓。而走私市场一旦形成，支持禁令的人即使投入相对以往更多的力量也很难抵制香烟了。即使该禁烟法案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人们心里还是清楚地知道，若是能有机会偷运一些香烟进来的话，人们依然是会购买的。黑市会应运而生，而即使宁愿黑市这一市场不复存在的人也会惠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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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存在一种可靠的戒烟途径。假设就算是想要吸烟的人也能够借助其成功戒烟，它既不会让人苦恼、焦虑，也无须泄露隐私、限制人身自由，对身体还没有任何副作用。对于5000万正在吸烟的人，以及3000万已戒烟但也许会重蹈覆辙的人来说，什么会是值得的呢？我们假定，能让人戒烟或不再次吸烟，既无痛苦又可靠的途径，存在着一个3000万顾客的直接市场。假如想要戒烟的人和想要继续吸烟的人所吸的香烟数量一样多，那么，这3000万即将戒烟成功的人每年会花费约100亿美元在香烟上。如果吸烟者在成瘾症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的情况下本会再吸15或20年，而戒烟成功后他们能够以4%~10%的“实际”利率（已对通货膨胀进行校正）将未来从买烟中省下的钱折现，且戒烟的价值最少可以与天气回暖所省下的汽油的价值相当，那这一估计值最少也在1000亿美元左右。之所以说“最少”，是因为我们在此只估算了节省掉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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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戒烟后能够拥有更洁净的牙齿和更干净的烟灰缸，告别恶习而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还能拥有更健康的身体和更长的寿命。而自己的配偶、子女、父母双亲和友人也能够摆脱这种危险的成瘾行为的影响。为了摆脱吸烟导致的经济损失而获得以上种种，人们会愿意付出什么呢？对此，我们无从得知，所以只能去猜测，因为人们自己也并不知道。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他们”，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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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还可以换种方法表述，如果有种东西能让吸烟者几乎不丧失吸烟的乐趣，但同时又让他们的习惯变得健康，还会受到外科医生总协会的认可而不是声称该行为是危险的，那么吸烟者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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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听听我的推测，你也许会与自己的推测做一下比较。告别吸烟或者说告别吸烟的结果所带来的价值，远远多于购买香烟上节省下的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按当今美国吸烟人口的3/5来折算，无焦虑、无苦恼并且可靠的戒烟方法所带来的价值，将会高达万亿美元，那是相当庞大的。这还只是针对已经开始吸烟的人计算的，并不包括还未吸烟或者说还未想要戒烟的孩子，毕竟他们在15或20年后才会成为戒烟方法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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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考虑的，并不是假如我可以垄断一种灭除吸烟需求的尼古丁口香糖将会拥有多么大的市场。我仅仅是想感觉一下，上述戒烟措施的消费群体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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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仅仅是人们沉溺成瘾的种种习惯行为之一，但它广为传播，是最好的例子。除了已经习惯成瘾的人之外，人在生理上对香烟没有任何需求；虽然公认香烟有害，但也只是在统计学上才能显示出长期累积会造成伤害；大多数人想要戒掉，特别是如果能免去断瘾不适的话，却很难戒掉。但是，就算人们必须要遭受断瘾的痛苦，只要他们确信自己能够成功，还是很有可能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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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稍加猜测与推算，很容易就可以推出以下结论：基于目前的消费者总量可粗略算出，消费者的自我管理问题很容易就催生折现价值在万亿美元的市场。但是，不论你算出的结果是万亿美元除以三还是乘上三，都没有关系。为了表明市场的大小，我们再按年计算一下，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百亿美元能涵盖得了的，而是更趋近于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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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模有多大呢？近日来，有人说这相当于能源市场的大小，虽然这只是对总量进行比较所得，但是毕竟我们连其实际大小都不知道。有些人担心消费者无知、在预算上无能，尤其是穷人不会合理用钱还有会带来不良后果的误导性广告。确实，有的广告会让人相信自己心情不好、体味不佳，从而需要一些喷雾状的瓶瓶罐罐的东西。