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1717423e+09
1701717423
1701717424 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主题。研究过程也许不比职业选择来得艰难，也不比我们真实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医疗决定来得痛苦。但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对此进行过研究，因为研究的成本很高，过程也算不上有趣。面对询问，即使只是促销活动，有些人都不愿意合作。而另一些人在必须做出决定时，宁愿匆忙做出一个可能错误的选择，也不愿意经历痛苦而为难的过程，作出更接近于正确的决定。其中一些不情愿可能是无意识的，而其导致的结果中的偏差也难以察觉。
1701717425
1701717426 此外，不同于大多数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家庭而非个人的决定。几乎每个死亡事件都至少会将两个人牵涉其中，而这些人一般都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如果一个人没有死去，谁会在其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是这个人自己、配偶（如果有的话）、子女（如果他已为人父母），还是父母（如果他还是个孩子），我们并不清楚。而对于同属一个消费单元的亲属来说，这个话题不免有些微妙，并不适宜在相互之间探讨。当受访者就安全计划与高危职业单独接受访问时，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在对妻子说自己会多么想念她（或是对丈夫说自己会多么想念他），就再婚能幸福的可能性发表看法，以及回答如果一个孩子死去，夫妻二人谁会承受更大的打击这个问题时，其动机都会是很复杂的。
1701717427
1701717428 死亡与焦虑
1701717429
1701717430 若是我们想要降低的风险本身很高或是过于逼真，以致引发焦虑之感，那么问题将变得更为困难。事实上，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也就是预期到死亡的可能）所导致的痛苦，通常很可能与死亡本身的代价成比例。如果一个人迟早要经历一场有一定死亡风险的手术，那么显然，他有时会为了避免焦虑而提高这场赌局的赌注，决定即刻动手术。高危职业从事者的妻子总会为其焦虑；在乘坐飞机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遇到过一个比拔牙时没使用奴佛卡因还要焦虑的邻座，而这样的人会在实际拔牙时为奴佛卡因花掉不菲的价钱。假设在40个人中，有一个人被错误注射了一种物质，而该物质会致使此人在五年后死去，医生知道这40个人都是谁，但不知道接受了致命注射的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而如果这些人都尚不知情，医生却告诉了他们真相，那这一行为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将会比错误注射本身更为严重。
1701717431
1701717432 死亡所带来的焦虑与死亡本身的影响相分离。不论是不会死的人、会死的人还是夸大死亡风险的人，都会感到焦虑，而焦虑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自己死亡概率的估算。这很重要，而且在降低死亡风险的过程中，这也是消费者利益的一部分。而一般说来，其估算值并不会通过任何形式的重复计算得到，却几乎全部与精神和社会状况相关——除非了解风险能够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或是夸大风险会导致人们选择不经济地过度回避。焦虑的解除是一种奇特的消费品，消费者从中购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一幅想象中的图景，一种感受。而要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必须听从自己的大脑，但不巧的是，其大脑却是不适感与愉悦感的根源。不论我们假设消费者有多么“理智”，都必须不能忘记一点，那就是消费者的想象无法为自己所控制（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想方设法保持理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镇定剂生意会有出路，以及为什么航空公司愿意随时为乘客提供酒精饮料）。
1701717433
1701717434 消费者选择与政策决定
1701717435
1701717436 接下来将解释为什么消费者难以明智地说出，降低死亡的风险对自己而言价值几何；又是为什么，他甚至都很难为此做出适当的尝试。同时也将解释为什么消费者并不善于在市场中做出关于死亡的种种普通选择。在一些选择面前，消费者不一定会做得更好，比如，购买人寿保险还是安全带；乘坐飞机还是尽量不坐飞机；如果把孩子留在家中，那是与妻子乘坐不同的航班还是同一架航班；选择有滤嘴的香烟还是没有滤嘴的香烟；饮酒后，如果可以选择搭乘出租车，是否还要自行驾车；又是否要在地下室的火炉旁安装一个火警探测器。因此，其所做出的市场决定可能会更具有偶然性（也许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非履行责任），但是，这些决定可能会是与其接受询问时做出的回答同样好的证据。
1701717437
1701717438 多数父母会选择尽量不乘坐同一航班（尽管在除夕之夜他们总会驾驶同一辆车回家），而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做虽然有些浪费但也合乎情理。尽管有些麻烦，可确实能够降低让孩子失去双亲的风险。但是，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hauser）建议我还是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了规避同时失去双亲的风险，就该让失去其中一人的风险翻倍吗？我认为，要想就这个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会很难，而且很可能与家中孩子的数量与年龄都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还只是孩子的福利，若是还考虑到父母的福利，所牵涉的因素就会更多了（显然，婚姻美满又没有孩子的夫妇在旅行时应该乘坐同一架飞机，不只是为了能够相互陪伴，还可以消除承受丧偶痛苦的风险）。我的重点不在于我现在改正了原来错误的认识，而在于我先前没有将这个问题考虑清楚。同样，尽管我现在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又不能确定得出的答案是否正确；而我依然还不想与妻子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讨论（写这篇文章时，孩子们还年纪尚小）。
