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717100
这其中的有些是很简单的情况。但是我所说得简单是决断起来简单，而不是应对起来简单。假设我们遇到了这么一个人，他坐在冬季森林之中昏昏欲睡，几乎都没有了知觉，但是又拒绝跳起来活动一下来取暖。那么，既然让他活动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就此遂他所愿不去管他呢？做出这一决定应该不会太困难。
1701717101
1701717102
而有些情况我却觉得一点也不简单。在我之前所提到的每一项分类里，都至少会存在一些简单的情况，而且我试图用带有足够偏见的语言来对它们进行描述，以让你对其认真地思考起来。除前文提到的以外，我还要再列出两项。第一项是欲望，这针对的是食物、烟酒以及任何人们能吃能闻能够注射或是涂在皮肤上的实质性物品，这些物质可以让人上瘾或产生依赖性。（我可以将一些让人上瘾的行为包括在内，比如赌博、打高尔夫、读早报，但是这些行为更应该归在我先前列出的着迷这一类别中，而不是在这里与尼古丁和巧克力摆在一起。）这些欲望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相对于醉酒更希望保持清醒。这些让人上瘾的麻醉剂中的一些可能只是因为被禁止和不被准许所以才变得有害。而有些尝试戒烟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注定要失败或是会经常重蹈覆辙，感到对胜利的追求不会有结果，也就更倾向于放弃。
1701717103
1701717104
另一项是持之以恒，其对立面是拖延与放弃。有人为自己制定诸如日常锻炼、练习钢琴和牙周保健的计划，却经常会半途而废。慢跑者不喜欢得到大家的关心。很多好的初衷之所以夭折，只是因为缺乏不懈地执着与奉献，而那些成功执行计划的人，则可能会在最后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无趣并且感到后悔。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已被拖延症所占据。（我感到，不论是我自己还是身边的人，都受到了拖延症的侵扰。）我们中的很多人为了做事稍有些进度，而给自己背负上最后期限或是短期目标这样的压力。社会控制也在其中扮演着角色，1982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里就给出了一个很棒的例子，那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写的一篇评论，内容有关于激进的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的生活与作品。“1957年年末至1958年年初的冬天，在他那幢被炸弹和手榴弹的爆炸碎片刻上了凹痕的房子里，我第一次拜访他。他的书架里塞满了自己出版的作品，面对着眼前这番卷帙浩繁的景象，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卢卡奇察觉到了我这种孩子般的惊愕，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乍一看敏感又调皮：‘你想知道要怎样才能完成一项工作吗？答案很简单，就是软禁啊，斯坦纳，把自己软禁起来！’”。
1701717105
1701717106
让我来再审视一下这其中的一些描述。我之前说人之所以早上起不来床是因为还未完全恢复清醒。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这个人不能完全认识到假如上班迟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设定闹铃的自我又考虑到起床带来的不适感了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要注意到一点：我可不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我不指望这会改变你的看法，但是在一些更为困难的情况中，我意识到提醒自己一点是很重要的——在思考这些情况时，我并不公正。我只有在清醒时才会写下这些，而如果是这样，那么想赖在床上的那个自我的想法就无法得以体现。
1701717107
1701717108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公正。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拿捏。为了自己的舒适与便利，我希望人们举止文明，开车小心，而且不要当着我的面乱发脾气、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自己应做的工作。因为我不吸烟，所以我不希望我周围的人吸烟。只要存在限制毒品滥用的法律，那人们可能就不会对触犯法律的事物意乱情迷，一切都会简单起来。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这些行为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也因此成为利益相关者。即使我相信，某个可怜而压抑之人的真正自我只有在他醉得不轻时浮现，他会承认自己瞧不起妻子和孩子，从把他们吓到半死中得到满足，当这个压抑而拘谨的自我请求我的帮助时，我也有自己的理由协力配合他。只要我可以，我就会帮他保持平静，还会在他喝醉时限制住他，保护他的妻儿，让他们离他远一点。
1701717109
1701717110
那么亚哈呢？当我第一次想要提到他时，我是把他当作一个简单情况下的戏剧性例证。我当时是想，如果我是亚哈的话，在一切结束后我会很感谢你按住了我。但是现在我又想知道这又证明了什么呢？
1701717111
1701717112
如果我得以活下来是因为你伤害了别人，那么我对你的感谢并不代表你做的是对的。如果我说假如我是亚哈我会愿意接受烧灼，那你会注意到，我在说这个的时候是毫不畏惧的，这也使得我的决定值得怀疑。很难断定我是否在吹牛，因为我不会经受烧灼。而如果会的话，我将表现得像亚哈一样，你也就不会相信此时此刻的我完全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1701717113
1701717114
假设我将经受烧灼，相邻房间的亚哈也要经受烧灼。那么忽略掉个人请求的你，会不会询问我该对亚哈怎么做？
1701717115
1701717116
在烧灼处理完伤口后，我恢复健康并对你表示感谢。而你却给了我一个坏消息：另一只腿也感染了，我只有再接受一次烧灼才能活下去，但是时间可以有所延缓。我会不会因为怕你以为我愿意如此，就收回对你的感谢呢？时间上的延迟会有什么关系吗？
1701717117
1701717118
要怎样才能知道为了活下来而经受一小时的极度伤痛是否值得呢？我暂且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无从知晓，至少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蕴含了一种不可判定性，很多经济学家都将其归结于人与人之间效用的比较。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我们没办法去测试，甚至定义一个人是否会从一顿饭、一段假期、一个温暖的房间、一次消费中比另一个人得到更多的欢乐、效用或者说满足感，也无法确定如果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这快乐是否可以与痛苦代数相加。而这意味着，如果为了让我活下去你必须烧灼亚哈的残肢，那么就没办法确定，当你赦免他的痛楚而不管我的死活时，这个由我和亚哈组成的二人社会是否会共享净效用。
