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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死亡（或是即将死亡），谁会遭受损失呢？首先是死去的这个人，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在死亡降临之前，人们总是不想死去，而且还愿意为逃避死亡而付出代价。死去之人除被死亡剥夺了生命以外，还会拥有对于死亡的恐惧，由此产生的焦虑感也会明显而真实。得到死亡判决的人，或是被宣告逃不过死亡的人，几乎都不会把剩余的最后几天或是几个月看作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们可能会出于本能想紧紧握住时间，而这只对于全体人类而非个人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询问谁会愿意为规避死亡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多数社会都会统一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将死之人。根据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标准，潜在的受害者会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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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死亡是一个事件，而规避死亡则是一种消费品。在我们的社会中，死亡会不可避免地关系到与逝者关系亲密之人的福利。死亡是一种丧亲之痛，对于不可或缺的小型社会——家庭来说也是一种扰乱。因为在家庭中，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通常是唯一的，很难让他人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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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社会”，也就是他人。社会中的其他人可能会因一个人的死亡而受益，又或是遭受经济损失，尽管这些人与逝者之间毫无关系。在一些戏剧性的情形中，死去的人会是灵丹妙药的发明者、诗人、政治家，或是一个极度损人利己的罪犯，他们的死亡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与个人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成比例，所谓经济状况就是他的收入、支出、税负、贡献，以及他的公共计划与设施的使用情况。而其他人对经济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挣钱、消费，以及社会在自己身上的花销来体现的，故使用核算的方法就可以揭示其中大部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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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人化的事件。它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却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多影响。无论是求学与不良行为、歧视与动乱、感染与污染、尘嚣与美好、淫秽与腐败、正义及其实践，还是人为创造的例子，都是社会的兴趣所在，但死亡却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事件，只有死者与其家人才会与其有所关联。社会也许想要严肃地关注与对待死亡，却很难对此抱有过多的兴趣，除非这是一种如同服兵役与救助孤儿一样公认的社会责任。社会的兴趣会更多地集中于为挽留生命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合理的问题上，而不是这些努力是否取得了结果。人失踪了诚然要寻找，但一般来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乎（更准确地说，非常在乎）是否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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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所缴纳的税费和吃掉的学校午餐都有着不局限于个人的分支，能够促使他人对我们的寿命产生经济兴趣。这些分支的计算就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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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生计损失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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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社会在死亡这一事件上的开销时——这种开销也许会因某个降低死亡率的计划而减少——找出这些开销都花在了哪里和计算开销的总体数目同等重要。一般说来，总数计算以国家为基准，但是开销却可能不只以国家为单位，也可能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它可能会落在特定的经济领域中，落在特定的收入群体、纳税人或是福利政策享受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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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如果有机会规避死亡——也就是减少某部分人群的死亡发生率，那么在关注开销总数的同时，人们还会关注若是未能规避死亡那将会由谁来承担死亡的开销。首先，我们要找出利益相关方，说服他们承担降低特定群体死亡率所带来的开销。道德判断当然是可行的，可到头来，还是航空旅客希望航行更加安全、父母希望孩子得到更好的保护、俄克拉荷马人希望得到更高质量的飓风警报。所以，找到那些关心死亡的规避问题且愿意为此付出实际行动的人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其次，如果要赔偿死亡的损失，那么我们需要找出死亡的发生地及其影响范围。最后，考虑到正义与社会契约的因素，受益人应该为自己所得到的利益付出金钱的代价，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受益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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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关心死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尽管我怀疑不会有太多人对此特别留心。但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如此关心国民生产总值，那至少应该稍稍注意一下死亡对此造成的总体影响及其带来的经济上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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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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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层面上来看，死亡总体来说是一个人口经济学的问题。人口不仅具备领土意义，还具备国家意义。当夏威夷与阿拉斯加并入美国时，国民生产总值有所提升。而假如能把加拿大也并入美国来，数值还会增长得更多。