1701717439
1701717440 而如果可以，消费者显然会通常避免这些问题。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生可不只是为执行者提供指导意见的手术分析者而已，他们还是专业的决策者，不仅为病人诊断，还为其做出决定。这是因为，医生在决定时不会像病人那样痛苦且懊恼，而会更加冷静，希望与恐惧的情绪不会交织在他们的心上。
1701717441
1701717442 然而，在考虑降低死亡的计划时，这些都是必须做出的决定。我们可以采取民主的方式，让消费者通过市场、直接询问等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方法来为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也可以采取独断的方式代其决定，而这也许会更为专业，具体而言就是在尽可能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帮助消费者在一些需要深思熟虑、更为抽象的问题上做出决定，或是雇用对该家庭知根知底、清楚了解死亡会为这一家庭带来的后果的人，让其帮忙做出决定。
1701717443
1701717444 而如果到头来我们发现，安全设施与健康计划都只是公益事业，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而税收体系也不会将益处带来的开销分散开来，那么，对于需要共同决定实行与否的某一计划，有人会抱有强烈的兴趣，有人会感到无关紧要，还有人会存有反感情绪，这就与政府部门所做出的其他预算决定没什么两样。我们无须因生命“无价”而感到紧张，也没必要因富人相对于穷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延长寿命，且富人和穷人都更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群体有利的计划而感到奇怪。也许有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不应该让穷人乘坐更为危险的次等飞机，又是为什么不能允许赶时间的人给飞行员好处以让他弃安全规章于不顾超速驾驶。但是，我们应将这些理由明确地引证为经济原则的限制条件，而不是凌驾于经济学之上的“基本原则”。
1701717445
1701717446 一些量化指标
1701717447
1701717448 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找寻证据证明人们会为了避免死亡，或是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人死亡而付出怎样的代价，那么我们会期待得到怎样的答案呢？有没有优先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数量级顺序、上限或下限、基准或是核算尺度，以此体现出死亡率的降低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精于计算的消费者而言的价值呢？有没有某一好的指标，比如人寿保险、避雷针、高危职业的收入，能够成为我们估算的基础呢？有没有某种比例因子，像是个人收入，能与理想数值成比例或是有着函数关系呢？我们的估算又应该依赖社会和经济制度到何种程度呢？
1701717449
1701717450 在一开始，我们可以推测，任何以市场证据为基础的估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让因子限制在2~3个以内（也有可能会有5个，甚至10个），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经过深思熟虑、详细询问以及听从专业建议之后也会选择出同样的因子。之所以做出这一推测，是因为根据对人们所做出的大多数与偶然事件相关的市场决定的观察，事件的概率本身并不为消费者所知，有时甚至也无法根据统计数据得出，也几乎无法广泛应用，而且其中混有的联合产品还会让证据变得不够可靠。如果保姆有可能在家里着火时救下全部或是部分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会愿意付给保姆多少钱呢？只需稍做一点研究，我们就能计算出离家期间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灾祸的可能性，有保姆保护的情况下孩子能够生还的可能性，以及无人在家时孩子能够自救或是获救的可能性，而主人愿意或是拒绝付给保姆的费用就反映了孩子生命价值的上限或下限。如果要将此和火炉的类型与使用情况、房子的形状与构造、屋檐与窗户的位置、不同年龄与性别保姆的工作能力、孩子的年龄与性格、当时的季节、消防部门的救援能力、邻里的警觉度、主人白天和夜晚不在家的时长联系起来，那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了。除此之外，保姆还能够提供其他的服务：他们哄孩子上床睡觉；安抚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当孩子生病时给家长和医生致电；遛狗；防范家中遭窃；有时甚至会帮助清洗碗碟（读到这里，家里有小孩子的读者应该庆幸这只是一篇理论性的文章）。另外，家庭支付给保姆的工资还取决于做出决定的是丈夫还是妻子，当地习俗如何，家中亲戚近年来有没有雇用保姆的亲身经历。但是，这一“市场调研”的实证价值却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限制在2~3个因子的估计值。
1701717451
1701717452 作为收入函数的价值　在人的收入所得、预期支出、愿意缴纳的税费和其愿意为增加自己与家人的生存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之间，是否会存在有某种能够预期的，或者说理性的联系呢？具体而言，在他的预期支出与预期收入，或是他的现有财产之间，是否存在有紧密的核算关系呢？
1701717453
1701717454 很多对于救生价值的检验都考虑到个人收入这一部分，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所做的贡献，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推测：挽救一个人生命的最高代价就是此人预期在未来能挣到的全部收入。答案看上去确实如此，如果我们问自己挽救他人——就个人而言对我们来说无差别的他人——的价值是多少，我们会为他付出的最高代价就是他对生产总值的净贡献。但如果我们问，增加他的生存概率对他而言价值是多少（或是把这里的他换成我们）？那就很难说他（我们）余生的收入能够为挽救生命的价值确定出上限或下限。