1701717119
1701717120
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正要被烧灼、离死不远的人是我，那么为自己做出决定不会比为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做出决定来得容易。
1701717121
1701717122
如果我把亚哈想象为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而拯救他意味着让他承受一小时的折磨，那么这会让事情简单些吗？还是会更难？你可能会问，既然我刚刚说了判断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难易程度又从何谈起呢。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承认了人际比较在原则上的不可能性后，站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角度上看问题，也就是承认它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决定的实际问题。是否该劫富济贫，是该把音乐会的票给一个音乐迷还是一个仅仅喜欢音乐的人，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会犹豫不决。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我们总要面对这样的决定。
1701717123
1701717124
所以，我很可能推断这些决定不是以效用比较为基础的。那么它们的基础是什么呢？在亚哈的例子里，我想我的基础是表明立场。那么我站在哪一边呢？如果我不会直面痛苦，那我应该会站在想活下去的亚哈那边。我想我不知道该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判定出他的生命值不值得这份痛苦。当我尝试时，我发现自己也被疼痛压垮，而且为了抱定自己对亚哈的决心，我放弃了去比较。
1701717125
1701717126
这种矛盾情绪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和政治哲学中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学中，对于个人理性选择这一领域已有诸多探索。除此之外，也存在着关于社会选择的有趣领域，在其中会把理性个体的个人行为与集体决策相比较。我们都对集体无法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习以为常，我们发现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会指向集体的偏好。随着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的研究最广为人知），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深信，通过类比单一个体来模拟出集体的决定是没用的。我认为，普通人有时也不是单一的理性个体。在做出一些决定时，我们中的某些人并非教科书中提到的那种消费者，而更像是一个小的集体。冲突不单是在两个不同的人一起选择时发生，在单独一人抉择时也会如此，个体做出的决定也不一定会符合理性假设。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个体是指生活中的人。
1701717127
1701717128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在一个人的两个自我中，通常只有其中之一在某一时刻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说两套价值体系会轮流变换，而不是与此同时综合在一起对人进行控制与审查。那么“理性决定”需要由正如集体选择这样的假设所替代。因为两个或以上的自我轮流占据同一个体，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思量，所以，就算每一个自我都积极地关注别的自我（或者某一自我持积极的感受，而其他方却不对此做出回应），也应将其视为一种策略博弈，而非联合优化。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加权系统能够把轮流变换的各个偏好同时考虑在内。而甚至，讨价还价和妥协的可能性，如果没被排除的话，也因缺乏内部调停者而受到限制。如果不同的自我无法同时出现，那他们也很难去谈判协商。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要想这样会很难。
1701717129
1701717130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讨论这篇论文时曾提出，通常来说“诸多自我”之一会致力于预先规划和策略行为，并做出一些安排以限制其他自我的选择。而当另一自我掌握控制权时，只会全神贯注于当前事件（他提出，这种策略态度上的不对称也许就是选择出真正自我的基础）。而在互惠策略行为的例子中（这种例子可能会更少），每个自我可能会雇用一个代理人去代表自己，授权代理人达成一个可实施的、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具有法律地位，但就算具有，交易的执行也可能依然难以管理，这只是提出了两个从来不共存的自我进行协商在概念上的可能性。
1701717131
1701717132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些会引起交替的价值取向的事情上，人的选择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展现出理性决定的特质，像是可传递性，“不相关”选择的不相关性，以及短期的稳定性。我们应该寄希望于那些伴随小组投票行为存在的议会策略，以及在权力和契约都无法施行时的第二选择。剥夺人的某些首选机会——也就是抑制被经济学家称为“帕累托最优”的某些状态，因为其他的自我会滥用这种机会，所以成为一个预期的方法：
1701717133
1701717134
不把酒或食物、香烟存在家里
1701717135
1701717136
不把电视机摆在家里
1701717137
1701717138
不把安眠药放在家里
1701717139
1701717140
不把枪放在家里
1701717141
1701717142
不把车钥匙放在家里
1701717143
1701717144
不把电话放在家里
1701717145
1701717146
不把孩子留在家里
1701717147
1701717148
关于潜在的自我而非平常的自我的戏剧性案例就是预期某个自我会在折磨、吐真药、极度贫困的作用下显现。稍微不那么戏剧化一点，就是预期在睡觉时梦游、梦中呓语、抓挠、挣脱掉衣服，还有就是让人容易发脾气的社会事件。其他熟悉的例子包括选择一个不供应甜点或酒的餐厅、午宴同行者不喝酒、为了避免丧失平衡而在打电话时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还有就是把钱放在家里以防购物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1701717149
[
上一页 ]
[ :1.701717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