但我则想说，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消费者自我管理的缺陷。换句话说，如果人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克制自己戒除曾认真下过决心的事情，也包括他们若是没有心灰意冷的话本该下定的决心，那么，所有这一切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也许那些关于消费者无知和预算管理的常见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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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一些控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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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新年决心的问题上来。新年决心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它有时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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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在新年伊始会有一些“投入”。自德鲁伊人的时代以来，冬至日就相当于一个新开始，是不容许人浪费的时机。你若是虚度了冬至，那么，整个一年你都会过得很糟。早早做出决定，等待树叶褪色的日子到来，就相当于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如果一个人想要让自己真正下定决心，那么，生日、新年或者新工作的第一天都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因为它们代表着新时段的开始，能让自己与过去一刀两断，甚至还会有一些神奇的魔力。在新年这天履行自己的誓言，哪怕在浴室的镜子上用口红写下决心，或是把决心的内容印好绑在手腕上，都能给自己留下严肃认真的印象。这样做可以激发自己的危机感，不单是因决心本身而惴惴不安，更平添对失败的恐惧感：一旦违反了自己的法则，那就会自信心全失，整个一年也就泡汤了。至少，我们也可以试着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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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向家人和伙伴宣布自己要戒酒、戒烟或是不再吃薯片时，上述机制就会更加明显了。特别是如果他花费了数周，想要周遭的每一个人接受自己新的开始的话，羞耻感会对其行为形成很大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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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状态下，也许还可以有法律性的安排。一个人可以到市镇办事员那里立下决心，支付款项，并将决心内容公开；当自己违反誓言时，他人可以证据检举并获得奖励。我想这是难以执行的，其中既没有涉及损害赔偿，合约本身也不具有效力。但是，此人或许会对“公民逮捕”行为授权，可以说是给“好心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一种豁免权。可此举会招来一些为了获得奖励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防止承诺者把盛花生的盘子清扫干净，难以履行自己的决心。而当他们举报承诺者后，又会获得其满怀感激而支付的赏金。在一个自我想要告诉另一个自我强迫其接受违背意愿的束缚之日，如果法院正好停止工作，那么，比照承诺者之前誓言所述的特定违法行为而言，此时的他就是一个罪犯，是赏金猎人所检举的对象。如果承诺者使用强制措施防止自己在半夜三更做出违反诺言之举，那么，在第二天早上，他会像那个让我不盖毯子入睡的自我一样，对自己这一无意识的解救方法感到心满意足，并因此推掉恼人的民事律师的帮助，那又有谁能够维护他的权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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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也是对于“何时”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这个问题极为需要一个坚定的回答，“已经开始”才是最为正确的答案。打个比方说，一个人计划在某个周四比之前早起一小时，但却在闹钟响起的瞬间明白过来，周末才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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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绘了战后欧洲大陆上美国军队的样子，他提出的“玻璃橱窗”阻止了人行道上的小偷，对于自我管理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准则。清晰描绘的定位线，毫无歧义的规定，直接明了的准则，即便是最具灵感的诡辩家也难以偷梁换柱，“蚕食术”也会一筹莫展。这种方法使问题变得更简单，比如相对于监控核武器的使用，不如将其全然禁止；而要是想戒掉香烟或口香糖，相比限定数量，零容忍会更为可行。有一段时间，我只允许自己在“晚餐”之后吸烟，尽管这个方法行之有效，但却让我在感恩节午后推理思考变得异常痛苦，也把乘飞机飞跃大西洋上空的时间变成永远过不完的下午。而且，在离开滑雪坡道驱车回家的路上，“晚饭后的香烟”还刺激我购买了很多三明治式样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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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性规则”是很有成效的。