1701717455
1701717456 我们无法假定一个人会愿意为消除自身死亡的可能性（在这里用P来表示），而付出多于、少于还是等于其P倍的折现后的预期收入。事实上，不论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行折现，我们都无法假定一个人的未来收入会与他为降低自身死亡的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存在任何联系。
1701717457
1701717458 我不是说，一个人预期一生可挣得的收入与其愿意为降低自己年龄段的死亡率所付出代价的估计值没有关系。但是，折现后的一生总收入之于估计值的关系，仅仅相当于其与消费、储蓄、辞职以及购房等普通决定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收入与财富数据的一部分，会对决定产生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函数关系，而不是核算关系。人会愿意为规避死亡、伤痛，或是为将厨房装修得现代化而付出的代价，是一个关于当前收入与预期收入的函数，无须特别的加总关系。
1701717459
1701717460 有时，人们会受限于在一种显然的反常现象上，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消除1%的死亡风险而放弃一生总收入的2%，那么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放弃自己两辈子的收入，如果他的债权人足够警觉，他就无法这样做。但是他并不需要这样做。为了消除一分钟的剧痛，我会愿意付给牙医一小时的治疗费用——就算能为别人止痛我也愿意——但若是我一生都要承受这种剧痛，那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没有必要知道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当个人就降低小风险做出决定时，“挽救生命的价值”不过就是一个数学模型。只有在100个人会愿意为挽救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生命（不确定是谁）而放弃相当于两辈子收入的时候，这才有实际意义（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类比。在计算工作强度时，最常使用的指标是全时约当数（full-time equivalent），所以我们可以把挽救生命的模型用全生约当数（full-life equivalent）来指代。如果平均下来，我们愿意付出一年收入的2%来消除死亡风险的1%，也就是说，我们会愿意为挽救我们这100个人中一人的生命而共同付出两年的收入——那就可以说全生约当数的值是两年的收入。）
1701717461
1701717462 让我来猜想一下。如果问人们，在某一时期将其死亡可能性减少特定百分点对他们而言会有多少价值，我们会发现，这一价值会比其预期一生总收入的折现价值乘以相应百分比后的数值要高。从数学计算上来说，如果我们告诉一个人，他在未来三年内意外死亡的可能性是9%，而通过采取某种措施这一数字可下降至6%，并询问他，如果能把他在这段时期死亡的可能性减少3%，会有多少价值（其他时期的死亡率不会发生改变），我推测，这应该会值得他永久放弃自己收入的5%，甚至10%。
1701717463
1701717464 这只是我的推测，基于20个对象的调查访谈结果，而且与处于职业收入阶层的父亲有关。读者可以自行做出回答，把自己的答案也加入到我的样本中来。
1701717465
1701717466 死亡自身与焦虑的比较　在开展调查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前文所述区分出死亡本身与死亡带来的焦虑之间的不同之处。举例说来，如果有人问道，消除儿童时期患病死亡的可能性的价值几何（或者拿一个与死亡相当的问题进行说明，比如减少因先天缺陷与胎儿损伤而引起婴儿畸形的风险），被询问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不仅因小概率事件本身而烦心，还会因伴随风险产生的焦虑而烦心。
1701717467
1701717468 如果把焦虑和死亡这一事件放在一起评估，则会存在一个特殊的难题：两者并不会固定地成比例出现。也就是说，随着风险的减少，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具体而言，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风险减少的价值与风险减少的绝对数值之间是成比例的，风险从10%下降到9%与从5%下降到4%的价值也几乎是等价的。但焦虑却无法遵循类似的规律。就算是一个头脑冷静、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自身与家人的焦虑的消费者，很可能也不得不承认，焦虑和困扰是一种心理现象，很难凭理性掌控。而我们若是能够通过判断、自我催眠、禁止进行烦扰的对话、规避或真实或虚构的刺激、使用手术与药物的方法控制这些心理现象，焦虑的问题就可以完全得到解决。如果某一个家庭有着较“高”的小概率死亡发生率，高到引人焦虑，但又低到让人不至于焦虑，那么一旦死亡的风险得到消除，其益处除了长命百岁外，还有摆脱焦虑后的释然。
1701717469
1701717470 焦虑取决于风险的绝对水平以及刺激焦虑感产生的事物出现的频率和逼真程度。或许存在有这样的临界值，在其之下，风险会被人们所忽略，而在其之上，风险带来的焦虑感则会完全占据人们的内心。这取决于风险是时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在一个时间点集中出现。毫无疑问，焦虑感只会由人们自己所认为的风险多少来决定，与实际风险程度不存在直接联系。而一种风险的存在也可能致使心理对另一种风险产生反应。此外，焦虑感会与不确定感觉的持续时间有一定关系，而且甚至会相反地与死亡本身的风险产生关联。
1701717471
1701717472 换句话说，决策论、概率论、对风险与价值的理性计算，这些事物都会与死亡的规避相关，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明显，但确实相关。不过，它们与涉及恐惧、焦虑、释然等感受的选择之间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无论如何，通过种种复杂的风险分析，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对风险感知的敏感程度，还很可能使得不适感与风险自身更接近于成比例的关系，但这也并非定论。
[ 上一页 ]  [ :1.701717423e+09 ]  [ 下一页 ]