这完全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关乎的是作为大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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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会存在于效率及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但在人口日益稠密、空间日益拥挤的同时，美国是否变得更加富裕了呢？这很难说。撇开军事考虑不谈，在这样的国家里，人口数量的多少所带来的差别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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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确实存有差异，我们很可能就会有意制定出移民政策。我们可能还会特意制定出家庭激励政策，像是资助孩子、向父母征税，或是针对不同大小的家庭设计出不同的社会保障计划以给予相应的激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把人留下是我们的目的，那么通过种种计划来降低死亡率的方式有些太过缓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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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一个孩子的价值？这一问题受到一定的关注，而其出发点也是要给人的生命界定价值。我们经常会看到家长在孩子身上投资，投资的过程中利息也在不断积累，而如果孩子死去，投资也就损失掉了。孩子若是存活下来，就会在未来挣得收益；死亡则会让投资打了水漂，未来收益也不复存在，而他折算后的净贡献，不论盈亏，都会随着他的死亡逝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他活了下来，他会创造收益、繁衍后代；而若他死去，其亲属会被他抛弃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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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这种人口经济学的计算是否是有意义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可以利用这一方法来计算损失一头牛的代价，但若是失去了一条柯利牧羊犬，其损失将无法以此来计算。尽管孩子并非宠物，但在美国，比起牲畜来他们还是更像宠物一些。毕竟如果在计算时将孩子比作未完成的大楼或是某些正在制作的昂贵物品，消费者的利益可能无法体现出来。而人口经济学的计算最多能被类比为一种替换成本，但却几乎无法告诉我们替换这一过程的成本：如果你无法拥有那个已然逝去、只留给你悲痛与孤独的少年，那么能否再生一个孩子替代那个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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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不。人口经济学诚然重要，但若是挽救生命值得我们来关注，那它的关注点也应该会是在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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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死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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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独隐居者离世了——这个人既不缴税，也不资助教会，对于参军来说也年纪过大，而且还没有任何亲属，除了墓地和预先付费的葬礼外一无所有——那他的死去不会带来任何损失或收益。不论他会愿意为活得更安全与长久而付出些什么，他现在都已然死去，没有人会知道付出与不付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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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哈佛教授离世了——他缴纳税款，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为联合基金做贡献，投了双倍工资价值的人寿保险，拥有参与社会保障的资格，孩子将来也会到大学学习——他的损益计算会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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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损失最大的是他的家庭，而我们要首先将他的生命与生计区分出来。他的家庭会怀念他，也会怀念他过去能赚得的收入。我们不知道其家庭到最后会更怀念这两者中的哪一个，而如果他是最近才过世的，那现在询问这些似乎也不太合时宜。让我们暂时把死亡带来的悲痛、孤独、家中向导与权威的失去、情感空虚，还有此人在家中所象征着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只考虑他的收入。此处之所以抛开这些不谈，不是因为它们无法衡量，也不是因为它们与我们不相关，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既不可转让也无法在市场上流通，没有一种“核算”方式能够对其进行估计。所以，让我们暂且把目光聚集在物质损失上，以此进行纯粹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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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承受的生计损失取决于制度与市场上的安排。在一个极度公社化的社会，或是一个极度个人化的社会中，可能会存在有分担损失的准则或是传统：孤儿会得到人们的出资援助，在邻里间轮流寄住，由近亲领养，被公共孤儿院接收，再或者让全体社会或是甄选出的可靠团体来承担其生活开销。而若是不这样做，人寿保险也可以达到几乎相同的效果。不论“保护性的慈善团体”是个真正友好的机构，还是仅有着特殊名字的现代保险公司，都起到了承担开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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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开销“真的”落在了家庭身上，而剩下的则是再分配，或者说开销“真的”落在了社会成员或保险客户（保险费支付条款能够反映其死亡概率）的身上，不免有些武断。家庭、社区以及保险市场，这些社会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体制都以可强制执行的义务为基础。至于是否将消费与所得等同起来（除了将父亲与孩子等同），这是一个社会选择问题。问题的重点在于，是谁支付开销或者说遭受损失，而不是这些损失中哪些是原始损失，哪些又是转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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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为教授的保险开销埋单呢？他们又需要为此支付多少费用呢？埋单的当然是投保人，具体的支付比例则依据其缴纳的保险金额而定，而如果教授属于优良风险或是其他特殊的范畴，则还要依据其所属死亡组别与他人组别之间的精算相关性而定。人们要为社会分担多少生计损失并非全由社会哲学与法律来决定，也可以由有序市场中的个人选择来决定。在这一市场中，人们能够如同规避作物歉收、通货膨胀与汇率波动一样来规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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