包括摸脸、玩手指在内，很多恼人且不堪入目的小习惯都与“先导”的一些习惯行为有关，虽可以避免却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再现。无伤大雅的行为、非强迫性的行为与其所导致的困境之间存在的相关性，而受害者通常却未意识到。希望戒烟的人有时会发现，在戒烟初期同时戒酒会带来一些帮助，因为一个人在几杯酒下肚神志不清后，会更容易为餐后吸烟找借口。给薯片做广告的家伙们往往对自己十分自信，以致在电视上对我们挑战，看谁可能做到只吃一片就停止。假如你不想让孩子们去游泳的话，那就最好不要让他们接近水；如果不想让婴儿接触到香皂和有害物质，就最好不要教他们去打开装满了这些东西的柜子。同理，在药物治疗、节食和戒赌时，很重要的是，应避免与所戒除内容相关的暗示与诱惑。我在住旅店的时候经常有个额外的期望，就是在我入住期间，旅店能把我所居住房间的电视功能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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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家族中，有一类往往难以处理个人问题，那就是欺骗。一个人确实能够将钥匙扔到黑暗之中，让自己直到早上到来之前都找不到它，也能把上锁的橱柜或是汽车点火器放到自己够不到的地方，但是，要想把一样东西藏起来，然后就忘记藏在何处，则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自己还想在某段时间内再找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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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欺骗让他人相信风险确实很高，从而心生戒绝的念头也是很困难的。根据药物治疗师的报告，若是告知成瘾者一旦断瘾急性期过去就不需继续用药，将能够减轻其紧张与不适感。医生表示，与有所选择相比，病人若是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他们的状况要求其必须当即停止吸烟，那么其戒烟过程则会变得更加坚定与舒服。持续地犹豫不决，或是一再地做出决定与抗拒诱惑，会增强戒瘾过程中的不适，也更难抵抗诱惑；而且，应当以必成定局的感觉告诫任何希望戒烟的人，就算他身体别的部分很健康，但下一根烟就会致他于死地。虽然他的医生可以欺骗他（很可能不会，但是也可以这样做），但他却不能欺骗自己，至少不要轻易引导医生来欺骗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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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模型。医疗管理衍生出的现代技术也同样包含了一些带有较多虚拟色彩的装置，当受监控的病人惊醒后，装置不仅可以遥控发出警报，也可以释放出药物或电流让人失去知觉。制度规定假释犯每天必须现身一次，或是每三个小时打一个电话报到，又或是处于某人的监护之下且假释犯一旦违反要求则会使监护人沦为共犯。假释犯的身体也许能逃脱监视，却会因再次被捕的担心而打消念头。不守信的行为还是会屡见不鲜的，为了让假释犯无能为力脱身，部署禁止任何人从公共场合逃离是个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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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正面的行为则需要不同的策略，其中有些和针对戒绝行为的恰恰相反。比如说，把完成博士论文之类的繁重任务划分为许多小的部分，这样一来目标变得更为直接而易于实现，不像整个任务一般令人生畏。就算不设定分步工作的目标，限制时限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有效的。在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中，人们被迫去进行一项穷尽一生都难以完成的任务；学一门新的语言或是一项新的竞技运动，最终都需要在看似无限的平台之中开启一段漫漫征途。整数的目标会对慢跑者有所激励，如果二英里和五英里之间并未设立分段标志，那么，跑步者会选用轻而易举就能跑到的五公里距离来测量。我们也可以利用人们往往低估未来的弱点，因为中程时限看起来没有什么威慑力，所以人们乐于接受，甚至渴求设立中期时限。其实，这更像是转移人们对未来的视线。人们都明白，若是没有了“今日逝，不再来”的时限，已经承诺的任务就永远都不会得到完成，甚至可能都不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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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其中将涉及“三个人”——三个我或是三个你。这个案例是由适度的奖品或惩罚引起的，其运作方式如下：一个人告诉自己，只要不吃午餐、不看喜欢的节目或是周末不去滑雪，那他就可以晚睡并省掉健身计划；或者他答应自己，只要每天都早起就可以看五局电视棒球比赛。此类计划只在两种情况下才起作用：第一，奖品或惩罚要有足够的诱惑力，诱使预期希望的行为出现；第二，想要闭着眼关掉闹铃的“某人”，会相信另一个“某人”稍后会有勇气执行惩罚或者取消奖励，尽管他们事实上是同一个人。人们告诉我这是有用的；我尝试过并发现确实如此。如果A缺乏从床上爬起来的勇气，那么，因为C早先制定了规矩，B便拥有了一种刚毅，绝不在晚起床后看棒球。如果我不能让自己直接在闹钟响起时起床，那我就得让自己在之后丧失一些别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遵循预期按时起床后会得到的。按决策理论学家定的话说，可称作“非可传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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